张謇，是清末状元，他一生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作品大多收录于《张謇全集》。张謇的论说体散文紧扣时代、关注现实，在扬新之余又保留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散文跨越半个多世纪，记录了一生的心路历程、事业人生和社会变迁。本文从时代背景和张謇的个人主观因素两方面入手，分析其论说体散文产生的原因。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学作品也是结合社会客观因素和个人主观因素的产物。纵观古代文学历史中独树一帜的文人作品，李白诗浪漫豪放、杜甫诗沉郁顿挫，李清照诗缠绵哀怨……它们皆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张謇作为新旧时代交替下的特殊人物，在其论说文的创作中既有时代投影，又凸显自身生活经历，这些因素为张謇的政治思想、文章创作奠定了基础。
　　一、张謇论说体散文产生的时代背景
　　张謇的一生经历了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张謇出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此时的清政府正在艰难中生存。咸丰帝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1851-1861年在位，其间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58年，由于大沽炮台沦陷，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各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侵华联军大举入侵，攻占天津，随即进犯北京，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亡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恭亲王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
　　1861年，咸丰帝病逝，其子同治帝继位。“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官员不甘落后，纷纷上书提出“自强”“振兴商务”的思想主张。西方列强入侵和清政府统治腐败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大量文人不断抒发政治己见，抨击社会弊端。
　　同治帝幼年继位，并无实权，早逝后，光绪帝即位。光绪帝一生受慈禧太后挟制，也未曾掌握实权。
　　1874年，张謇投奔江苏通州知州孙云锦，随军做了幕僚，在此期间结识了袁世凯和吴长庆等人，后来跟随吴长庆平定朝鲜叛乱，其间受到了“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的赏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1895年，张謇受社会环境影响和洋务派自强求富思想鼓舞，认为发展实业才能救国，回到了家乡南通开始创业。1898年，“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溥仪即位，清朝逐渐走向灭亡。清末“维新派”与“保守派”相争不下，张謇力主维新，奔走各地号召建立君主立宪制。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即被袁世凯窃取。张謇对改革逐渐感到失望，辞官归乡专心实业。
　　张謇中举后投身政治事业，希冀于有所作为，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不能一展宏图。张謇在京任职期间，积极投身国家基础建设，论说文中对于水利、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颇为关注。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帝制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文人志士在散文创作中融入改革思想。张謇作为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文人，也热衷于在文章中阐述政治理想，故而文章体裁以论说为主，也正是这些文人志士的创作推动了古体散文向现代散文的发展。
　　二、家庭教育与个人品行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辗转于上海和宁波之间，以小生意维持家庭生计，希冀儿子们能够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张謇自幼较其他兄弟聪慧，早入书塾跟随邱畏之先生学习，至十岁已读完儒学经典著作;十一岁时，他的父亲另请宋蓬山先生来家授课;十三岁时，张謇已能与先生对答诗句。两位先生的教授使张謇奠定了文学基础。十五岁时，张謇初入科场，经县、州、院三试胜出，第二年考中秀才。
　　张謇的父亲在学业上对他严格要求，在生活上也让他事事亲力亲为。《论说·记述〈述训〉》载：“后有兴作，凡木石砖瓦，一一度其修短厚薄之尺寸而预计之，无有差忒。临时必使謇兄弟杂作小工，而于砌墙每层将合时，尤令注意于需砖之度，相其修短厚薄，检以畀工。曰：‘工屡觅砖，或断砖不合，则耗时而费料’，亦以是练儿童之视力。至他人家，亦视其营造之合否而教之。以是謇兄弟于土木建作计划，稍稍有知识。”这种家庭教育观念培养了张謇做事缜密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张謇日记》中也有颇多关于他父亲教育的记载。张謇论说文中有大量关于城市建设的论述，其城市建设的基础知识就是儿时劳作积累下来的。
　　张謇的母亲金氏亦教子严厉，时常告诫张謇要做事细心。父母的教育使张謇做事严谨、细心，这在他的文章中就有所体现。张謇论说文中常常附以图表或数字统计，力求准确无误，例如，《海门团防营制》中列举大量的数字进行说明：“每团绅帮管教习：共大锅一口，小锅二口，盖三具，小水缸一具，中水桶一具，刀、铲、茶壶各一具，面盆二具，筷一把，桌二张，凳八条，芦铺门十块，竹灯三具，木烛台一副，粗碗十五只，茶杯十只，杨木军棍一对。”可见张謇对于操练军事事无巨细的布置。
　　三、学习经历与交友读书
　　张謇幼時师从两位先生，学习儒学思想。他自16岁录取生员起仕途不顺，并因冒籍事件家道困顿，后受孙云锦识拔免于冒籍事件的牢狱之灾。1876年，孙云锦推举张謇跟随吴长庆作为幕僚长达八年，其间结识“清流”南派首领翁同龢。翁同龢作为光绪帝的老师，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又时常与光绪帝共论国事，在政论和史论上都有独到见解。张謇任官后师从翁同龢，并与之有密切的书信往来，这为张謇后期的从政事业奠定了人脉基础。
　　1883年，张謇因军事事务与朝鲜金允植、金沧江初识，后兴趣相投交友颇深，常以书信往来。后金沧江受朝鲜社会动荡影响流亡中国，与同样身处内忧外患的张謇结识。二人因类似的经历互为知己。金沧江客居通州22年，以诗会友，交友广泛，与张謇、张詧来往甚密。金沧江常有新作分享，张謇也不啬评教。金沧江受儒家思想感染，为文恪守儒家传统，常将爱国思想融入散文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张謇亦是如此，二人由于这些共通之处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张謇不做幕僚后辞谢招揽，回乡继续科考之路。1885年春，张謇寄居孙云锦家中，孙云锦为桐城派一员，在其影响下，张謇开始接触桐城派理论。张謇幼时读桐城方氏《四书文》，在寄居期间，又接触姚鼐《望溪文集》和《惜抱文集》，后结识张裕钊，深入了解了桐城派古文理论。桐城派文论对张謇的散文产生一定影响，其创立的“义言有物”“法言有序”等理论可见于张謇的散文中。后张謇结识梁启超等人，开始追求“新文体”，不断摒除桐城派浮泛之弊。这些交友经历影响着张謇的文章风格。
　　张謇坚持终身学习，笔耕不辍。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其文章风格对比明显。新文化运动以前，论说文多从历史事实出发，结合当下政治借古讽今;新文化运动以后，则大量记录了实业历程。不管是为官时期对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还是创办实业期间经商的谋划，它们都是张謇不断接受新思想的体现。正是这种终身学习的精神，使张謇的论说文形成了新旧交融的风格。
　　（南通大学）
　　作者简介：聂萌（1995-），女，陕西安康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张謇与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