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战国是变法图强的时代，当时，韩、赵、魏、楚、燕、齐、秦等主要诸侯国都曾根据各自的国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这些国家的变革以秦国最具特色。
任人惟能是秦国的
优良传统
春秋时期秦穆公就确立了任人惟能的用人政策，他设法主动引进他国人才。当他听说身为奴隶的百里奚是个安邦经国的贤才时，便设法罗致到秦国，并授以国政。在百里奚的举荐下，又从宋国请来蹇叔；后又通过其他途径从西戎挖来由余，从晋国请进了丕豹、公孙枝。这五人之中，无一人是秦人，但他们深受秦穆公的重用。尤其是百里奚相秦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使之臣服；“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且“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在由余的谋划下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尽管秦穆公尚贤任能、开疆拓土，使秦国国力日渐增强，但是自从秦穆公死后到秦孝公这300年间，秦国最高统治集团大多只会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以及适应列国争霸的时代需要，英明强干的秦孝公在图强自存的价值取向支配下，发出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在求贤令的诱惑下，喜刑名之学的卫人公孙鞅入秦，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强秦变法运动。此后，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举地千里”。这次变法不仅使秦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而且奠定了秦日后问鼎中原统一六国的基础。商鞅被秦孝公封为左庶长，并受到“南面而称寡人”的隆重礼遇。在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商鞅虽然被车裂，但秦国因实行商君之法而国力大增。秦自孝公以后各代君王，继续推行人才强国战略，使秦国集聚了一批谋臣、武将，所以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使领地迅速扩大，充分显示了新兴的封建制生气勃勃的精神。在秦惠文王时，任张仪为相，实行对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策略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外交才能，被秦惠文王赐封“五邑”。秦昭襄王用范睢之谋，用“远交近攻”策略，蚕食各国而成帝业。此时，昭襄王周围谋臣猛将层出不穷，著名的有蔡泽、杜仓、金受、楼缓、白起、郑安平、王稽等。在这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远交近攻”策略才得以实现，尤其是秦军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使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单独与秦对抗。到秦王政时，秦国的人才构成逐渐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以甘罗、茅焦、李斯等能臣为核心的文臣集团和以王翦、王贲、王离、蒙武、蒙恬、蒙毅、尉缭、李信、屠睢等名将为核心的武将集团。
重农抑商是秦国经济
政策的显著特点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里的“末”即指工商。《史记·秦本纪》也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商鞅变法中抑工商的政策在《商君书》中表现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中的抑工商政策还包括：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提高市上酒肉的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禁止商人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等等。秦国抑制工商业的目的就是使境内百姓集中精力发展农业，以达到国富的目的。
1、秦国实行重农抑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秦国的国情决定的。
秦国地广人稀，许多土地没有开垦。《商君书，徕民》说，到战国中叶，“今秦之地，言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并且农业比其他任何职业都要辛苦，商鞅说：“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秦国在急需大批人力开垦荒地的情况下，采取重农抑工商的政策以集中人力、物力来开垦荒地是十分必要的。
2、秦国实行重农抑工商的政策是由于本国统治者强烈的强国愿望决定的。
商鞅始终是以“强国之术”说服秦孝公进行变法。强国需要经济上提供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军需，军事上拥有强大的武力以征服敌国，“农战”自然成为商鞅变法的核心。而抑制工商自然是保证百姓专心务农的措施之一。商鞅为了使百姓一心务农，不但抑制工商业而且还焚烧儒家经典、禁止百姓游说求官和私门请托。秦国统治者在以“攻伐”为主的战国时期，面对地广人稀的国情，采取抑工商的策略，这有利于秦国集中人力、物力开垦荒田，发展农业，增强国力。
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奖励军功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秦法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五十石俸禄的官职。可见在秦国即是普通的士兵，如果能杀敌立功，也能获得高官厚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秦国即使是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秦国不但“奖励军功”，而且还实行严刑酷法以保证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秦国在军事方面实行上述措施，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是兼并战争的时代，在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激烈战争中，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求得自保或在战争中获胜，无不在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治国方略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治国方略需要大量人才，富国需要重视农业，强兵需要发展军事，因而重视人才、农业和军事，不但是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的共识，而且也成为战国初期的社会风尚。
任人惟能是秦国的
优良传统
春秋时期秦穆公就确立了任人惟能的用人政策，他设法主动引进他国人才。当他听说身为奴隶的百里奚是个安邦经国的贤才时，便设法罗致到秦国，并授以国政。在百里奚的举荐下，又从宋国请来蹇叔；后又通过其他途径从西戎挖来由余，从晋国请进了丕豹、公孙枝。这五人之中，无一人是秦人，但他们深受秦穆公的重用。尤其是百里奚相秦六七年，向东讨伐郑国，使之臣服；“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且“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在由余的谋划下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尽管秦穆公尚贤任能、开疆拓土，使秦国国力日渐增强，但是自从秦穆公死后到秦孝公这300年间，秦国最高统治集团大多只会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以及适应列国争霸的时代需要，英明强干的秦孝公在图强自存的价值取向支配下，发出了“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求贤令。在求贤令的诱惑下，喜刑名之学的卫人公孙鞅入秦，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强秦变法运动。此后，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举地千里”。这次变法不仅使秦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而且奠定了秦日后问鼎中原统一六国的基础。商鞅被秦孝公封为左庶长，并受到“南面而称寡人”的隆重礼遇。在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商鞅虽然被车裂，但秦国因实行商君之法而国力大增。秦自孝公以后各代君王，继续推行人才强国战略，使秦国集聚了一批谋臣、武将，所以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使领地迅速扩大，充分显示了新兴的封建制生气勃勃的精神。在秦惠文王时，任张仪为相，实行对六国各个击破的连横策略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外交才能，被秦惠文王赐封“五邑”。秦昭襄王用范睢之谋，用“远交近攻”策略，蚕食各国而成帝业。此时，昭襄王周围谋臣猛将层出不穷，著名的有蔡泽、杜仓、金受、楼缓、白起、郑安平、王稽等。在这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远交近攻”策略才得以实现，尤其是秦军取得长平之战的胜利，使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单独与秦对抗。到秦王政时，秦国的人才构成逐渐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以甘罗、茅焦、李斯等能臣为核心的文臣集团和以王翦、王贲、王离、蒙武、蒙恬、蒙毅、尉缭、李信、屠睢等名将为核心的武将集团。
重农抑商是秦国经济
政策的显著特点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里的“末”即指工商。《史记·秦本纪》也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商鞅变法中抑工商的政策在《商君书》中表现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中的抑工商政策还包括：规定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各种奴隶的名字和数目，以便官府摊派徭役；提高市上酒肉的税额，要让税额比成本高十倍；禁止商人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商人垄断市场等等。秦国抑制工商业的目的就是使境内百姓集中精力发展农业，以达到国富的目的。
1、秦国实行重农抑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秦国的国情决定的。
秦国地广人稀，许多土地没有开垦。《商君书，徕民》说，到战国中叶，“今秦之地，言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并且农业比其他任何职业都要辛苦，商鞅说：“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秦国在急需大批人力开垦荒地的情况下，采取重农抑工商的政策以集中人力、物力来开垦荒地是十分必要的。
2、秦国实行重农抑工商的政策是由于本国统治者强烈的强国愿望决定的。
商鞅始终是以“强国之术”说服秦孝公进行变法。强国需要经济上提供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军需，军事上拥有强大的武力以征服敌国，“农战”自然成为商鞅变法的核心。而抑制工商自然是保证百姓专心务农的措施之一。商鞅为了使百姓一心务农，不但抑制工商业而且还焚烧儒家经典、禁止百姓游说求官和私门请托。秦国统治者在以“攻伐”为主的战国时期，面对地广人稀的国情，采取抑工商的策略，这有利于秦国集中人力、物力开垦荒田，发展农业，增强国力。
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奖励军功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秦法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五十石俸禄的官职。可见在秦国即是普通的士兵，如果能杀敌立功，也能获得高官厚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秦国即使是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公族的簿籍。秦国不但“奖励军功”，而且还实行严刑酷法以保证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秦国在军事方面实行上述措施，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是兼并战争的时代，在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激烈战争中，新兴的地主阶级为求得自保或在战争中获胜，无不在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治国方略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治国方略需要大量人才，富国需要重视农业，强兵需要发展军事，因而重视人才、农业和军事，不但是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的共识，而且也成为战国初期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