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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生产企业与居民集聚区混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刚刚过去的2010年，以紫金矿业尾矿溃坝和大连中石油输油管道爆炸为代表的化学品突发环境事故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危险的化学品
由于气候因素，夏天往往是化学品事故高发期。2010年，3起最重大的化学品事故都发生在7月份。先是7月3日，一场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冲垮了福建紫金矿业公司位于汀江流域的一座尾矿库。将近1万立方米的含铜重金属废水泄漏，造成22人死亡，近400万斤鱼死亡，汀江流域大面积污染。
这一事件被媒体曝光不久，北方城市大连又发生了输油管道爆炸，导致10万立方原油泄漏，50平方公里海面被严重污染。7月底，南京又有一座废弃多年的塑料厂在拆迁施工中，丙烯管道被挖断，大量丙烯泄漏并引发爆炸，造成13人死亡，120人受伤。
作为环保部应急专家，多年来，李政禹参与了多次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理。在他看来，2010年发生的这几起事故正好代表了今后中国化学品管理危机的几个类型：紫金矿业事故主要是因为尾矿库建设中违规进行重大设计变更，施工、监理和安全验收单位都不负责任，不按规定验收。“这对于化工企业来讲是最致命的隐患。”李政禹说。
大连中石油输油管道爆炸则是由技术人员操作失误引发。“技术人员随便抄了一个配方，不经过试验和科学论证，就直接投入工业化使用，是此次事故最直接的诱因。”
南京的丙烯泄漏则是另外一种情境。“那是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工厂，废弃多年，工厂的地下管线和图纸早就没有了。”李政禹说，危化品废弃场地拆迁本应由专业人员完成，可是施工方违规转包给个体户，施工人员无视各种规范，直接将管道拆爆，引发重大事故。
不过，在李政禹看来，南京丙烯事件更严重的警示在于，这个废弃的化工厂周围两公里范围内遍布了10多个小区、幼儿园、超市等居民聚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与居民集聚区混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建设中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不仅那些废弃的工厂已经被居民区包围，更有许多新建的化工厂同样与居民区混杂。
滞后的监管
从设计、施工、生产过程到最后的运输、拆装，每个环节都存在诸多漏洞，2010年的几起重大化学品事故已经将这样严峻的现实暴露无遗，这样的疏漏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发生事故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化学品带来的污染不仅是烈性的，更是不可逆转的，一次性的伤害对于人体健康和环境而言，都极可能是永久性的。
事实上，对于化学品危害的防范，世界上早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不仅联合国有专门的《国家化学品管理和安全计划的核心内容指南》等文件，更有《关于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等10多项化学品领域的公约和协定。
“简单而言，主要有五项核心制度。”李政禹介绍说，第一是新物质申报登记制度，国家当局藉此可掌握本国生产和进口的新化学物质的危险性和防范措施；第二是优先化学物质测试评价制度，主要是国家对那些已经在使用的化学物质筛选出最具危险性的进行测评和监管；第三是化学品危害性分类及公示制度；第四是重大环境危险源报告和预案；第五是有毒化学物质泄漏排放和转移报告制度。
发达国家经过了30多年的完善，这些制度基本都已经可以配套运作，从而有效管理这些危险的化学品。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国对于化学品的管理主要是由国家安监总局来执行，但是，安监机构仅仅是从安全生产的角度来主导政策制订和执行，侧重于事故管理，而不管这些数量巨大的化学品在日常生产、运输和使用是不是对环境、健康产生了危害，更重要的是，安监部门只管列入规定的品种。
在法律法规层面，我国仅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规多是侧重于化学污染物的末端污染控制，因此也就收效甚微，多年来，中国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越治理越严重，根源就在于此。
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案涵盖了商业领域超过8.2万种化学物质，但中国对化学物质的认知和管理都才刚刚起步，对于商业领域中的工业化学品，国家尚未建立一套系统的管理体系。
适度发展
“2010年7月的连续3起重大化学品事故，让有关领导人非常着急，连续开了几次会，总理和副总理也都多次批示。”李政禹说，在这种情势下，化学品管理工作才得到了一次大步前进的机遇，环保部通过了一项《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的意见》，今年上半年应该会颁布，安监总局也扩大了危险化学品的范围，可能会由现在的3700多种增加到8000种。
相较于化学品管理的缓慢起步，中国的化学工业则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随之而来的各类化学品排放，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每年申报的新化学物质都超过100种。
“过去有个化工部，实行计划经济，有明确的计划指令，没有人超产，现在市场经济了，只要有人买，就有人生产，国内卖不动了，还可以卖到国外去。”李政禹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环保标准严苛，对各类化学物质的控制和管理非常严格，化工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限制，所以，大规模的生产能力都转移到了中国，不仅是大型化工企业，各类乡镇、私有化工企业遍地开花。最近几年，国家不断从产能上限制中小化工企业发展，可是，限制标准定在5万吨，大量小企业马上就将产能升到5.1万吨，反倒起了相反的作用。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全球重化工业东移的大趋势下，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2007年，厦门PX事件是公众环境意识对抗重化工业东移的一次胜利，但在全球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那次胜利也只是厦门市民的胜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化学物质的管理，应该被纳入更高的层面来考虑。以现在化学物质管理体系的现状，显然无法适应化工业的大发展，“今后几年，中国肯定会迎来越来越多的化学品危险事故。”李政禹说，化工行业的适度发展，是对整个国家的保护。
刚刚过去的2010年，以紫金矿业尾矿溃坝和大连中石油输油管道爆炸为代表的化学品突发环境事故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危险的化学品
由于气候因素，夏天往往是化学品事故高发期。2010年，3起最重大的化学品事故都发生在7月份。先是7月3日，一场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冲垮了福建紫金矿业公司位于汀江流域的一座尾矿库。将近1万立方米的含铜重金属废水泄漏，造成22人死亡，近400万斤鱼死亡，汀江流域大面积污染。
这一事件被媒体曝光不久，北方城市大连又发生了输油管道爆炸，导致10万立方原油泄漏，50平方公里海面被严重污染。7月底，南京又有一座废弃多年的塑料厂在拆迁施工中，丙烯管道被挖断，大量丙烯泄漏并引发爆炸，造成13人死亡，120人受伤。
作为环保部应急专家，多年来，李政禹参与了多次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理。在他看来，2010年发生的这几起事故正好代表了今后中国化学品管理危机的几个类型：紫金矿业事故主要是因为尾矿库建设中违规进行重大设计变更，施工、监理和安全验收单位都不负责任，不按规定验收。“这对于化工企业来讲是最致命的隐患。”李政禹说。
大连中石油输油管道爆炸则是由技术人员操作失误引发。“技术人员随便抄了一个配方，不经过试验和科学论证，就直接投入工业化使用，是此次事故最直接的诱因。”
南京的丙烯泄漏则是另外一种情境。“那是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工厂，废弃多年，工厂的地下管线和图纸早就没有了。”李政禹说，危化品废弃场地拆迁本应由专业人员完成，可是施工方违规转包给个体户，施工人员无视各种规范，直接将管道拆爆，引发重大事故。
不过，在李政禹看来，南京丙烯事件更严重的警示在于，这个废弃的化工厂周围两公里范围内遍布了10多个小区、幼儿园、超市等居民聚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与居民集聚区混杂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建设中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不仅那些废弃的工厂已经被居民区包围，更有许多新建的化工厂同样与居民区混杂。
滞后的监管
从设计、施工、生产过程到最后的运输、拆装，每个环节都存在诸多漏洞，2010年的几起重大化学品事故已经将这样严峻的现实暴露无遗，这样的疏漏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发生事故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化学品带来的污染不仅是烈性的，更是不可逆转的，一次性的伤害对于人体健康和环境而言，都极可能是永久性的。
事实上，对于化学品危害的防范，世界上早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不仅联合国有专门的《国家化学品管理和安全计划的核心内容指南》等文件，更有《关于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等10多项化学品领域的公约和协定。
“简单而言，主要有五项核心制度。”李政禹介绍说，第一是新物质申报登记制度，国家当局藉此可掌握本国生产和进口的新化学物质的危险性和防范措施；第二是优先化学物质测试评价制度，主要是国家对那些已经在使用的化学物质筛选出最具危险性的进行测评和监管；第三是化学品危害性分类及公示制度；第四是重大环境危险源报告和预案；第五是有毒化学物质泄漏排放和转移报告制度。
发达国家经过了30多年的完善，这些制度基本都已经可以配套运作，从而有效管理这些危险的化学品。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国对于化学品的管理主要是由国家安监总局来执行，但是，安监机构仅仅是从安全生产的角度来主导政策制订和执行，侧重于事故管理，而不管这些数量巨大的化学品在日常生产、运输和使用是不是对环境、健康产生了危害，更重要的是，安监部门只管列入规定的品种。
在法律法规层面，我国仅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规多是侧重于化学污染物的末端污染控制，因此也就收效甚微，多年来，中国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越治理越严重，根源就在于此。
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案涵盖了商业领域超过8.2万种化学物质，但中国对化学物质的认知和管理都才刚刚起步，对于商业领域中的工业化学品，国家尚未建立一套系统的管理体系。
适度发展
“2010年7月的连续3起重大化学品事故，让有关领导人非常着急，连续开了几次会，总理和副总理也都多次批示。”李政禹说，在这种情势下，化学品管理工作才得到了一次大步前进的机遇，环保部通过了一项《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的意见》，今年上半年应该会颁布，安监总局也扩大了危险化学品的范围，可能会由现在的3700多种增加到8000种。
相较于化学品管理的缓慢起步，中国的化学工业则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随之而来的各类化学品排放，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每年申报的新化学物质都超过100种。
“过去有个化工部，实行计划经济，有明确的计划指令，没有人超产，现在市场经济了，只要有人买，就有人生产，国内卖不动了，还可以卖到国外去。”李政禹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环保标准严苛，对各类化学物质的控制和管理非常严格，化工业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限制，所以，大规模的生产能力都转移到了中国，不仅是大型化工企业，各类乡镇、私有化工企业遍地开花。最近几年，国家不断从产能上限制中小化工企业发展，可是，限制标准定在5万吨，大量小企业马上就将产能升到5.1万吨，反倒起了相反的作用。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全球重化工业东移的大趋势下，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2007年，厦门PX事件是公众环境意识对抗重化工业东移的一次胜利，但在全球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那次胜利也只是厦门市民的胜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化学物质的管理，应该被纳入更高的层面来考虑。以现在化学物质管理体系的现状，显然无法适应化工业的大发展，“今后几年，中国肯定会迎来越来越多的化学品危险事故。”李政禹说，化工行业的适度发展，是对整个国家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