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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配”到孙家沟煤矿后，郭顺民和他的工友们决定，再度进京上访。新的上访材料上写着：“山西省省政府和阳煤集团打击报复进京上访人员”。
去年1月的进京上访，曾给郭顺民莫大的希望。这位山西阳煤集团二矿（以下简称“二矿”）的矿工，和其他7位访民一起，“意外地”被温家宝总理接见。郭顺民反映的是，自己和其他7名矿工在二矿遭遇的诸多不公待遇。
“温总理接见后，第一感觉是回去可以正常上班，合同也可以签了。”但郭顺民没想到，最后事情“解决”成这样，他们这群上访矿工被分配到了更糟糕的孙家沟煤矿。
“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大官要接见你们”
2010年12月27日，包括郭顺民在内的84名矿工，因山西省煤炭厅下发的《关于全省煤矿井下严禁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通知》，被二矿停工清退。84人中，有56人跟郭一样，没有阳泉户籍的，其他被清退的则属于阳煤集团多营公司的“大集体工”。
郭顺民等选择上访的被清退矿工,在上访信中写道:山西省煤炭厅的这纸通知，与《劳动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相抵触。他们在城市长期就业，属于产业工人，而且在二矿从事采掘和拆安已有5年左右，清退令下来后，没有给予补偿。
他们要求享有二矿其他农民工一样的合法权益，续签有效合同，尽快恢复工作。为此，他们先后到阳泉矿务局、山西省劳动厅、山西省煤矿厅上访，但都没有说法，于是决定进京上访。
这群矿工中，郭顺民只有初中文化，来自山西昔阳的冯玉国上过高中，他找来合同法，大家一起研究后，草拟了进京上访的材料。在上访信，有5人签名，郭顺民和冯玉国、闫瑞波三人去了北京，还有两人因为害怕截访没去。
2011年1月22日，周六。
郭顺民等三人乘坐大巴到了北京，并在莲花池附近找了家旅社住下。头一次到北京，他们决定利用周日先熟悉下地形，到国家信访局“踩了踩点儿”。
2011年1月24日一大早，郭冯二人就去了国家信访局，闫瑞波留在旅社看行李。
周一，人多，他们光递交材料就花了两个多小时。不过，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你们这事好解决，在外面等等吧。
中午，工作人员给他们送来了盒饭。这时，信访大厅里大约有四五十人。工作人员开始点名，郭顺民被点到了。他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儿，得到的回答是：下午要来个大官儿，“你们一辈子都见不到的。”
当天下午2时许，经历了一次比早上更严格的安检后，郭顺民和王爱国、许桂芹等7位访民，被信访局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领上了楼。
王爱国为自己的“身份”上访。2009年，王所在的湖北十堰市郧县的柳陂镇大桥村，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需要，被列入拆迁范围。当时的拆迁文件规定，水淹区172CM以下的住户，全部要搬迁。但“我们的房子在水淹区的200米以上的样子”，王爱国由此而认为自己不是“移民”。和当地官方几经交涉无果后，他和郭顺民一样，第一次来到国家信访局。
约一刻钟后，温总理进来了。
轮到郭顺民发言时，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了啥。“我就是说不清楚，要是说清楚了，我们的合同问题肯定早解决了。”一年后，郭顺民再次忆及当时的情景，自责不已。
其实，郭顺民最想说的是合同问题，结果总理仅仅听到了养老保险这一段。与讲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许桂芹相比，郭顺民才讲了不到一分钟。许桂芹还记得这个口音浓重的山西汉子，“我是一句话没听懂，他还真是白来了。”
关于郭顺民，随后的新华社报道说：总理认真询问有关情况后说，任何用人单位都必须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你反映的问题表明，有的企业在执行劳动合同法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劳务派遣相关制度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领导们的主动
激动与惊喜过后，郭顺民的第一反应是，“回去可以正常上班了，合同也可以签了。”王爱国也认为，“总理都接见了，问题肯定能到解决了。”
他们都选择回家等结果。除了江苏常州的戚自强被当地官员亲自接回去外，郭顺民和王爱国等人，都各自乘车回到老家。
郭顺民回忆说，一回到山西阳泉，二矿的领导就主动找上门，“你们不要和媒体说这说那，你们的要求，我们全部都答应。”甚至此前没有丝毫联系的郭户口所在地—忻州市信访局局长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有啥忙能帮也吭气。”
2011年2月22日，郭顺民等5名矿工被接到了阳泉劳动局。山西省劳动厅劳动监察处处长王涛，代表省政府要与他们座谈。“省代表要求我们服从分配，到外地工作。如此分配，是为了消除我们被温总理接见后的影响。”郭顺民说。
5名矿工要求，不论在哪儿工作，都要承认他们是二矿的人，并得到和其他工人同样的待遇。
5天后的2011年2月27日，矿工们和二矿签订了为期3年的新合同。在合同中，二矿让他们手写道：本人服从分配，自愿到孙家沟煤矿从事井下工作。郭顺民等人认为，正是这一条，让他们又入狼窝，“我们根本不知道孙家沟煤矿是个什么情况。”
不满意情况的还有王爱国。
回到郧县后，2011年2月7日，湖北郧县移民局一位官员，开车带着王去了一趟柳陂镇大桥村的移民安置地汉江村。对安置点，王不满意，“偏僻、落后，还需要种地养活一家人。”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2011年3月10日，郭顺民等20名工人被派往了位于忻州市保德县孙家沟煤矿。这里离阳泉400公里左右。到了后，他们才发现这个煤矿是私人老板所有，没有正规队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郭顺民说，被国营企业派到私人企业，而且现在只能拿两千左右的工资，“与原来的悬殊2到4倍。”在国营大矿工作多年的工人们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小煤窑，和孙家沟煤矿管理层摩擦不断。
上访不归路
2011年3月19日，19名工人返回二矿，要求回原队上班。但二矿以他们在合同书上自愿到孙家沟煤矿工作为由拒绝了。
二矿领导告诉郭顺民等人，“你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去上访？本来这就是矿上的事情，现在把事情搞得这么大，领导们对你们这些人都反感，上访有什么用？回来还不是得在当地解决。”2012年3月6日，南都周刊记者数次拨打二矿矿长田根万电话核实，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在停工大约一个月后，迫于生活压力，工人们又回到孙家沟，但他们的岗位已被人取代。郭顺民们不得不再次到山西省劳动厅和阳煤集团上访。
王爱国还在犹豫，是否继续走上访不归路。
2011年1月30 日，郧县县委和县政府在一份《关于郧县柳陂镇大桥村外迁移民王爱国赴京上访的情况报告》里表示，王爱国向总理反映的情况被认为“与事实不符”，并且对移民的搬迁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的，“不存在违法违规”。
“王爱国回来，同意搬迁，但要求赔偿更多的钱—40万元。这是国家工程，补偿按国家移民补偿标准，不能因少数人变更。”湖北十堰郧县柳陂镇一位王姓人大主席说。
但王爱国告诉本刊记者，按照当时的赔偿标准，自己原本就应该获得40万元的赔偿费。
看到同被接见的其他访民所反映的问题大都已解决，王爱国心里有点不甘，他说，自己当初去国家信访局上访，是想死马当做活马医。“我还是相信国家，相信政府。”
不过，在前述王姓人大主席看来，“现在王爱国他们上访也没人信他们了，上级领导不会相信他们的。”
郭顺民觉得自己更憋屈。他说，自从决定上访后，就没好好睡上过一觉。
之前，他靠着在二矿5年打工的收入，在阳泉买了一套期房，梦想着能让一家人过上小康生活。上访后，这个梦想成了泡影，还欠了2万元的外债。
尽管生活困难，郭顺民们还是坚持不辞职，继续维权。2011年8月，他们草拟了“给温家宝总理的反映信”，声称“山西省省政府和阳煤集团打击报复进京上访人员”，要求重回二矿工作，赔偿经济损失等。
去年，郭顺民等人又两次到了国家信访局，但被告知这个问题已交给地方，这边不再负责。
在《羊城晚报》去年一月底的报道里提到，国家信访局宣传处处长覃爱民表示，国家信访局会对此建立一个追踪机制，预计在3月份前后，能够针对落实情况，得出一个初步的反馈结果。
不过，记者在采访郭顺民以及内蒙苏哲时，他们表示，国家信访局没再和他们主动联系过，至于是否跟当地政府或者企业了解过情况，他们也不清楚。
针对 “追踪机制”，本刊记者在今年3月初联系了覃爱民。覃回复称：经请示领导，建议不发（报道）。
郭顺民还是准备继续上访。但在维权的过程中，一位领导的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温家宝还会接见你们第二次么？
去年1月的进京上访，曾给郭顺民莫大的希望。这位山西阳煤集团二矿（以下简称“二矿”）的矿工，和其他7位访民一起，“意外地”被温家宝总理接见。郭顺民反映的是，自己和其他7名矿工在二矿遭遇的诸多不公待遇。
“温总理接见后，第一感觉是回去可以正常上班，合同也可以签了。”但郭顺民没想到，最后事情“解决”成这样，他们这群上访矿工被分配到了更糟糕的孙家沟煤矿。
“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大官要接见你们”
2010年12月27日，包括郭顺民在内的84名矿工，因山西省煤炭厅下发的《关于全省煤矿井下严禁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通知》，被二矿停工清退。84人中，有56人跟郭一样，没有阳泉户籍的，其他被清退的则属于阳煤集团多营公司的“大集体工”。
郭顺民等选择上访的被清退矿工,在上访信中写道:山西省煤炭厅的这纸通知，与《劳动法》、《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相抵触。他们在城市长期就业，属于产业工人，而且在二矿从事采掘和拆安已有5年左右，清退令下来后，没有给予补偿。
他们要求享有二矿其他农民工一样的合法权益，续签有效合同，尽快恢复工作。为此，他们先后到阳泉矿务局、山西省劳动厅、山西省煤矿厅上访，但都没有说法，于是决定进京上访。
这群矿工中，郭顺民只有初中文化，来自山西昔阳的冯玉国上过高中，他找来合同法，大家一起研究后，草拟了进京上访的材料。在上访信，有5人签名，郭顺民和冯玉国、闫瑞波三人去了北京，还有两人因为害怕截访没去。
2011年1月22日，周六。
郭顺民等三人乘坐大巴到了北京，并在莲花池附近找了家旅社住下。头一次到北京，他们决定利用周日先熟悉下地形，到国家信访局“踩了踩点儿”。
2011年1月24日一大早，郭冯二人就去了国家信访局，闫瑞波留在旅社看行李。
周一，人多，他们光递交材料就花了两个多小时。不过，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你们这事好解决，在外面等等吧。
中午，工作人员给他们送来了盒饭。这时，信访大厅里大约有四五十人。工作人员开始点名，郭顺民被点到了。他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儿，得到的回答是：下午要来个大官儿，“你们一辈子都见不到的。”
当天下午2时许，经历了一次比早上更严格的安检后，郭顺民和王爱国、许桂芹等7位访民，被信访局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领上了楼。
王爱国为自己的“身份”上访。2009年，王所在的湖北十堰市郧县的柳陂镇大桥村，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需要，被列入拆迁范围。当时的拆迁文件规定，水淹区172CM以下的住户，全部要搬迁。但“我们的房子在水淹区的200米以上的样子”，王爱国由此而认为自己不是“移民”。和当地官方几经交涉无果后，他和郭顺民一样，第一次来到国家信访局。
约一刻钟后，温总理进来了。
轮到郭顺民发言时，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了啥。“我就是说不清楚，要是说清楚了，我们的合同问题肯定早解决了。”一年后，郭顺民再次忆及当时的情景，自责不已。
其实，郭顺民最想说的是合同问题，结果总理仅仅听到了养老保险这一段。与讲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许桂芹相比，郭顺民才讲了不到一分钟。许桂芹还记得这个口音浓重的山西汉子，“我是一句话没听懂，他还真是白来了。”
关于郭顺民，随后的新华社报道说：总理认真询问有关情况后说，任何用人单位都必须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你反映的问题表明，有的企业在执行劳动合同法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劳务派遣相关制度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领导们的主动
激动与惊喜过后，郭顺民的第一反应是，“回去可以正常上班了，合同也可以签了。”王爱国也认为，“总理都接见了，问题肯定能到解决了。”
他们都选择回家等结果。除了江苏常州的戚自强被当地官员亲自接回去外，郭顺民和王爱国等人，都各自乘车回到老家。
郭顺民回忆说，一回到山西阳泉，二矿的领导就主动找上门，“你们不要和媒体说这说那，你们的要求，我们全部都答应。”甚至此前没有丝毫联系的郭户口所在地—忻州市信访局局长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有啥忙能帮也吭气。”
2011年2月22日，郭顺民等5名矿工被接到了阳泉劳动局。山西省劳动厅劳动监察处处长王涛，代表省政府要与他们座谈。“省代表要求我们服从分配，到外地工作。如此分配，是为了消除我们被温总理接见后的影响。”郭顺民说。
5名矿工要求，不论在哪儿工作，都要承认他们是二矿的人，并得到和其他工人同样的待遇。
5天后的2011年2月27日，矿工们和二矿签订了为期3年的新合同。在合同中，二矿让他们手写道：本人服从分配，自愿到孙家沟煤矿从事井下工作。郭顺民等人认为，正是这一条，让他们又入狼窝，“我们根本不知道孙家沟煤矿是个什么情况。”
不满意情况的还有王爱国。
回到郧县后，2011年2月7日，湖北郧县移民局一位官员，开车带着王去了一趟柳陂镇大桥村的移民安置地汉江村。对安置点，王不满意，“偏僻、落后，还需要种地养活一家人。”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2011年3月10日，郭顺民等20名工人被派往了位于忻州市保德县孙家沟煤矿。这里离阳泉400公里左右。到了后，他们才发现这个煤矿是私人老板所有，没有正规队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郭顺民说，被国营企业派到私人企业，而且现在只能拿两千左右的工资，“与原来的悬殊2到4倍。”在国营大矿工作多年的工人们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小煤窑，和孙家沟煤矿管理层摩擦不断。
上访不归路
2011年3月19日，19名工人返回二矿，要求回原队上班。但二矿以他们在合同书上自愿到孙家沟煤矿工作为由拒绝了。
二矿领导告诉郭顺民等人，“你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去上访？本来这就是矿上的事情，现在把事情搞得这么大，领导们对你们这些人都反感，上访有什么用？回来还不是得在当地解决。”2012年3月6日，南都周刊记者数次拨打二矿矿长田根万电话核实，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在停工大约一个月后，迫于生活压力，工人们又回到孙家沟，但他们的岗位已被人取代。郭顺民们不得不再次到山西省劳动厅和阳煤集团上访。
王爱国还在犹豫，是否继续走上访不归路。
2011年1月30 日，郧县县委和县政府在一份《关于郧县柳陂镇大桥村外迁移民王爱国赴京上访的情况报告》里表示，王爱国向总理反映的情况被认为“与事实不符”，并且对移民的搬迁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的，“不存在违法违规”。
“王爱国回来，同意搬迁，但要求赔偿更多的钱—40万元。这是国家工程，补偿按国家移民补偿标准，不能因少数人变更。”湖北十堰郧县柳陂镇一位王姓人大主席说。
但王爱国告诉本刊记者，按照当时的赔偿标准，自己原本就应该获得40万元的赔偿费。
看到同被接见的其他访民所反映的问题大都已解决，王爱国心里有点不甘，他说，自己当初去国家信访局上访，是想死马当做活马医。“我还是相信国家，相信政府。”
不过，在前述王姓人大主席看来，“现在王爱国他们上访也没人信他们了，上级领导不会相信他们的。”
郭顺民觉得自己更憋屈。他说，自从决定上访后，就没好好睡上过一觉。
之前，他靠着在二矿5年打工的收入，在阳泉买了一套期房，梦想着能让一家人过上小康生活。上访后，这个梦想成了泡影，还欠了2万元的外债。
尽管生活困难，郭顺民们还是坚持不辞职，继续维权。2011年8月，他们草拟了“给温家宝总理的反映信”，声称“山西省省政府和阳煤集团打击报复进京上访人员”，要求重回二矿工作，赔偿经济损失等。
去年，郭顺民等人又两次到了国家信访局，但被告知这个问题已交给地方，这边不再负责。
在《羊城晚报》去年一月底的报道里提到，国家信访局宣传处处长覃爱民表示，国家信访局会对此建立一个追踪机制，预计在3月份前后，能够针对落实情况，得出一个初步的反馈结果。
不过，记者在采访郭顺民以及内蒙苏哲时，他们表示，国家信访局没再和他们主动联系过，至于是否跟当地政府或者企业了解过情况，他们也不清楚。
针对 “追踪机制”，本刊记者在今年3月初联系了覃爱民。覃回复称：经请示领导，建议不发（报道）。
郭顺民还是准备继续上访。但在维权的过程中，一位领导的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温家宝还会接见你们第二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