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寻访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发达城市的隐秘角落，又在亚非拉深入接触包括孟买、重庆、里约热内卢等地的底层平民，足迹遍布5大洲16国，记录了全球数十座“正在创造着历史、但却普遍遭到歧视”的“落脚城市”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山谷顶端，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口里面，都可听到生产的当啷作响。
15年间，重庆市郊的“六公里”，由70人的村庄变身为12万农民工进城的“落脚地”。
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翻山越岭挖到中国这个“官方记录上不存在的地方”。关于“六公里”的变迁史，成为他的力作《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开篇。
“落脚城市”是桑德斯特意使用的一个善意词汇，指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形态是人们所谓的贫民窟或城中村，但他认为，“贫民窟的称呼不公平，也不准确。这些地带惨遭暴力与死亡的打击，备受漠视与误解，但同时充满了勤奋与希望的动力，它们往往是移民到达城市的第一站，也是新生活的起点”。
由于工作缘故，桑德斯足迹遍布5大洲16国近三十座城市与乡村。2007年，他从欧洲出发，寻访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发达城市的隐秘角落，又在亚非拉深入接触包括孟买、内罗毕、里约热内卢等地的底层平民，记录了全球数十座“正在创造着历史、但却普遍遭到歧视”的“落脚城市”。成书前的3年间，他与口音、肤色、装束迥然不同的人们交流，发现“世界民工”有个共同特点：离开贫穷的乡村老家，揣着谋生和发达的渴望，来到城市苦苦拼搏，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和子女争得一块立锥之地。
“如果这本书有个核心问题的话，那就是人们怎样从乡村泥地小屋一步步迁徙进城市成为中产阶级。”桑德斯给《落脚城市》取了个副标题：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这片由乡村移民在城市里构成的飞地，位于我们的视线边缘，存在于旅游地图之外，却已成为这个世界下一阶段发展的场景。”
从伊斯坦布尔到重庆，寻找城市飞地
4年前在伊斯坦布尔，桑德斯搭的车沿着泥泞颠簸了几个小时，最终停在一个名叫“后宫”的客运车站。那里，炭烤餐点的摊主们在高声叫卖，拿着大包小包的熙攘人群正试图挤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是伊斯坦布尔，甚至整个土耳其城乡人口转变的起源。
他走过低矮的水泥房屋，从街边小贩那里买了几个芝麻包，绕过地上一堆堆行李……心中升起一个困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从农村涌向这里？
这个车站，成为桑德斯解密之旅的开端。
1997年，他曾采访81岁高龄的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落脚城市》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她的启发。“事实上，我们（在多伦多）是邻居，常见面，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模仿雅各布斯的笔调，桑德斯在伊斯坦布尔写下新作首个标题：一座落脚城市的死与生。
然而，写一本关于全世界农民城市的书，开篇得有个更特别的例子。他脑袋里冒出了当时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们口中的高频词：中国、重庆。
在中国山城，桑德斯认识了纪录片导演范立欣。当时范正在拍摄《归途列车》，讲述一个广东农民工春节返乡的故事。因对农民工的共同关注，两人一拍即合。范成了桑德斯在重庆的“司机”，他不仅让这个老外爱上了担担面，也让他注意到重庆的棒棒军。
每天早上，桑德斯搭车从市中心解放碑出发，寻找重庆周围的“城中村”，偶然认识了采草药的老人徐钦全，徐带他到了市郊四车道公路旁的小村庄“六公里”。当地人很喜欢这个爱笑的外国人，跟他滔滔不绝聊起自己的收入、孩子和对未来的打算。“中国贫穷乡村的人们和别国的不同，他们简单、质朴，不排斥采访，当然也可能没什么隐私的概念。”
他们之中有做洗浴木桶的，有搞建筑施工的，也有翻新变压器的。32岁的濮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六公里”的素面水泥方块里租了间房，屋里有盏赤裸悬挂的白炽灯泡。从家乡出来5年了，常为每月三百多块钱的房租发愁，好不容易攒够把家人接来城里的钱，61岁的老父却突患怪病，尽在咫尺的梦想遂成泡影。
焦虑的濮军恳求桑德斯回老家替他看望家人，他们在300公里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四川小村庄。“水林，只是当地人这么叫，其实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近些年，村里人都往城里跑，空巢的乡村，只剩下濮军家的两个孩子和老人。
“她正在给爸爸打电话。”桑德斯指了指照片上的小女孩濮冬琳。
4岁的濮冬琳趴在简陋的床板上，两头猪就躺在她身边；这个家中，还有6岁的哥哥和56岁黝黑瘦削的奶奶。他们所住的二层小楼，是在外打工的濮军攒钱盖起来的；小楼有些残碎，汶川大地震时楼顶砖块被震落了。
桑德斯说，濮冬琳的母亲也在“六公里”打工，但已和濮军离婚。中国约两亿农村流动人口都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在城市没有户口，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这导致3亿人口的家庭离散；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性压抑成为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离婚现象在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都不罕见：从乡村到都市生活的过渡阶段，对婚姻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考验。”
民工们普遍依赖“电话诉衷肠”。在孟买，桑德斯碰到来自乡村、正存钱买手机的桑杰，“他们村里已有七八个人拥有这种东西。在这个满是非正式工作与简陋商店的城市世界，手机已经和煤油一样，成了穷人生活的必需品，不仅仅是他们联络家人缓解乡愁的工具，甚至也是他们枯寂生活中惟一的娱乐来源。”
家人离散，“留守儿童”的成长也令人忧心。在孟加拉达卡的卡拉伊尔，“数千名儿童赤脚跑在街上，不是涌入两片泥土空地玩耍，就是到惟一的一家电玩游乐场去。这些孩子都没人照管，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必须到湖泊对岸去从事缝制衣物或家事服务的工作。在这里，儿童托育及小学的资源都少得可怜。”中国的濮冬琳们，除了春节能见到父母，基本跟着祖父母长大，祖孙依赖的形成，使“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就必须面对这些代理父母的年老与死亡，年纪轻轻就失去惟一保护及爱护他们的人”。
回不去的乡村，已成空巢
“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回想下我们每个人住在那种泥地小屋是多久以前的事？对于我来说大概是两百多年前，在欧洲，但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这还是非常新近的一件事。”
从陶渊明的田园梦，到梁漱溟、费孝通阐释的“乡土中国”，依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始终是社会秩序的主流。但在桑德斯看来，城市化是必然。“作为城里人，开车去乡村享受休闲时光很惬意，但这只是人们对乡村的浪漫想象。进城的农民不这么看，他们眼中，乡下生活是一种单调乏味乃至枯燥的生存状态。没有农民想让自己的孩子在街边卖菜，或是让自己的孩子去工厂工作。他们会希望孩子成为大学教授，实在不行在工厂做工也比做农民好。”
在中国的乡村，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城市汇回的金钱。“这些钱大多用于支持乡村的家园，因为乡村已成为儿童托育及长辈退休养老的处所。”桑德斯给出一份数据，指出使农村经济达到自给自足水平的人口其实只需4%-20%，“世界上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反而是农业人口占比例最低的，大概只有4%-5%。”而在中国，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城市人口比率大于农村人口，已达51.27%。如此看来，不但是出门在外的游子回不去了，恐怕中国村庄本身也回不去了。
“人口迁居城市也许摧毁了小农生活的样貌，但我们绝不该因此以为乡村只要与城市断绝往来即可保持平静。我在骄阳炙人的印度中央地区就鲜明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一座村庄，同样满是泥土与牛粪的小屋，却因为在外墙上漆了一块来往车辆都可清楚看见的招牌，而在周遭的村庄中显得特别醒目。这块招牌写着：‘本村出售中，含所有房屋、牲畜及牧场。’”
在甘地发起印度独立运动的瓦尔达地区，这个只有270人的小村庄朵利正在出售。农地面积缩小，收成衰退，只能以借贷方式购买昂贵原料，加之电力等现代化支出，当地农民家庭普遍过着负债累累的生活，认为在土地上耕作还不如住在贫民窟。“这里的男人都是等到傍晚时分，走到自己的田地，坐在地上，望着周遭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然后仰头灌下一公升的农药。”1995年至2004年间，当地男性农民自杀率呈四级跳趋势。
“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也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经营不善的落脚城市可能把乡村变成一座监狱，经营不善的乡村则可能导致落脚城市失控。”
城市“疮疤”，或可愈合
“落脚城市带给我们的终极教训，就是这种小区不会单纯附加在都市的边缘，而是会成为都市本身。至于是以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方式达成这样的结果，则要看我们如何介入。” 经过3年追访，桑德斯感触颇深。
在伊朗德黑兰，政府清除首都附近的边缘小区，把原来暂时安顿的社群毁掉，令他们重新变成流民，种下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西班牙政府对“非法”移民开放公民身份与房产持有权，不仅杜绝了在城市郊区帕尔拉萌生遭边缘化的阶级，而且获得每年50万人的劳动力，深受其益的当事人林塞奈丁说，自己甚至有了一种“归属感”。
桑德斯并非对落脚城市的问题视若无睹，但他对乡村移民的作用持正面看法，认为他们“通常比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志向更高”，更具“坚韧”的品质。例如清除圣马塔黑帮势力、令这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地方重获新生的巴西总统卢拉，就出身于贫民窟。
“落脚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意志力最为强烈，但他们却也最欠缺门路，在经济的平滑崖壁上找不到能够抓握的凭借。”桑德斯认为，这个“门路”的提供者应该是政府。
桑德斯对改革先驱深圳的考察颇具意味，在他笔下，这是一座“无法落脚的城市”：官员埋怨外地民工在工厂外沿住宿的外围小区，可当这些小区被拆毁后，深圳的经济发展反而停滞，劳动力流失导致20%的工人短缺，政府持续提高最低月薪，但并无明显效果。从马尼拉政府消灭贫民窟的政策中，桑德斯发现了相似的问题，关键是政府赶走了提供经济活力的乡村移民。“由于落脚城市普遍遭到误解与猜疑——经常被人鄙夷为停滞不变的‘贫民窟’，而不是变动活跃的地区——以致各国政府在过去60年来都一直致力于遏阻落脚城市的形成。”
2008年桑德斯在深圳演讲，学者秦晖提出“鼓励贫民窟发展”的观点，一时引发争议。今年4月，桑德斯与秦晖就此进行深入交流，秦晖强调：“老实说，世界上没有人会说贫民窟是个好东西。但是比贫民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家庭离散。……我当时就说深圳应该对这些人有更多宽容，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更好的住所，你就不要把他们很差的住所给摧毁了。”
2008年起，桑德斯完成了关于全球中产阶级形成的系列报道，其成果构成《落脚城市》中的章节——“迁徙的终点：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他得出结论：“要促成社会流动，为贫穷的乡下移民开创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就必须对民众广泛持有的私人资产开放自由市场，也必须有个强大而且具有决断力的政府愿意重金资助这项转变。”
“但有趣的是，中国不是缺乏这两个条件，而是过多地实现了这两个条件，一些极端现象反而弱化了功能的发挥。在中国，没有处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私人部门和完全政府控制、集中计划之间的中产阶级。落脚城市的发展，很多方面需要考虑，包括人们维持生计的小本经营。在这过程中，更多是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政府掌控。而市场又有一定盲目性、任意性，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扮演其角色，尤其是在落脚城市，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公共交通体系来扶持才能改善其发展。”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借鉴经验教训，在其中起到一个帮辅作用，像园丁一样为市场提供养分、水和阳光。这本书其实更多是社会民主型的考量，我相信自由市场，同时也相信有作为的政府，但这两者之间应该结合起来去辅助对方。如果存在问题，或是某一个落脚城市失败了，那原因就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没做好。”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山谷顶端，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口里面，都可听到生产的当啷作响。
15年间，重庆市郊的“六公里”，由70人的村庄变身为12万农民工进城的“落脚地”。
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翻山越岭挖到中国这个“官方记录上不存在的地方”。关于“六公里”的变迁史，成为他的力作《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开篇。
“落脚城市”是桑德斯特意使用的一个善意词汇，指农村居民前往城市后，最初落脚并聚集定居的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形态是人们所谓的贫民窟或城中村，但他认为，“贫民窟的称呼不公平，也不准确。这些地带惨遭暴力与死亡的打击，备受漠视与误解，但同时充满了勤奋与希望的动力，它们往往是移民到达城市的第一站，也是新生活的起点”。
由于工作缘故，桑德斯足迹遍布5大洲16国近三十座城市与乡村。2007年，他从欧洲出发，寻访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发达城市的隐秘角落，又在亚非拉深入接触包括孟买、内罗毕、里约热内卢等地的底层平民，记录了全球数十座“正在创造着历史、但却普遍遭到歧视”的“落脚城市”。成书前的3年间，他与口音、肤色、装束迥然不同的人们交流，发现“世界民工”有个共同特点：离开贫穷的乡村老家，揣着谋生和发达的渴望，来到城市苦苦拼搏，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和子女争得一块立锥之地。
“如果这本书有个核心问题的话，那就是人们怎样从乡村泥地小屋一步步迁徙进城市成为中产阶级。”桑德斯给《落脚城市》取了个副标题：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这片由乡村移民在城市里构成的飞地，位于我们的视线边缘，存在于旅游地图之外，却已成为这个世界下一阶段发展的场景。”
从伊斯坦布尔到重庆，寻找城市飞地
4年前在伊斯坦布尔，桑德斯搭的车沿着泥泞颠簸了几个小时，最终停在一个名叫“后宫”的客运车站。那里，炭烤餐点的摊主们在高声叫卖，拿着大包小包的熙攘人群正试图挤出一条自己的路；这是伊斯坦布尔，甚至整个土耳其城乡人口转变的起源。
他走过低矮的水泥房屋，从街边小贩那里买了几个芝麻包，绕过地上一堆堆行李……心中升起一个困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从农村涌向这里？
这个车站，成为桑德斯解密之旅的开端。
1997年，他曾采访81岁高龄的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落脚城市》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她的启发。“事实上，我们（在多伦多）是邻居，常见面，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模仿雅各布斯的笔调，桑德斯在伊斯坦布尔写下新作首个标题：一座落脚城市的死与生。
然而，写一本关于全世界农民城市的书，开篇得有个更特别的例子。他脑袋里冒出了当时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们口中的高频词：中国、重庆。
在中国山城，桑德斯认识了纪录片导演范立欣。当时范正在拍摄《归途列车》，讲述一个广东农民工春节返乡的故事。因对农民工的共同关注，两人一拍即合。范成了桑德斯在重庆的“司机”，他不仅让这个老外爱上了担担面，也让他注意到重庆的棒棒军。
每天早上，桑德斯搭车从市中心解放碑出发，寻找重庆周围的“城中村”，偶然认识了采草药的老人徐钦全，徐带他到了市郊四车道公路旁的小村庄“六公里”。当地人很喜欢这个爱笑的外国人，跟他滔滔不绝聊起自己的收入、孩子和对未来的打算。“中国贫穷乡村的人们和别国的不同，他们简单、质朴，不排斥采访，当然也可能没什么隐私的概念。”
他们之中有做洗浴木桶的，有搞建筑施工的，也有翻新变压器的。32岁的濮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六公里”的素面水泥方块里租了间房，屋里有盏赤裸悬挂的白炽灯泡。从家乡出来5年了，常为每月三百多块钱的房租发愁，好不容易攒够把家人接来城里的钱，61岁的老父却突患怪病，尽在咫尺的梦想遂成泡影。
焦虑的濮军恳求桑德斯回老家替他看望家人，他们在300公里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四川小村庄。“水林，只是当地人这么叫，其实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近些年，村里人都往城里跑，空巢的乡村，只剩下濮军家的两个孩子和老人。
“她正在给爸爸打电话。”桑德斯指了指照片上的小女孩濮冬琳。
4岁的濮冬琳趴在简陋的床板上，两头猪就躺在她身边；这个家中，还有6岁的哥哥和56岁黝黑瘦削的奶奶。他们所住的二层小楼，是在外打工的濮军攒钱盖起来的；小楼有些残碎，汶川大地震时楼顶砖块被震落了。
桑德斯说，濮冬琳的母亲也在“六公里”打工，但已和濮军离婚。中国约两亿农村流动人口都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在城市没有户口，买不起也租不起房子，这导致3亿人口的家庭离散；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性压抑成为民工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离婚现象在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都不罕见：从乡村到都市生活的过渡阶段，对婚姻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考验。”
民工们普遍依赖“电话诉衷肠”。在孟买，桑德斯碰到来自乡村、正存钱买手机的桑杰，“他们村里已有七八个人拥有这种东西。在这个满是非正式工作与简陋商店的城市世界，手机已经和煤油一样，成了穷人生活的必需品，不仅仅是他们联络家人缓解乡愁的工具，甚至也是他们枯寂生活中惟一的娱乐来源。”
家人离散，“留守儿童”的成长也令人忧心。在孟加拉达卡的卡拉伊尔，“数千名儿童赤脚跑在街上，不是涌入两片泥土空地玩耍，就是到惟一的一家电玩游乐场去。这些孩子都没人照管，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必须到湖泊对岸去从事缝制衣物或家事服务的工作。在这里，儿童托育及小学的资源都少得可怜。”中国的濮冬琳们，除了春节能见到父母，基本跟着祖父母长大，祖孙依赖的形成，使“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就必须面对这些代理父母的年老与死亡，年纪轻轻就失去惟一保护及爱护他们的人”。
回不去的乡村，已成空巢
“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回想下我们每个人住在那种泥地小屋是多久以前的事？对于我来说大概是两百多年前，在欧洲，但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这还是非常新近的一件事。”
从陶渊明的田园梦，到梁漱溟、费孝通阐释的“乡土中国”，依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始终是社会秩序的主流。但在桑德斯看来，城市化是必然。“作为城里人，开车去乡村享受休闲时光很惬意，但这只是人们对乡村的浪漫想象。进城的农民不这么看，他们眼中，乡下生活是一种单调乏味乃至枯燥的生存状态。没有农民想让自己的孩子在街边卖菜，或是让自己的孩子去工厂工作。他们会希望孩子成为大学教授，实在不行在工厂做工也比做农民好。”
在中国的乡村，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城市汇回的金钱。“这些钱大多用于支持乡村的家园，因为乡村已成为儿童托育及长辈退休养老的处所。”桑德斯给出一份数据，指出使农村经济达到自给自足水平的人口其实只需4%-20%，“世界上农业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反而是农业人口占比例最低的，大概只有4%-5%。”而在中国，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城市人口比率大于农村人口，已达51.27%。如此看来，不但是出门在外的游子回不去了，恐怕中国村庄本身也回不去了。
“人口迁居城市也许摧毁了小农生活的样貌，但我们绝不该因此以为乡村只要与城市断绝往来即可保持平静。我在骄阳炙人的印度中央地区就鲜明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一座村庄，同样满是泥土与牛粪的小屋，却因为在外墙上漆了一块来往车辆都可清楚看见的招牌，而在周遭的村庄中显得特别醒目。这块招牌写着：‘本村出售中，含所有房屋、牲畜及牧场。’”
在甘地发起印度独立运动的瓦尔达地区，这个只有270人的小村庄朵利正在出售。农地面积缩小，收成衰退，只能以借贷方式购买昂贵原料，加之电力等现代化支出，当地农民家庭普遍过着负债累累的生活，认为在土地上耕作还不如住在贫民窟。“这里的男人都是等到傍晚时分，走到自己的田地，坐在地上，望着周遭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然后仰头灌下一公升的农药。”1995年至2004年间，当地男性农民自杀率呈四级跳趋势。
“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也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经营不善的落脚城市可能把乡村变成一座监狱，经营不善的乡村则可能导致落脚城市失控。”
城市“疮疤”，或可愈合
“落脚城市带给我们的终极教训，就是这种小区不会单纯附加在都市的边缘，而是会成为都市本身。至于是以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方式达成这样的结果，则要看我们如何介入。” 经过3年追访，桑德斯感触颇深。
在伊朗德黑兰，政府清除首都附近的边缘小区，把原来暂时安顿的社群毁掉，令他们重新变成流民，种下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西班牙政府对“非法”移民开放公民身份与房产持有权，不仅杜绝了在城市郊区帕尔拉萌生遭边缘化的阶级，而且获得每年50万人的劳动力，深受其益的当事人林塞奈丁说，自己甚至有了一种“归属感”。
桑德斯并非对落脚城市的问题视若无睹，但他对乡村移民的作用持正面看法，认为他们“通常比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志向更高”，更具“坚韧”的品质。例如清除圣马塔黑帮势力、令这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地方重获新生的巴西总统卢拉，就出身于贫民窟。
“落脚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意志力最为强烈，但他们却也最欠缺门路，在经济的平滑崖壁上找不到能够抓握的凭借。”桑德斯认为，这个“门路”的提供者应该是政府。
桑德斯对改革先驱深圳的考察颇具意味，在他笔下，这是一座“无法落脚的城市”：官员埋怨外地民工在工厂外沿住宿的外围小区，可当这些小区被拆毁后，深圳的经济发展反而停滞，劳动力流失导致20%的工人短缺，政府持续提高最低月薪，但并无明显效果。从马尼拉政府消灭贫民窟的政策中，桑德斯发现了相似的问题，关键是政府赶走了提供经济活力的乡村移民。“由于落脚城市普遍遭到误解与猜疑——经常被人鄙夷为停滞不变的‘贫民窟’，而不是变动活跃的地区——以致各国政府在过去60年来都一直致力于遏阻落脚城市的形成。”
2008年桑德斯在深圳演讲，学者秦晖提出“鼓励贫民窟发展”的观点，一时引发争议。今年4月，桑德斯与秦晖就此进行深入交流，秦晖强调：“老实说，世界上没有人会说贫民窟是个好东西。但是比贫民窟更不好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家庭离散。……我当时就说深圳应该对这些人有更多宽容，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更好的住所，你就不要把他们很差的住所给摧毁了。”
2008年起，桑德斯完成了关于全球中产阶级形成的系列报道，其成果构成《落脚城市》中的章节——“迁徙的终点：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他得出结论：“要促成社会流动，为贫穷的乡下移民开创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就必须对民众广泛持有的私人资产开放自由市场，也必须有个强大而且具有决断力的政府愿意重金资助这项转变。”
“但有趣的是，中国不是缺乏这两个条件，而是过多地实现了这两个条件，一些极端现象反而弱化了功能的发挥。在中国，没有处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私人部门和完全政府控制、集中计划之间的中产阶级。落脚城市的发展，很多方面需要考虑，包括人们维持生计的小本经营。在这过程中，更多是他们自己决定，而不是政府掌控。而市场又有一定盲目性、任意性，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扮演其角色，尤其是在落脚城市，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公共交通体系来扶持才能改善其发展。”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借鉴经验教训，在其中起到一个帮辅作用，像园丁一样为市场提供养分、水和阳光。这本书其实更多是社会民主型的考量，我相信自由市场，同时也相信有作为的政府，但这两者之间应该结合起来去辅助对方。如果存在问题，或是某一个落脚城市失败了，那原因就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