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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陈久霖缺席的日子里，这个世界照常运转；另一方面，世界失序的那一部分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2009年1月20日，陈久霖结束了在新加坡的牢狱生涯，踏上了归国的飞机。第二天，他回到了家乡湖北浠水，给母亲上坟。
1035天的牢狱生涯，带走了陈久霖近20公斤的体重、大部分头发，还有社会身份。出狱后的陈久霖，把自己48岁的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启蒙、入世和出世。
“美国几家大银行亏损那么大，也没听说要把谁送去坐牢。”陈久霖在出狱前夕向新加坡媒体谈及金融风暴，也不免愤愤。
在陈久霖缺席的日子里，这个世界照常运转，2007年，重组后的中航油提前四年还清了一亿多美元的外债，还积累了上亿美元；同时，世界失序的那一部分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四年前他炒期货巨亏5.5亿美元——当年被认为仅次于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的金融事件，在金融风暴肆虐的当下，不过是“小儿科”。
“中航油事件”
陈久霖回国后，人们发现他明显老了。头顶几乎全秃，仅剩一围灰白短发，体重也从原来的86公斤下降到68公斤。
对于未来的规划，陈久霖无论是接受新加坡媒体还是中国大陆媒体的采访，都讳莫如深。
他才48岁，投资公司和猎头公司的分析人士都认为陈久霖的商业生命运未终结。
他一度是个功臣，使中航油起死回生。1997到2004年七年间，他主持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转型成功，并拿到了事实上的中国航油进口垄断权；2001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成功上市：2002年，已是明星经济人物的陈久霖荣升集团副总裁，同时兼任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
在这七年里，中航油由持续亏损发展为总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多元投资公司，这个过程也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MBA课程的经典案例。
然而，2004年末“中航油事件”发生后，在极短的时间里，陈久霖就由一个“经济明星”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赌徒。
“陈久霖不懂油，更不懂期货。”这话出自中航油集团一位核心高层人士。在他口中，油品圈里熟悉陈久霖的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政治明星”，而非“经济明星”。
另一边，陈久霖也按捺不住自己对母公司的不满。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航油集团在一年前的2003年10月3日就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当时的账面亏损为8000万美元，但在之后两周内集团并没有对他寻求帮助的请求作出反应，导致亏损数字不断增加。
此外，当期权交易引发的困难浮出水面时，英国石油公司(BP)等众多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与中航油集团联系，表示愿意帮助解决其新加坡子公司所面临的问题。陈久霖称，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提出了两项方案，按照其方案，中航油的损失本来可以控制在2亿美元以内。但是，当新加坡子公司需要集团高层管理人员作出最终决定时，却无人回电。
有报道称，当时中航油公司内部曾传出一种说法：“凭什么出风头的是陈久霖一个人，出了事却要我们管?”
集团在“救”和“不救”的选择中摇摆犹疑，此时损失在一步步加大。到了2004年11月29日，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申请停牌并公布情况，损失已经达到了震惊世界的5.5亿美元。
随后，陈久霖被停职并接受新加坡监管部门的调查。
2006年3月21日，陈久霖以串谋欺诈德意志银行、从事内部交易等罪名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
命运的玩笑
在对“中航油事件”的反思浪潮中，有一个追问很有意思，如果陈久霖是私营企业主，这个事件的句号该怎么画?答案是：很可能陈久霖在发现账面出现580万美元亏损时就撤出止损，因为一个私营企业主不会寄希望于背后的靠山出手相救。
“如果再给我5000万美元，我就能脱身。”当时，陈久霖的这句话曾被传为“笑谈”。
中航油毅然斩仓的时间是2004年11月29日，卖出的平均价格在42美元以上，斩仓第二日开始，石油价格开始大幅下滑，并一度跌破40美元，逼近陈久霖的赌注38美元。
在陈久霖入狱的1000多天里，国际炒家不仅没有像他之前判断的那样从石油期货市场撤退，反而开始了一轮史无前例的炒作，并一度将油价拉高至极度偏离供需关系的147美元。在陈久霖入狱期间，因为看空油价而在期权上损失惨重者比比皆是，亏损动辄以10亿美元计。而陈久霖出狱时，油价再度回落，一度跌到陈久霖的心理价位——38美元。
一位新加坡本地企业家私下里说：如果当时油价下降，中航油不亏反赚，陈久霖不就成了英雄吗?“这就是命。”新加坡企业家不无唏嘘。
这次事件也是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
陈久霖在事业高峰时期认识的那些人，“大半都淘汰了”。当时的陈久霖一时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有媒体曾披露，陈久霖的年薪大约合人民币2350万元。他因此有个“打工皇帝”的头衔。这个头衔与“拿合理年薪的国企高级外派干部”的身份难以吻合，而遭人质疑，甚至引起“公愤”。熟悉陈久霖的人知道，其实他的日常生活并不奢华。
陈久霖尚未出事时，有一次和香港商人韩方明一同参加新加坡的某艺术颁奖典礼。所有人都穿着很漂亮、很昂贵的衣服去，陈久霖却只穿了一件T恤，到了大厅，发现冷气很足，但回家取衣服已来不及了，只好临时出去买。按理，他完全可以到旁边的商厦买件几千元的衣服穿上，结果他却跑到地摊上从一排10元(新加坡元，1新元合人民币不到5元)一件的衣服里挑了一件，还跟人砍价至7元买下来。
陈久霖的节俭让周围人印象深刻，吃饭时他一定把碗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掉在桌上的米粒也绝不放过。
他的节俭影响到了家人，“他夫人，乍一看上去也就是普通市民”。从物质层面来讲，他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从他自己的吃、穿、用，到他家里的什物摆设，都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一样。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随随便便装得出来的，那是他的习惯。有人注意到参加庭审那天他太太手中的手提袋，“我相信绝不超过200块人民币。”
效果未名的一小步
“我走了，4年后再见。”2006年3月21日下午5点20分，陈久霖在新加坡法庭上向亲友作别时非常镇定。离开法庭前，他没有忘记将手表等随身物品交给自己的太太，他说：“我没有私心，无怨无悔。”
当天下午5点55分，情绪激动的陈妻只在接受采访时，她的声音哽咽但却很坚定：“我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回家。他只是为国企效力的普通人。”
“回头看陈久霖当初的做派，他不是一个小商人，更不是一个海外资本家，应该还是一个组织管理者。”韩方明如此评价，“他也是个对家庭极其负责任的人。”
在陈久霖服刑期间，他的妻子在新加坡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定期探望他，劝勉他要“尽人事，顺天意”。
狱中的陈久霖喜欢看《易经》。结合《易经》讲企业管理，曾是他的魅力所在：在狱中读它，更多是为解决人生问题。
经历过1035天的牢狱生涯后，陈久霖事件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在过去的1035天里，中国企业因为“没有经验”而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上交的学费依然数字惊人，国有企业的监管问题仍然存在。陈久霖事件对于国有企业的治理和监管而言，只是效果未明的一小步。
2009年1月20日，陈久霖结束了在新加坡的牢狱生涯，踏上了归国的飞机。第二天，他回到了家乡湖北浠水，给母亲上坟。
1035天的牢狱生涯，带走了陈久霖近20公斤的体重、大部分头发，还有社会身份。出狱后的陈久霖，把自己48岁的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启蒙、入世和出世。
“美国几家大银行亏损那么大，也没听说要把谁送去坐牢。”陈久霖在出狱前夕向新加坡媒体谈及金融风暴，也不免愤愤。
在陈久霖缺席的日子里，这个世界照常运转，2007年，重组后的中航油提前四年还清了一亿多美元的外债，还积累了上亿美元；同时，世界失序的那一部分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四年前他炒期货巨亏5.5亿美元——当年被认为仅次于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的金融事件，在金融风暴肆虐的当下，不过是“小儿科”。
“中航油事件”
陈久霖回国后，人们发现他明显老了。头顶几乎全秃，仅剩一围灰白短发，体重也从原来的86公斤下降到68公斤。
对于未来的规划，陈久霖无论是接受新加坡媒体还是中国大陆媒体的采访，都讳莫如深。
他才48岁，投资公司和猎头公司的分析人士都认为陈久霖的商业生命运未终结。
他一度是个功臣，使中航油起死回生。1997到2004年七年间，他主持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转型成功，并拿到了事实上的中国航油进口垄断权；2001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成功上市：2002年，已是明星经济人物的陈久霖荣升集团副总裁，同时兼任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
在这七年里，中航油由持续亏损发展为总资产数十亿美元的多元投资公司，这个过程也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MBA课程的经典案例。
然而，2004年末“中航油事件”发生后，在极短的时间里，陈久霖就由一个“经济明星”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赌徒。
“陈久霖不懂油，更不懂期货。”这话出自中航油集团一位核心高层人士。在他口中，油品圈里熟悉陈久霖的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政治明星”，而非“经济明星”。
另一边，陈久霖也按捺不住自己对母公司的不满。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航油集团在一年前的2003年10月3日就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当时的账面亏损为8000万美元，但在之后两周内集团并没有对他寻求帮助的请求作出反应，导致亏损数字不断增加。
此外，当期权交易引发的困难浮出水面时，英国石油公司(BP)等众多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与中航油集团联系，表示愿意帮助解决其新加坡子公司所面临的问题。陈久霖称，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提出了两项方案，按照其方案，中航油的损失本来可以控制在2亿美元以内。但是，当新加坡子公司需要集团高层管理人员作出最终决定时，却无人回电。
有报道称，当时中航油公司内部曾传出一种说法：“凭什么出风头的是陈久霖一个人，出了事却要我们管?”
集团在“救”和“不救”的选择中摇摆犹疑，此时损失在一步步加大。到了2004年11月29日，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申请停牌并公布情况，损失已经达到了震惊世界的5.5亿美元。
随后，陈久霖被停职并接受新加坡监管部门的调查。
2006年3月21日，陈久霖以串谋欺诈德意志银行、从事内部交易等罪名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
命运的玩笑
在对“中航油事件”的反思浪潮中，有一个追问很有意思，如果陈久霖是私营企业主，这个事件的句号该怎么画?答案是：很可能陈久霖在发现账面出现580万美元亏损时就撤出止损，因为一个私营企业主不会寄希望于背后的靠山出手相救。
“如果再给我5000万美元，我就能脱身。”当时，陈久霖的这句话曾被传为“笑谈”。
中航油毅然斩仓的时间是2004年11月29日，卖出的平均价格在42美元以上，斩仓第二日开始，石油价格开始大幅下滑，并一度跌破40美元，逼近陈久霖的赌注38美元。
在陈久霖入狱的1000多天里，国际炒家不仅没有像他之前判断的那样从石油期货市场撤退，反而开始了一轮史无前例的炒作，并一度将油价拉高至极度偏离供需关系的147美元。在陈久霖入狱期间，因为看空油价而在期权上损失惨重者比比皆是，亏损动辄以10亿美元计。而陈久霖出狱时，油价再度回落，一度跌到陈久霖的心理价位——38美元。
一位新加坡本地企业家私下里说：如果当时油价下降，中航油不亏反赚，陈久霖不就成了英雄吗?“这就是命。”新加坡企业家不无唏嘘。
这次事件也是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
陈久霖在事业高峰时期认识的那些人，“大半都淘汰了”。当时的陈久霖一时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有媒体曾披露，陈久霖的年薪大约合人民币2350万元。他因此有个“打工皇帝”的头衔。这个头衔与“拿合理年薪的国企高级外派干部”的身份难以吻合，而遭人质疑，甚至引起“公愤”。熟悉陈久霖的人知道，其实他的日常生活并不奢华。
陈久霖尚未出事时，有一次和香港商人韩方明一同参加新加坡的某艺术颁奖典礼。所有人都穿着很漂亮、很昂贵的衣服去，陈久霖却只穿了一件T恤，到了大厅，发现冷气很足，但回家取衣服已来不及了，只好临时出去买。按理，他完全可以到旁边的商厦买件几千元的衣服穿上，结果他却跑到地摊上从一排10元(新加坡元，1新元合人民币不到5元)一件的衣服里挑了一件，还跟人砍价至7元买下来。
陈久霖的节俭让周围人印象深刻，吃饭时他一定把碗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掉在桌上的米粒也绝不放过。
他的节俭影响到了家人，“他夫人，乍一看上去也就是普通市民”。从物质层面来讲，他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从他自己的吃、穿、用，到他家里的什物摆设，都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一样。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随随便便装得出来的，那是他的习惯。有人注意到参加庭审那天他太太手中的手提袋，“我相信绝不超过200块人民币。”
效果未名的一小步
“我走了，4年后再见。”2006年3月21日下午5点20分，陈久霖在新加坡法庭上向亲友作别时非常镇定。离开法庭前，他没有忘记将手表等随身物品交给自己的太太，他说：“我没有私心，无怨无悔。”
当天下午5点55分，情绪激动的陈妻只在接受采访时，她的声音哽咽但却很坚定：“我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回家。他只是为国企效力的普通人。”
“回头看陈久霖当初的做派，他不是一个小商人，更不是一个海外资本家，应该还是一个组织管理者。”韩方明如此评价，“他也是个对家庭极其负责任的人。”
在陈久霖服刑期间，他的妻子在新加坡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定期探望他，劝勉他要“尽人事，顺天意”。
狱中的陈久霖喜欢看《易经》。结合《易经》讲企业管理，曾是他的魅力所在：在狱中读它，更多是为解决人生问题。
经历过1035天的牢狱生涯后，陈久霖事件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在过去的1035天里，中国企业因为“没有经验”而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上交的学费依然数字惊人，国有企业的监管问题仍然存在。陈久霖事件对于国有企业的治理和监管而言，只是效果未明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