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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与革命时期相比，面临着党自身、群众和社会环境三方面变化的挑战，具体来说包括党的群众工作目标、群众工作方法、党员的数量和质量、群众自身阶层的变化、意识形态包容性变化、民主法治观念的程度不同、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信息传播媒介变化、社会力量的兴起与整合等变化，我们党只有把握住这些变化，才能使党的群众工作更科学，使党的群众工作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实现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
【关 键 词】群众工作 科学化 意识形态 民主法治 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的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群关系其本质上是利益关系，但这种利益关系不是对立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党领导群众，但党在群众之中，又在群众之上。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就是要构建党和群众的利益共同体，使党和群众能够和谐共生，最终实现群众的最优利益。这种利益共同体必然包含着矛盾的一面，由于党和群众之间存在认识偏差、交流障碍、长远利益的考量等问题，党群关系在一定阶段，一定的时期存在着波动，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群关系的目标是要实现党群关系和谐化，这种党群关系的和谐化是在动态平衡中保证，而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
党的群众工作在历史上曾经非常有效，有力地支持了党的革命和建设。有效的群众工作为党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后，我党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步推进，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阶层复杂化，党的群众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各方的利益，维护好群众的权益，党的执政基础会受到极大的动摇。
我们将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做比较，可以总结出当年党的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找到当前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水平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从党自身、群众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变化来探讨两个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区别与联系。
一、党自身的变化
建党九十一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党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党的群众工作的目标、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党内党员的数量、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党的群众工作目标的变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围绕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没有能力和愿望完成这个目标。中共必须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诉求，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目标就是党的群众工作重心，党要夺得政权就必须广泛发动群众。革命一开始就必须分清敌友，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针锋相对。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使得群众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认识到自身的利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最能够代表群众的利益，才会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只有奋力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闹革命，才可能生存和发展起来，才有和国民党做斗争的资本。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党领导人民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后就开始着手第二个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党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党自身的属性使得党能够而且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能照搬革命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来指导现在的群众工作。党的群众工作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目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党的群众工作的目标不再是夺取政权、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做好群众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2.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变化
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只能以利用阶级斗争的形式开展，党应该利用阶级矛盾做群众工作，“革命不是請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领导群众完成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党的工作就是动员群众，因为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主要是利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争取广大人民群众。
在新形势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办法不适用于这个时期党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阶级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开始发生转变，不能再使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应当主要以协商民主的方法做党的群众工作。中共作为领导核心，应该秉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原则，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当中都能够得到照顾，把矛盾和冲突化解在各方博弈的框架之中，谋求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群众的利益能够在党的支持下得到有力的保障。加强在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协商和民主沟通，谋求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谋求三者的和谐发展是新形势下实现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应遵循的根本方法。
3.党员数量和质量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直到抗日战争前党员数量仍不足十万，即使是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只有不到五百万党员，占中国总人口不到1%，而且绝大多数党员是文盲和半文盲，这和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环境是相一致的。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占中国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同时，这些八千多万党员的整体素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文化程度由执政前的文盲半文盲提高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37.1%，党员文化素质的提高表明党员民主素质的增强，同时，也反映人民群众的素质也具有很大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民主素质增强，对于党有效的开展政治协商，建立利益博弈的制度框架非常有利。党的群众工作因为党员数量的庞大和党员素质的提高使得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必须做出相应地转变。党已经从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提升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先锋队，当前党的群众工作不能局限于革命时期的阶级属性，必须涵盖绝大多数中国人。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团结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要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而成为执政党以后，我们党所要执政的是全国所有的各个阶层的人，既有过去支持过共产党的阶级阶层，也有曾经是党的对立面的敌人，所有的人都是执政的对象，我们既要有做好过去的“朋友”的工作的本领，也要有做好过去的“敌人”的工作的本领。既要有革命时期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也要有和平时期带领群众进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本领。不同时期，要面对不同的群众构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要有不同群众工作的方法。
二、群众自身的变化
1.群众自身阶层的变化
革命时期党依靠的中心力量是农民和工人，特别是贫下中农、雇农。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群众的革命性最强，也因为他们的人数最多，社会上其他群体所占比例甚少。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不再有地域的局限，纷纷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来推动城市的建设。随着教育、科技和世界贸易的发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逐渐成长，社会也出现了各种新兴行业和产业，随之出现了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新兴阶层。虽然农民在中国仍然占人口最大的比例，但是由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以及农民的后代不断进入城市，成为新的城市人，党应当把这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纳入到党的群众工作的政策中去，把进入城市的农民和他们在城市中遇到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作为党的群众工作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农民工众多的城市中，党如何做好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农民工的群众工作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点之一。同时，党还要兼顾城市中各个不同基层、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滿足他们的各种诉求，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2.意识形态包容性变化
革命时期党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必须严格控制党员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党的群众工作也随之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区分，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后党基本上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党的群众工作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逐步实现了阶级斗争的目的，群众工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为夺取国家政权服务。
在党成为执政党后，不再局限于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也可以说党执政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所代表的群众范围已经扩大，党的群众工作也不再局限某一部分群体，党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时，党的意识形态应该适用新的形势，必须使意识形态能包容各种人群的利益。王长江在考察现代执政党执政方式后得出一个结论，“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对执政党有利。但在扩大包容性为政党获得广泛民众支持的同时，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因过于庞杂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越大，对民众吸引力下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3]每一个执政党都不得不面临如此的困境，这样就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张力范围内保证党员必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能使党能更好的开展群众工作，但也要警惕意识形态的过度泛化，如果没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党与其他团体的差别便难以区分，党的群众工作的力度也无法体现。
3.民主法治观念的程度不同
在革命时期，生存危机是人民群众面临的首要问题，党的群众工作首先满足了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使得大批群众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党的群众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在新的形势下，生存危机的消失，人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水平，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生理的满足，人们的民主法治的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党的群众工作不能像革命时期那样只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党还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民主诉求。亨廷顿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了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民主化已经是不可抵挡的一股潮流，民主是各个国家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人民群众要求更高层次的民主和法治。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依照民主法治的要求来开展，党必须提高自身的民主法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要求。
在革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革命任务繁重、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严重等原因共产党难以有效的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过建国六十多年来的民主建设，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们的民主法治观念也大幅增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理念，党希望通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通过民主法治观念的广泛传播，来建立合理有序、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党的群众工作应以民主法治观念为指导，来及时处理群众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让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认同，对党的执政满意。
三、社会环境的变化
1.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
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和巩固国家政权后，效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的群众工作必然受到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党在群众工作中通过各种经济上、政治上的手段来约束党的群众工作，如公分、生活必需品的限制供应、阶级出身等区分人民群众。党凭借着政治经济上的权威和国家政权的影响，保证党的群众工作开展顺利，但也使得人民群众许多的需求无法满足，虽然许多矛盾一时掩盖了起来，但是给日后党的群众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留下了隐患。 在新形势下，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已经转变，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也应开始转变，党的群众工作必须适应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新的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必须从政府工作中超脱出来，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群众工作，协调群众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科学化的党群工作体制，实现党群关系和谐化的目标。
2.信息传播媒介变化
如果说革命时期是报刊媒介的时代，那新形势下就是电视、手机和网络媒介的时代。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是讯息[4]。媒介的改变深刻影响着社会中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电视、手机、网络等媒介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距离拉的更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了。
革命时期，报刊的作用极大，报纸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舆论，甚至成为了革命的思想论战。党的群众工作也运用报刊来掌握舆论的制高点，取得舆论的主动权，陆续出版了如《新青年》、《红旗》、《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以争取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和认同，为党顺利开展群众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新形势下，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介逐渐取代纸质报刊，成为主要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媒介。人民群众不仅能及时获得大量信息，而且能全方位的获得信息，新兴的媒介传播手段使信息更加容易获得，信息也更加全面，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方面获取信息的需求，同时也向党的群众工作提出挑战。以前党只要掌握了主流媒体就能使社会中各种媒介为党落实群众工作，传统党的群众工作已经受到新的信息传播途径的挑战，党必须正视这个现实。从另一方面说，党的群众工作也带来了机遇，党的群众工作应该充分运用这些新兴的信息传播途径，建立一种及时反馈并及时纠正错误的正循环机制。随着新兴传播媒介的发展，党的群众工作必须适应新的形式，要能在新媒介中占据舆论的持续主导地位，能像革命时期一样引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新媒介的兴起，国际上的各种声音也开始影响中国，使得以前统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潮也出现了复杂化，党应正面看待这个挑战。党应该善于运用报刊、电视、手机、网络等各种新老信息传播手段，提高党的思想文化传播途径的有效性，来探索和建立新的党群工作的有效途径。党的群众工作不能一味地堵住舆论的通道，而是应该疏导人民群众的困难，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满足人员群众的诉求，真正及时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3.社会力量的兴起与整合
中国古代的管理体制是儒家意识形态主导，上层由大一统的官僚机构统治，一直到县级，县级以下的中层由乡绅自治，基层则是宗法家族组织。[5]这种体制在近代的数次战争中基本破坏了，下层的稳固结构开始解体。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是开始重新整合各個层面的结构，其整合的力度一直达到村一级。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组织力度不够，仅能组织上层，故蒋介石评价国民党的组织为“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6]由于中国传统的架构被打散，只有一个政党能重新整合各种结构才能充当执政地位。党的群众工作在革命时期充当了重建者的角色，将中国社会重新组建完成，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深入基层，从下至上完成政治体制的重建。
在新形势下，党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体制，党必须明确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层面必须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党的群众工作应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不应侵犯私人空间，而且应该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引导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努力发挥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节约社会成本。关于非政府组织，王长江论述道，“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都是表达民众意愿的渠道。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意味着它作为表达渠道同执政党有潜在的竞争。执政党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越有效，竞争就越是向心的和良性的。”[7]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有竞争，党的群众工作应该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努力使群众的诉求能有多种途径表达，使得执政党的群众工作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能和谐共生，相互促进。
党自身、群众自身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每一方的变化都牵连着另外两方的变化，同时三者共同影响党的群众工作的变化，最终影响党群关系的变化。虽然新形势党的群众工作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诸多差异，但其核心均是利益的问题。这种利益不仅仅包括物质的利益，还包括精神的、政治的、生态的等方面利益。新形势下党面临新的问题，党的群众工作必须考虑新出现的各种因素，了解党自身、群众自身和环境的变化，最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的诉求，实现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和党群关系的和谐化。
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只要我们真正使得人民的利益得到满足，党的政策就能够保证实施，党的群众工作就能顺利开展。因此党的群众工作“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做到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做群众工作，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8]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就是要实现人民的利益，党必须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建立科学的机制，构建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同体。党和群众的利益共同体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向两方面发展，既可以是阻力，又可以是推动力。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正是要让党和群众的矛盾向良性发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将这种矛盾的推动力展现，使党的群众工作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3]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5]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6]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页。
[7]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新华网，2011年2月19日。
【关 键 词】群众工作 科学化 意识形态 民主法治 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的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群关系其本质上是利益关系，但这种利益关系不是对立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党领导群众，但党在群众之中，又在群众之上。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就是要构建党和群众的利益共同体，使党和群众能够和谐共生，最终实现群众的最优利益。这种利益共同体必然包含着矛盾的一面，由于党和群众之间存在认识偏差、交流障碍、长远利益的考量等问题，党群关系在一定阶段，一定的时期存在着波动，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群关系的目标是要实现党群关系和谐化，这种党群关系的和谐化是在动态平衡中保证，而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
党的群众工作在历史上曾经非常有效，有力地支持了党的革命和建设。有效的群众工作为党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后，我党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步推进，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阶层复杂化，党的群众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各方的利益，维护好群众的权益，党的执政基础会受到极大的动摇。
我们将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做比较，可以总结出当年党的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找到当前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水平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从党自身、群众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变化来探讨两个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区别与联系。
一、党自身的变化
建党九十一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部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党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党的群众工作的目标、党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党内党员的数量、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党的群众工作目标的变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围绕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没有能力和愿望完成这个目标。中共必须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诉求，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目标就是党的群众工作重心，党要夺得政权就必须广泛发动群众。革命一开始就必须分清敌友，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针锋相对。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使得群众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认识到自身的利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最能够代表群众的利益，才会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只有奋力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闹革命，才可能生存和发展起来，才有和国民党做斗争的资本。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党领导人民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后就开始着手第二个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党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党自身的属性使得党能够而且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能照搬革命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来指导现在的群众工作。党的群众工作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目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党的群众工作的目标不再是夺取政权、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做好群众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2.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变化
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只能以利用阶级斗争的形式开展，党应该利用阶级矛盾做群众工作，“革命不是請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领导群众完成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党的工作就是动员群众，因为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方法主要是利用阶级斗争的手段争取广大人民群众。
在新形势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办法不适用于这个时期党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阶级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开始发生转变，不能再使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应当主要以协商民主的方法做党的群众工作。中共作为领导核心，应该秉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原则，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当中都能够得到照顾，把矛盾和冲突化解在各方博弈的框架之中，谋求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群众的利益能够在党的支持下得到有力的保障。加强在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协商和民主沟通，谋求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谋求三者的和谐发展是新形势下实现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应遵循的根本方法。
3.党员数量和质量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直到抗日战争前党员数量仍不足十万，即使是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只有不到五百万党员，占中国总人口不到1%，而且绝大多数党员是文盲和半文盲，这和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环境是相一致的。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占中国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同时，这些八千多万党员的整体素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文化程度由执政前的文盲半文盲提高到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37.1%，党员文化素质的提高表明党员民主素质的增强，同时，也反映人民群众的素质也具有很大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民主素质增强，对于党有效的开展政治协商，建立利益博弈的制度框架非常有利。党的群众工作因为党员数量的庞大和党员素质的提高使得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必须做出相应地转变。党已经从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提升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先锋队，当前党的群众工作不能局限于革命时期的阶级属性，必须涵盖绝大多数中国人。革命时期，我们需要团结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要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而成为执政党以后，我们党所要执政的是全国所有的各个阶层的人，既有过去支持过共产党的阶级阶层，也有曾经是党的对立面的敌人，所有的人都是执政的对象，我们既要有做好过去的“朋友”的工作的本领，也要有做好过去的“敌人”的工作的本领。既要有革命时期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也要有和平时期带领群众进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本领。不同时期，要面对不同的群众构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要有不同群众工作的方法。
二、群众自身的变化
1.群众自身阶层的变化
革命时期党依靠的中心力量是农民和工人，特别是贫下中农、雇农。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群众的革命性最强，也因为他们的人数最多，社会上其他群体所占比例甚少。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不再有地域的局限，纷纷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来推动城市的建设。随着教育、科技和世界贸易的发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逐渐成长，社会也出现了各种新兴行业和产业，随之出现了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新兴阶层。虽然农民在中国仍然占人口最大的比例，但是由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以及农民的后代不断进入城市，成为新的城市人，党应当把这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纳入到党的群众工作的政策中去，把进入城市的农民和他们在城市中遇到的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问题作为党的群众工作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农民工众多的城市中，党如何做好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农民工的群众工作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点之一。同时，党还要兼顾城市中各个不同基层、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滿足他们的各种诉求，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2.意识形态包容性变化
革命时期党为了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必须严格控制党员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党的群众工作也随之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区分，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后党基本上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党的群众工作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逐步实现了阶级斗争的目的，群众工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为夺取国家政权服务。
在党成为执政党后，不再局限于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也可以说党执政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所代表的群众范围已经扩大，党的群众工作也不再局限某一部分群体，党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时，党的意识形态应该适用新的形势，必须使意识形态能包容各种人群的利益。王长江在考察现代执政党执政方式后得出一个结论，“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对执政党有利。但在扩大包容性为政党获得广泛民众支持的同时，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因过于庞杂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越大，对民众吸引力下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3]每一个执政党都不得不面临如此的困境，这样就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张力范围内保证党员必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能使党能更好的开展群众工作，但也要警惕意识形态的过度泛化，如果没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党与其他团体的差别便难以区分，党的群众工作的力度也无法体现。
3.民主法治观念的程度不同
在革命时期，生存危机是人民群众面临的首要问题，党的群众工作首先满足了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使得大批群众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党的群众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在新的形势下，生存危机的消失，人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水平，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生理的满足，人们的民主法治的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党的群众工作不能像革命时期那样只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党还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民主诉求。亨廷顿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了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民主化已经是不可抵挡的一股潮流，民主是各个国家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人民群众要求更高层次的民主和法治。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依照民主法治的要求来开展，党必须提高自身的民主法治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要求。
在革命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革命任务繁重、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封建残余严重等原因共产党难以有效的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过建国六十多年来的民主建设，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们的民主法治观念也大幅增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理念，党希望通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通过民主法治观念的广泛传播，来建立合理有序、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党的群众工作应以民主法治观念为指导，来及时处理群众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让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认同，对党的执政满意。
三、社会环境的变化
1.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
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和巩固国家政权后，效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党的群众工作必然受到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党在群众工作中通过各种经济上、政治上的手段来约束党的群众工作，如公分、生活必需品的限制供应、阶级出身等区分人民群众。党凭借着政治经济上的权威和国家政权的影响，保证党的群众工作开展顺利，但也使得人民群众许多的需求无法满足，虽然许多矛盾一时掩盖了起来，但是给日后党的群众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留下了隐患。 在新形势下，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已经转变，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也应开始转变，党的群众工作必须适应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新的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必须从政府工作中超脱出来，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群众工作，协调群众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科学化的党群工作体制，实现党群关系和谐化的目标。
2.信息传播媒介变化
如果说革命时期是报刊媒介的时代，那新形势下就是电视、手机和网络媒介的时代。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是讯息[4]。媒介的改变深刻影响着社会中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电视、手机、网络等媒介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距离拉的更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了。
革命时期，报刊的作用极大，报纸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舆论，甚至成为了革命的思想论战。党的群众工作也运用报刊来掌握舆论的制高点，取得舆论的主动权，陆续出版了如《新青年》、《红旗》、《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以争取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和认同，为党顺利开展群众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新形势下，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介逐渐取代纸质报刊，成为主要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媒介。人民群众不仅能及时获得大量信息，而且能全方位的获得信息，新兴的媒介传播手段使信息更加容易获得，信息也更加全面，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方面获取信息的需求，同时也向党的群众工作提出挑战。以前党只要掌握了主流媒体就能使社会中各种媒介为党落实群众工作，传统党的群众工作已经受到新的信息传播途径的挑战，党必须正视这个现实。从另一方面说，党的群众工作也带来了机遇，党的群众工作应该充分运用这些新兴的信息传播途径，建立一种及时反馈并及时纠正错误的正循环机制。随着新兴传播媒介的发展，党的群众工作必须适应新的形式，要能在新媒介中占据舆论的持续主导地位，能像革命时期一样引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由于新媒介的兴起，国际上的各种声音也开始影响中国，使得以前统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潮也出现了复杂化，党应正面看待这个挑战。党应该善于运用报刊、电视、手机、网络等各种新老信息传播手段，提高党的思想文化传播途径的有效性，来探索和建立新的党群工作的有效途径。党的群众工作不能一味地堵住舆论的通道，而是应该疏导人民群众的困难，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满足人员群众的诉求，真正及时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3.社会力量的兴起与整合
中国古代的管理体制是儒家意识形态主导，上层由大一统的官僚机构统治，一直到县级，县级以下的中层由乡绅自治，基层则是宗法家族组织。[5]这种体制在近代的数次战争中基本破坏了，下层的稳固结构开始解体。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是开始重新整合各個层面的结构，其整合的力度一直达到村一级。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组织力度不够，仅能组织上层，故蒋介石评价国民党的组织为“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6]由于中国传统的架构被打散，只有一个政党能重新整合各种结构才能充当执政地位。党的群众工作在革命时期充当了重建者的角色，将中国社会重新组建完成，因此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深入基层，从下至上完成政治体制的重建。
在新形势下，党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体制，党必须明确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层面必须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党的群众工作应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不应侵犯私人空间，而且应该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引导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努力发挥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节约社会成本。关于非政府组织，王长江论述道，“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都是表达民众意愿的渠道。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意味着它作为表达渠道同执政党有潜在的竞争。执政党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越有效，竞争就越是向心的和良性的。”[7]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有竞争，党的群众工作应该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努力使群众的诉求能有多种途径表达，使得执政党的群众工作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能和谐共生，相互促进。
党自身、群众自身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每一方的变化都牵连着另外两方的变化，同时三者共同影响党的群众工作的变化，最终影响党群关系的变化。虽然新形势党的群众工作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诸多差异，但其核心均是利益的问题。这种利益不仅仅包括物质的利益，还包括精神的、政治的、生态的等方面利益。新形势下党面临新的问题，党的群众工作必须考虑新出现的各种因素，了解党自身、群众自身和环境的变化，最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的诉求，实现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和党群关系的和谐化。
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只要我们真正使得人民的利益得到满足，党的政策就能够保证实施，党的群众工作就能顺利开展。因此党的群众工作“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做到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做群众工作，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8]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就是要实现人民的利益，党必须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建立科学的机制，构建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同体。党和群众的利益共同体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向两方面发展，既可以是阻力，又可以是推动力。党的群众工作科学化正是要让党和群众的矛盾向良性发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将这种矛盾的推动力展现，使党的群众工作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3]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5]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6]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页。
[7]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新华网，201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