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记是一个人直面自己的文字，在日记里，往往能看到较为真实的爱恨、困境与挣扎。这本再版的《克尔凯郭尔日记选》，是在8000-10000页的日记文字里，摘出约150页的内容精华。不同于这位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先驱的那些读来极为费力的著作，在这块自留地，他非常直白地剖析自己和时代以及人类的根本性困境。其中有不少类似尼采著作中的“格言体”，更能看到一个与著作里不同的克尔凯郭尔。

我如何理解我作为文人的整个行为（1846年）

　　在最深层意义上我是一个不幸的个体。因为我从早年起就被牢牢捆绑在某种类似神经错乱的痛苦中，此种痛苦的缘由必根植于心灵和肉体的某种错位，因为（这既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又是对我无限的奖掖）它与我的心灵和灵魂没有关系。相反，我的心灵和灵魂也许因为我灵魂和肉体的紧张关系而获得一种极为罕见的张力。
　　一个老者自己患上了极度的忧郁（至于他是怎样得病的我将不予记载），他老年得子，儿子遗传了他全部的忧郁，但同时拥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心灵，使他能够将这忧郁封存起来，而且因为他的精神在本质上是特别的健全，所以他的忧郁并不能战胜他，但是他又无法控制它;他的精神最多使他有能力忍受它。
　　一位年轻的女子（这位不幸自负已极的女子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使我朦胧抓到了一个空子，就是通过解除婚约的办法，摆脱由一种悲剧性的误解开始的一切，因为她使我觉得她的内在力量，她似乎满不在乎似的）在最为严重的时刻，在我的良心里面安置了一位杀手;一位苦恼的父亲严肃地认定，这实际上将意味着那女子的死。她是否开玩笑关我何事。
　　从那一刻起，我便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了一个理想，量力而行，努力精进。
　　尽管没有一位朋友知道我的秘密，尽管我断然不会向别人掏出我内心最隐秘的东西，我仍将持有一个观点，即一个人有责任不忽视内心的上诉法院同别人交换意见;但是这必不可蜕变成一种轻浮套近乎，而是一种热情的、负责任的交流。所以我对我的医生明言，希望明确他认为我这种结构性的身心不平衡的状况是否能够治愈，从而能够“认识普遍”（过上正常的生活）。他对此表示怀疑，我问他是否认为心灵——通过意志的力量——能够改变或者改造此种基本畸形，他对此亦表示怀疑，他甚至不建议我动用全部的意志的力量，因为它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会把一切都毁掉的。
　　从那一刻起我便做出了选择。那令人哀伤不已的畸态以及伴随而来的痛苦（它无疑会促使多数人去自杀的，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理解那种绝对悲惨的折磨）正是我所以为的肉中的刺、我的有限性、我的十字架;而且我相信，这正是天国里的上帝要求付出的甚高的代价，换取在我同时代人中间寻求的心灵和灵魂的力量。我并不以此而自夸，因为无论如何我已经垮掉，我的愿望已经化作日复一日的极其惨重的痛苦和耻辱。
　　我并不敢奢望获得任何启示或类似的东西，我的目的只是在一个乌七八糟的道德沦丧的时代，为寻常代言——使之在所有能认识到它，但被时尚引入迷途而追求不同寻常的、超常生活的同类们面前变得可爱而可及。我以为我的天职与这种人一样：他自己身陷不幸，因此——如果他爱世人——特别渴望帮助其他有能力获得幸福的人们。
　　然而，既然我的天职里还包含有一种诚心诚意的企图，要满怀谦卑去做一些事情，以弥补我天生的不足，我就必须时刻警醒，不使我的努力被追求自我享乐所玷污，追求崇高的思想和真理，而非谋求世俗的暂时利益。因此，我至善的良知认识到我是以真正顺从之心行事的。
　　随着我工作的进展，我不止一次想到我更好地理解了上帝对于我的意愿：我所受的极端痛苦正是上帝加给我的鞍辔，也许就此成全了我超常的生活吧。
　　如果我把对于生活的全部细节的认识和盘托出，这条日记就会变成一卷大部头的对开本，恐怕绝少有人能够认真去读，也读不懂。况且我也没有功夫写下任何类似的文字。
　　我可以真心地说，我的力量就在于微小而且软弱。例如，我从未想过，如果我内心断定为了得到一个女孩子敢于做任何事情，而她竟然会拒绝我;我也从未想过，如果我内心断定我敢于着手去做那些最令人称奇的事情，而我竟然不能真正做到。后者就是我的悲哀所在;前者则是我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大多数人的情形正好相反：他们害怕的是来自外部的阻力;不知道内心的阻力的可怕折磨。我并不害怕外在的阻力，只是有一种内在的阻力，上帝让我感受到令我痛楚的刺——那便是我的天罚。

科学的谬误（1846年）

　　纠缠在自然科学里是毫无用处的。在那里，人们孤立无援，完全失控。研究者只是将其脑力耗费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一会儿有人将往澳大利亚去，一会儿登月，一会儿钻进地下岩洞，现在又去钻鬼才知道的肠道寄生虫的屁眼。我们一会儿非要一架望远镜不可，一会儿又非要一台显微镜不可：天哪，有谁能受得了这个！
　　但是玩笑归玩笑，现在言归正传。科学的谬误在于：它未能辩证地揭示事物之所以然，哲学又将如何利用自然科学。它是不是全然只是一种机敏的想象——语言（好让人们对它一无所知）呢？它就是例证、类推吗？它果真具有某种重要性以致一种新的理论必须和它相适应吗？
　　在一位思想家看来，再没有什么困扰比不得不生活在此种张力之下来得更可怕了：一方面是细节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似乎每时每刻那观念、结论就要呼之欲出了。如果物理学家感觉不到这样一种困惑，他就不能成为一个思想家。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坦塔洛斯式的痛苦！一个思想家只要还没有获得那种精神的确定性，就感觉仿佛是在地狱里似的：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舞吧。在信仰的境界里，一切就是，即使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各大元素统统消解殆尽，你也必须信仰！在这里，我们不必等待邮递的官方新闻，亦不必等待运输工具。这种精神的确定性是所有谦卑中最谦卑的，是最令空虚的心灵讨厌的（因为它和透过显微镜凝视某物大不相同），但它是唯一真实的确定性。 　　对于自然科学首要的、全部的异议在形式上可以直接明确地表述如下：对于一个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是一个与永恒有关的精神的人，选择物理学（及其经验材料）作为他所致力研究的领域，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有着敏锐观察力的物理学家必须既是一个天资聪慧的人，又是一个具有直觉的人（因为天资聪慧，并且具有直觉的特征并非辩证法意义上的深刻，只是能够运用其辨别力、只是思想敏锐而已——然而不能理解自身）（【边页】不能以此种方式快乐地生活而不感到任何危险，因为使人产生误解的观察和发现的多样性掩盖了明晰性的完全缺乏），同时又必须从青年起就对自己几乎一无所知而成为一个物理学家，而且对此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这是一种最可怕的生活方式：用他的发现和敏捷才思欺骗整个世界并且令其震惊，但是对于他的自我却毫不理解！这样一位物理学家具有一种意识自不待言，他具有一种囿于其聪慧之内的意识，也许他具有一种令人吃惊的聪明才智，一种将事物联结起来的天赋本领，一种进行观念联想之类的近乎魔术师般的技巧，等等。但是充其量它只说明这一点：这位出众的聪明人，这位绝对的唯一的天才人物能够解释自然，却不理解他的自我！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精神命运、他的聪明的伦理导向等等。但是，这样的状态显然就是一种怀疑论（因为怀疑论就是：一个未知的量“X”能解释万物。然而，用一个未经解释的“X”去解释万物，那就是没有一样事物得到解释）。如果不是怀疑论就是迷信。

内心独白（1846年）

　　生菜在长出菜心之前，自然也是可以吃的;可是，它那极其鲜嫩而又卷曲的菜心和菜叶到底口味大不相同。在精神世界里情况也完全相同。人们终身忙碌，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个人绝少能够长出一颗心;另一方面，那些实际已经长出一颗心来的思想家、诗人或宗教徒却根本不能大众化，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善与人相处，而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独自一人，潜心工作，要求他们保持某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追求关于其自身的知识。即使我能够亮开嗓门，放声说出某种能够取悦每一个人的东西，即使它出乎某种宗教的本质，我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非得大叫大嚷不可的东西本身就是某种宗教的鄙俗;相反，宗教的东西和轻言慢语的内心独白有关。天哪，人们竟以为宗教是需要大声嚷嚷的东西，和每一个人藏进小屋静静地和自己交流无关。

我的生活历程（1852年）

　　我是承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才成为一个文人的。
　　年复一年，我继续当一个文人，为了理想而承受来自内心的痛苦。
　　1848年来到了。或许还有救。有一段时间我真是快乐极了，我敢对自己说：我已经理解了上帝。真的，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是无此殊荣可享的。
　　然而几乎是在同一瞬间，某种新的东西又把我击倒了：那上帝毕竟不是要去理解，而是要去行动，要在行动中把握上帝。
　　诚然，这些我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还不止于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另一方面，我当时还没有十分清楚认识到，通过不公开的手段和独立的人格，我更能轻易地通过存在表达所理解的东西。
　　在我理解了这点之后，就自愿当一个文人了，既然我比其他文人更容易用不公开的手段诉诸行动。
　　然而这里再一次表明：上帝不是理解，而是行动，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包括其中所要承受的负担。
　　直到这时我才恰如其分地理解了，在这一计划当中“上帝的仁慈”必须拥有一席之地，否则一个人一开始就会闷死。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
　　作者：【丹】彼得·P.罗德 编
　　译者：姚蓓琴 晏可佳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