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经久不衰的文学创作母题。日本文学评论家小田实发表于1966年的《和平的伦理和论理》一文指出：“战后21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层出不穷，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诗人小海永二说：“战后日本有关战争体验的文字，只从被害者的观点和立场，而没有从加害者的观点描述。”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未见改变。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战后日本文学作品从良心出发，致力于认真反思战争根源，客观反映对外侵略给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
　　2012年9月27日，奥地利《新闻报》网站发表题为《日本糟糕的战争记忆力》评论称：“日本至今未从根本上反省历史。”据说荒原派代表诗人鲇川信夫在日本战败前于福井县伤兵疗养院根据当时的思想认识写下了《战时手记》，描述了日军烧杀淫掠，从而探讨战争的内在根源，并试图揭示日本军事体制的本质。”
　　良知的苏醒和复归是战后日本文学匮乏的品质。到处是对历史题材的肆无忌惮的开采和严重脱离事实的桥段，创作者们蓄意渲染日本本土遭受的创伤，在国人心中制造强烈的感情落差。这种现象在当代青年与那段伤痛史之间横亘了一层隐形的墙。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文学青年希望在这堵墙上磕出一块裂缝，并且让它大一些、再大一些，以便让更多的阳光照进历史的尘埃，而不是用一簇好看的花环来装点或者重新堵上它。
　　前日本笔会会长远藤周作的中篇小说《海和毒药》（1957）以深沉凝重的文字还原了九州岛帝国大学在二战期间泯灭人性用美国俘虏做活体实验的故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人性畸变的揭发。1945年5月17日，两名美军俘虏在日本九州大学医学系解剖实习室被强行施行肺摘除手术。6月，医学系第一外科教授石山福二郎等人对八名美军俘虏进行暂停心脏活动后恢复心脏功能等在医学上不具必要意义的实验，导致全部俘虏死亡。这就是“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战后，美国对参与此事件的28名日本医护人员发起诉讼，其中5人被处以死刑。
　　《海和毒药》开篇，描写了加油站老板在澡堂厚颜无耻吹嘘在中国当兵经历的情节，此人说：“在华东的那阵子真叫痛快，随便玩女人，谁反抗就气急败坏把她绑在树上做劈剌术练习的活靶子，烧杀轮掠无所不为。在‘支那’不只我一个人这样，那帮家伙任谁最少也杀过一两个人。”加油站老板还说，加油站附近的西服店老板在中国当过宪兵，南京大屠杀当中干过很多残暴的事， 却从没有人听他说过任何忏悔的话。
　　远藤周作的战争题材小说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是描写日本军人的恶，一条是反映中国人民的善。这是两股原来各自存在的力量，代表着人性的两面，它们并不因为战争而形成，只不过在战争面前得到充分表露。在远藤周作的另一部作品《架着双拐的人》（1958）中，主人公加藤在侵华战争中屠杀过无辜中国农民，屠杀现场，农民老母喷射着怒火的双眼令加藤终生挥之不去，此后他得上了两腿僵直的怪病，余生只能靠双拐站立。
　　小岛信夫的《步枪》，主人公是21岁的二等兵阿慎，他曾在侵华战争的内蒙古战场上根据班长命令屠戮了手无寸铁的被俘中国女性。战后，阿慎一想起中国女子临死前的愤怒眼神，就痛感残酷的战争将自已变成杀人机器，发出痛彻心肺的忏悔。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悦》与远藤周作的作品观点和风格一脉相承：老兵揭露自己当年的罪行，而这正是战后日本文学鲜有着墨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究所前所长、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