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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堂家讲德里达》收录了作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研读德里达的心得，主要内容包括德里达的为学的人生、文学之思、信仰与知识、法律的悖论等。汪堂家，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外国哲学》（丛刊）副主编。本文摘自该书。
德里达首先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最好方式就是倾听他的言说，阅读他的文本，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生活。德里达这位在少年时曾梦想当一个职业足球明星的思想家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普通人的情怀。他的满头华发、深邃的目光和透出几分刚毅的面庞，也许会使人联想到生活的沧桑和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的超脱。如果按常规对德里达的一生做个粗略的描述，我们只能说，他的前半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他的后半生则充满争议与荣耀。
谈到德里达的一生不能不涉及两桩公案。正是在这两桩公案中体现出他的仁者之风和勇者之气。一件涉及“海德格尔丑闻”，另一件涉及“保罗·德·曼事件”，而这两件事均与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的迫害有关。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德里达是如何对待这两桩公案的。
海德格尔丑闻
1987年，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书的原文为西班牙文，有趣的是，1988年出的该书的德译本书名被改为《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名称虽然实质上差不多，但在德国人的心中会激起不同的联想）该书揭露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不光彩经历，指责海德格尔自1933年开始一直参加纳粹的活动并在战后保持沉默。他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就宣称德意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必要时要为国家奉献土地、劳动和鲜血。有些人（包括法里亚斯在内）把他的这篇演说与《存在与时间》第67、68、69节联系起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乃是纳粹主义的表达。
实际上，法里亚斯并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他依据的是马丁（Bernard Martin）和奥托（Huge Ott）早就整理过的档案材料，很多德国人不仅熟悉这些材料而且对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
但是法国人并不清楚内情，所以，法里亚斯的著作出版后不啻是一颗炸弹。法国的报刊对海德格尔展开了全面的讨伐。当时的《世界报》甚至用“哲学的崩盘”来形容“海德格尔丑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利奥塔和德里达等哲学家加入了那场讨论。德里达撰写了《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以及《心灵，他者的发明》等书来阐述自己对海德格尔丑闻的态度。
德里达一方面肯定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指责有其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法里亚斯对海德格尔的阅读和理解很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德里达主张冷静地看待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
他特别强调，大家不能用指责代替阅读，用谩骂代替分析。为了思考纳粹主义，我们首先必须对它感兴趣，揭示它的根源。他主张把纳粹主义放在欧洲社会文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思考，因为纳粹主义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政府，与一些学术机构、宗教机构的同谋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粹主义不单单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整套社会运作模式，凡是以“自由精神”和“普遍解放”的名义而推行单一模式的人也有可能成为纳粹主义的同谋和帮凶。在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人们是否反省过自己也在为纳粹主义的存在制造土壤呢？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少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海德格尔的文本与纳粹主义的关联的。无论如何，海德格尔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思想家。尽管有足够多的档案材料证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联，但我们不能因此无限制地把他的哲学看成纳粹主义的表达。作为犹太人，德里达无疑保留着对少年时期的痛苦记忆，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和任何排犹主义倾向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按照常理，德里达本该对海德格尔骂得最凶，指责最烈，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而是主张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海德格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标志。解构海德格尔的文本也意味着实事求是地对待它，与它同时确立起多重的关系。这便是德里达对待海德格尔的态度。在对海德格尔的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这种态度本身就显示了德里达的勇气。
保罗·德·曼事件
另一件公案涉及著名文论家保罗·德·曼。早在1966年，德里达就与他相识并与他保持着终身的友谊。保罗·德·曼1919年出生于比利时。有人指控，在1940年12月至1942年12月间，他曾为一家亲德国占领者的极端报纸主持文艺专栏并发表过若干亲纳粹主义的文章。凑巧的是，他这个曾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任教并为康斯坦茨学派的产生做出过贡献的学者与接受美学的奠基人、同为康斯坦茨学派领军人物的耀斯（Jaup）几乎被同时揭露在年轻时与纳粹主义有牵连。耀斯在80年代被人指控参加过纳粹的冲锋队，以致一直备受指责并于1995年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
1996年，当我试图打听耀斯在著名旅游胜地博登湖（Bodensee）边上的墓园时，一个德国年轻人神秘地建议我去读读那些揭露他的劣迹的报纸。1983年，保罗·德·曼逝世。4年后，他被人指责与纳粹主义有牵连（理由如本段开头所述），《纽约时报》1987年12月3日登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愤怒：耶鲁教授曾是合作分子》的文章，对此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这件事在欧美的文艺理论界被搞得沸沸扬扬。作为德·曼的朋友，作为“耶鲁四人帮”（保罗·德·曼、哈特曼、米勒、布鲁姆）的精神同道，德里达深感事态严重。作为犹太人，他也不可能不在内心产生疑问。为谨慎起见，他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德·曼的过去以及与他亲近的人。
1988年，德里达在《批评探究》（1988.3）上发表了《犹如贝壳深处的涛声》一文，为德·曼做了全面而有效的辩护。德里达指出：“保罗·德·曼发表其代表作是在大战前不久。据我所知，受到指控的文章没有一篇写于1942年之后，也就是说早在战争和德国占领结束之前。”这就意味着那些人的指控根本就不符合实情。许多人不理解一个犹太人为何要为反犹主义行为进行辩护。德里达说，我们要明白事实，要了解事情的背景。
首先要弄清德·曼在上面发表文章的那份比利时报纸是否是反犹太主义的报纸，其次是弄清德·曼的文章是否真有反犹主义的确凿证据；再次，我们要弄清当时21岁的德·曼是否真能为他的行为负责。德里达以他平生少有的明晰语言，反复强调耐心、谨慎、细致和艰巨的研究的重要性，并宣布不根据这样的研究而作出的结论将是不公正和不负责的。
因此，德里达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也不理会可能面临的各种压力，以事实说明保罗.德·曼如何在战争期间站在正义一边。
然而，德里达还是受到了部分人的指责，尽管他坦然地面对这些指责。
从这两桩公案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德里达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理想、尊重事实并怀有公正心的德里达，看到了在离经叛道的同时保持着深深的同情心的德里达，看到了为弄清事实真相而坚持不懈的德里达。
解析?·11?
2001年秋，德里达到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讲学，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美国“9·1 1”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上海。他预言美国将实行警察统治并对外发动战争。事态的发展不幸被德里达所言中。
德里达除了对死难的人们表示深深的同情与悼念之外，还关心这一事件的长远后果和深层原因以及它的象征意义。在后来的论著(如《无赖》)和几次访谈中，德里达常常谈到“9·11”事件和恐怖主义，但他并不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而是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加以审视。
在德里达看来，“9·11”这个词所指称的事件无疑是令人恐惧的，但这个词与“恐怖”相联并被无休止地重复反倒激起了更多的恐惧，而这恰恰是恐怖主义者千方百计要造成的效果。客观地讲，“9·11”事件不过是众多的恐怖事件中的一件，不管这种事件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还是少数犯罪分子所为。“9·11”事件之所以被作为骇人听闻的重大事件不仅是因为它发生在美国——自1812年以来首次在本土遭到大规模武力袭击(珍珠港事件因发生在外岛除外)的大国，而且是因为它与世界秩序的主宰者的政治话语、国际法、媒体、外交制度、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遭到蔑视和冲击有关。这一事件造成的震惊、悲哀与愤怒关乎政治、传统、媒体等等的机制。为什么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地的杀戮并未引起全球的如此关注呢？德里达不断追问这一问题。
德里达认为，“9·11”事件其实是冷战的遥远的回响(那些袭击者和支持者受惠于美国人在冷战期间为对付苏联人而进行的培训)。它透露的重要信息至少有以下几点：
1.“9·11”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历史悠久而又范围广泛的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不仅普通学者们要关注这一点，其他人也要关注这一点。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府也需要反思自身的行为。德里达明确指出：“事实上是美国自己为它的‘敌对者’的力量铺平了道路并且把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美国培训本·拉登这样的人，而他只是最为触目惊心的例子。美国还首先创造了各种政治—军事环境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改变他们的忠诚。”
2.“9·11”事件表明，总体性的威胁不再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某种根本无法预料、无法计算的匿名力量。这种威胁没有界限，没有明显的征兆，由于它从冷战的时代寻找各种资源也就显得更加危险，更加恐怖。德里达完全不同意有什么“邪恶轴心”，因为全球化或世界化已使每个角落都有邪恶。至于“反恐战争”，那更显得荒唐，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隐蔽在哪里。技术已模糊了战争与恐怖主义的界限。“国际恐怖主义”这个词在德里达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个概念模糊不清并且其鉴定标准难以确定因而容易为人挪用。此外，“国家恐怖主义”反倒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毕竟它的危险更大，像法国1954年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行动就属于国家恐怖主义。美国和以色列在一些地方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属此列。
3.“9·11”事件反映了社会自身免疫机制的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里达就时常谈及社会的自身免疫机制问题，就像人体的自身防御机制出了问题就会生病一样，一个社会的自身免疫机制出了问题就会产生类似“恐怖主义”这样的疾病。德里达特别提及一些恐怖分子在美国、欧洲受训并且有本国中产阶级公民支持的事实。他把西方自身免疫机制的危机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头脑”中进行的“冷战”；第二阶段是比冷战更糟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心灵创伤不断加深。通过像“9·11”这样的事件，人们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有可能被用于恐怖袭击更加担心。西方媒体反复播放双子楼倒塌的画面以及美国宣传机器所作的渲染恰恰使恐怖分子们暗自高兴：让人们对未来的恐惧挥之不去。第三阶段被称为“压抑性恶性循环”，其特征是明显的自杀，因为它试图以破坏自身免疫性的方式来建立免疫性，“反恐战争”就属于这一类。德里达毫不掩饰他对“反恐战争”的困惑、质疑与批评。在他眼里，“反恐战争”不仅使无辜的百姓承受战争的恐惧，而且在客观上帮了恐怖分子的大忙，因为它扩散并加深了仇恨与绝望，并撕裂了我们的文明，模糊了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平民的界限，从而制造了虚拟的战争主体，颠覆了战争法则。“反恐战争”实质上成了西方同盟发动的针对自己的战争。
德里达的批评是富有深度的,尽管他的评论会令一些人难堪，但它可以让人们保持冷静。他所提出的“恐怖主义并非一个自明的概念”的观点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在使用政治语言时要保持谨慎。
德里达首先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最好方式就是倾听他的言说，阅读他的文本，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生活。德里达这位在少年时曾梦想当一个职业足球明星的思想家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普通人的情怀。他的满头华发、深邃的目光和透出几分刚毅的面庞，也许会使人联想到生活的沧桑和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的超脱。如果按常规对德里达的一生做个粗略的描述，我们只能说，他的前半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他的后半生则充满争议与荣耀。
谈到德里达的一生不能不涉及两桩公案。正是在这两桩公案中体现出他的仁者之风和勇者之气。一件涉及“海德格尔丑闻”，另一件涉及“保罗·德·曼事件”，而这两件事均与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受到的迫害有关。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德里达是如何对待这两桩公案的。
海德格尔丑闻
1987年，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书的原文为西班牙文，有趣的是，1988年出的该书的德译本书名被改为《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名称虽然实质上差不多，但在德国人的心中会激起不同的联想）该书揭露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不光彩经历，指责海德格尔自1933年开始一直参加纳粹的活动并在战后保持沉默。他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就宣称德意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必要时要为国家奉献土地、劳动和鲜血。有些人（包括法里亚斯在内）把他的这篇演说与《存在与时间》第67、68、69节联系起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乃是纳粹主义的表达。
实际上，法里亚斯并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他依据的是马丁（Bernard Martin）和奥托（Huge Ott）早就整理过的档案材料，很多德国人不仅熟悉这些材料而且对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
但是法国人并不清楚内情，所以，法里亚斯的著作出版后不啻是一颗炸弹。法国的报刊对海德格尔展开了全面的讨伐。当时的《世界报》甚至用“哲学的崩盘”来形容“海德格尔丑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利奥塔和德里达等哲学家加入了那场讨论。德里达撰写了《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以及《心灵，他者的发明》等书来阐述自己对海德格尔丑闻的态度。
德里达一方面肯定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指责有其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法里亚斯对海德格尔的阅读和理解很成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德里达主张冷静地看待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
他特别强调，大家不能用指责代替阅读，用谩骂代替分析。为了思考纳粹主义，我们首先必须对它感兴趣，揭示它的根源。他主张把纳粹主义放在欧洲社会文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思考，因为纳粹主义是在与其他国家、其他政府，与一些学术机构、宗教机构的同谋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粹主义不单单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整套社会运作模式，凡是以“自由精神”和“普遍解放”的名义而推行单一模式的人也有可能成为纳粹主义的同谋和帮凶。在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人们是否反省过自己也在为纳粹主义的存在制造土壤呢？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少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海德格尔的文本与纳粹主义的关联的。无论如何，海德格尔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认真对待的思想家。尽管有足够多的档案材料证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联，但我们不能因此无限制地把他的哲学看成纳粹主义的表达。作为犹太人，德里达无疑保留着对少年时期的痛苦记忆，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和任何排犹主义倾向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按照常理，德里达本该对海德格尔骂得最凶，指责最烈，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而是主张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海德格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标志。解构海德格尔的文本也意味着实事求是地对待它，与它同时确立起多重的关系。这便是德里达对待海德格尔的态度。在对海德格尔的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这种态度本身就显示了德里达的勇气。
保罗·德·曼事件
另一件公案涉及著名文论家保罗·德·曼。早在1966年，德里达就与他相识并与他保持着终身的友谊。保罗·德·曼1919年出生于比利时。有人指控，在1940年12月至1942年12月间，他曾为一家亲德国占领者的极端报纸主持文艺专栏并发表过若干亲纳粹主义的文章。凑巧的是，他这个曾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任教并为康斯坦茨学派的产生做出过贡献的学者与接受美学的奠基人、同为康斯坦茨学派领军人物的耀斯（Jaup）几乎被同时揭露在年轻时与纳粹主义有牵连。耀斯在80年代被人指控参加过纳粹的冲锋队，以致一直备受指责并于1995年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
1996年，当我试图打听耀斯在著名旅游胜地博登湖（Bodensee）边上的墓园时，一个德国年轻人神秘地建议我去读读那些揭露他的劣迹的报纸。1983年，保罗·德·曼逝世。4年后，他被人指责与纳粹主义有牵连（理由如本段开头所述），《纽约时报》1987年12月3日登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愤怒：耶鲁教授曾是合作分子》的文章，对此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这件事在欧美的文艺理论界被搞得沸沸扬扬。作为德·曼的朋友，作为“耶鲁四人帮”（保罗·德·曼、哈特曼、米勒、布鲁姆）的精神同道，德里达深感事态严重。作为犹太人，他也不可能不在内心产生疑问。为谨慎起见，他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德·曼的过去以及与他亲近的人。
1988年，德里达在《批评探究》（1988.3）上发表了《犹如贝壳深处的涛声》一文，为德·曼做了全面而有效的辩护。德里达指出：“保罗·德·曼发表其代表作是在大战前不久。据我所知，受到指控的文章没有一篇写于1942年之后，也就是说早在战争和德国占领结束之前。”这就意味着那些人的指控根本就不符合实情。许多人不理解一个犹太人为何要为反犹主义行为进行辩护。德里达说，我们要明白事实，要了解事情的背景。
首先要弄清德·曼在上面发表文章的那份比利时报纸是否是反犹太主义的报纸，其次是弄清德·曼的文章是否真有反犹主义的确凿证据；再次，我们要弄清当时21岁的德·曼是否真能为他的行为负责。德里达以他平生少有的明晰语言，反复强调耐心、谨慎、细致和艰巨的研究的重要性，并宣布不根据这样的研究而作出的结论将是不公正和不负责的。
因此，德里达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也不理会可能面临的各种压力，以事实说明保罗.德·曼如何在战争期间站在正义一边。
然而，德里达还是受到了部分人的指责，尽管他坦然地面对这些指责。
从这两桩公案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德里达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理想、尊重事实并怀有公正心的德里达，看到了在离经叛道的同时保持着深深的同情心的德里达，看到了为弄清事实真相而坚持不懈的德里达。
解析?·11?
2001年秋，德里达到北京、南京、上海和香港讲学，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美国“9·1 1”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上海。他预言美国将实行警察统治并对外发动战争。事态的发展不幸被德里达所言中。
德里达除了对死难的人们表示深深的同情与悼念之外，还关心这一事件的长远后果和深层原因以及它的象征意义。在后来的论著(如《无赖》)和几次访谈中，德里达常常谈到“9·11”事件和恐怖主义，但他并不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而是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加以审视。
在德里达看来，“9·11”这个词所指称的事件无疑是令人恐惧的，但这个词与“恐怖”相联并被无休止地重复反倒激起了更多的恐惧，而这恰恰是恐怖主义者千方百计要造成的效果。客观地讲，“9·11”事件不过是众多的恐怖事件中的一件，不管这种事件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还是少数犯罪分子所为。“9·11”事件之所以被作为骇人听闻的重大事件不仅是因为它发生在美国——自1812年以来首次在本土遭到大规模武力袭击(珍珠港事件因发生在外岛除外)的大国，而且是因为它与世界秩序的主宰者的政治话语、国际法、媒体、外交制度、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遭到蔑视和冲击有关。这一事件造成的震惊、悲哀与愤怒关乎政治、传统、媒体等等的机制。为什么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巴勒斯坦、伊拉克等地的杀戮并未引起全球的如此关注呢？德里达不断追问这一问题。
德里达认为，“9·11”事件其实是冷战的遥远的回响(那些袭击者和支持者受惠于美国人在冷战期间为对付苏联人而进行的培训)。它透露的重要信息至少有以下几点：
1.“9·11”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历史悠久而又范围广泛的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不仅普通学者们要关注这一点，其他人也要关注这一点。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府也需要反思自身的行为。德里达明确指出：“事实上是美国自己为它的‘敌对者’的力量铺平了道路并且把各种力量团结在一起，美国培训本·拉登这样的人，而他只是最为触目惊心的例子。美国还首先创造了各种政治—军事环境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改变他们的忠诚。”
2.“9·11”事件表明，总体性的威胁不再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某种根本无法预料、无法计算的匿名力量。这种威胁没有界限，没有明显的征兆，由于它从冷战的时代寻找各种资源也就显得更加危险，更加恐怖。德里达完全不同意有什么“邪恶轴心”，因为全球化或世界化已使每个角落都有邪恶。至于“反恐战争”，那更显得荒唐，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隐蔽在哪里。技术已模糊了战争与恐怖主义的界限。“国际恐怖主义”这个词在德里达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个概念模糊不清并且其鉴定标准难以确定因而容易为人挪用。此外，“国家恐怖主义”反倒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毕竟它的危险更大，像法国1954年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行动就属于国家恐怖主义。美国和以色列在一些地方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属此列。
3.“9·11”事件反映了社会自身免疫机制的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里达就时常谈及社会的自身免疫机制问题，就像人体的自身防御机制出了问题就会生病一样，一个社会的自身免疫机制出了问题就会产生类似“恐怖主义”这样的疾病。德里达特别提及一些恐怖分子在美国、欧洲受训并且有本国中产阶级公民支持的事实。他把西方自身免疫机制的危机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头脑”中进行的“冷战”；第二阶段是比冷战更糟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心灵创伤不断加深。通过像“9·11”这样的事件，人们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有可能被用于恐怖袭击更加担心。西方媒体反复播放双子楼倒塌的画面以及美国宣传机器所作的渲染恰恰使恐怖分子们暗自高兴：让人们对未来的恐惧挥之不去。第三阶段被称为“压抑性恶性循环”，其特征是明显的自杀，因为它试图以破坏自身免疫性的方式来建立免疫性，“反恐战争”就属于这一类。德里达毫不掩饰他对“反恐战争”的困惑、质疑与批评。在他眼里，“反恐战争”不仅使无辜的百姓承受战争的恐惧，而且在客观上帮了恐怖分子的大忙，因为它扩散并加深了仇恨与绝望，并撕裂了我们的文明，模糊了战争与和平、军人与平民的界限，从而制造了虚拟的战争主体，颠覆了战争法则。“反恐战争”实质上成了西方同盟发动的针对自己的战争。
德里达的批评是富有深度的,尽管他的评论会令一些人难堪，但它可以让人们保持冷静。他所提出的“恐怖主义并非一个自明的概念”的观点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在使用政治语言时要保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