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二十年前的东亚，发生了一场关涉三国、影响深远的区域战争。中国历史上多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为“壬辰、辛酉倭乱”，日本则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这场战争起于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终于明朝入援朝鲜及明、朝鲜军民的协力抗倭，其中明朝的出兵应援，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对于明朝的出兵应援，在万历君臣的理念中，不失为一份“扶危字小”（《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九）的责任担当，更被当时的朝鲜王朝视为恩深如海的“再造藩邦之恩”（《肃宗实录》卷四十）。近年来，一些学者主要从“国益”——即明朝自身利益考量的角度来探讨明朝出兵朝鲜的动机，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但某些过度的解读，却也使我们忽视了前近代东亚区域秩序中那种至为重要的“伦理”内涵。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四月，日本侵略军渡过对马海峡在釜山登陆，而后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并预定于五月中旬会师汉城。沿路朝鲜守将或逃或败，溃不成军，日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克尚州、忠州，汉城门户洞开，朝鲜国王李 慌忙弃城北遁。五月三日，日军攻占汉城，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多天。之后又继续北进，数月间相继占领平壤、开城，直达会宁，朝鲜“八道几尽没”（《明史·朝鲜传》），李 也被逼走至明与朝鲜边界的义州。走投无路的朝鲜君臣，不得不将“复国”的希望寄托在了宗主国——明朝的身上。五月二十九日，朝鲜急遣“圣节使”柳梦井、闵梦龙前往明朝请援，情急中使臣将“方物尽皆抛弃，独持表文而来”（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十六）。六月十一日，又派遣大司宪李德馨到辽东，向辽东巡抚郝杰告急。自此，“请援之使，络绎于道”（《明史·朝鲜传》）。
　　接到奏报不久，万历皇帝就基于“字小”之义，明确表示“朝鲜素效恭顺，为我属国，有寇岂宜从视”，命令辽东巡抚郝杰“即发精兵两支应援”，并云“如或势力不支，不妨请兵策应，刻期歼贼，作我藩篱”（《宣祖实录》卷二十七）。但对于是否大举兴兵入援朝鲜，还是在明朝官员内部引发了一番激烈争论。七月三日，针对兵部意欲“遣文武二大臣，率师往朝鲜剿倭”的建议，兵科给事中许弘纲上疏坚决反对，使万历皇帝不得不令兵部“会议具奏”。在这次由兵部主持的“九卿科道官”会议上，主援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最终以“诸臣所议不同”，决定暂且延缓遣兵（《明神宗实录》卷二五○）。
　　在这场争论中，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主援派，除却“字小”之义外，还从“国益”的角度，论述了出兵朝鲜的必要性，“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篱，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兵部侍郎宋应昌更指出“关白（指丰臣秀吉）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只为属国，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浙江道御史周孔教亦辩称：“朝鲜吾之藩篱也，朝鲜失则辽阳危，辽阳危则神京震，或谓朝鲜当弃者，谬也。”（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山西道御史彭好古不仅认为日本的真实目的在于“实欲坐收中国以自封”，而且其之所以“先寇朝鲜者”，是害怕朝鲜断其后路，目前御倭之计，当以“迎敌于外，毋使入境”为上策（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首）。就连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也主张“倭奴本情，实欲战朝鲜以窥中国，中国兵之救朝鲜，实所以自救，非得已也”（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
　　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自然非兵科给事中许弘纲莫属了。他针对兵部所提出的“中国御倭当于门庭”的意见，反驳道：“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篱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请兵则赴援，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之乎？”（《明神宗实录》卷二五○）表面看来，他似乎是欲从“字小”之义的夹隙中，为明朝的不出兵应援，寻找合适的伦理根据，但隐含于背后的，仍是对“国益”的深切忧虑。事实上，此时的明王朝，并非一片太平盛世。在宁夏，总兵官拜的叛乱，势头正盛，已然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军力、物力。如若东、西两线同时用兵，其后果无法不令人担忧，“岁荒民穷，邦本奈何，此其忧不在边境，而在宗社也”（孙继皋：《宗伯集》卷六）。而一败涂地的朝鲜，不仅无兵，甚至连粮饷都需明朝军队自备，如此巨大的经济消耗，又将给国家财政带来怎样的压力？这都是明朝君臣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可以说，无论是主援派还是反对派的意见，都是从“国益”角度的考量，否则，反对派也不可能在“九卿科道官”会议上小获胜利。换言之，无论出兵还是不出兵，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明朝的现实国家利益。于是，难题又最终摆回到了万历皇帝的案头。对于他如何思考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实录》中只简略地记载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裁定：“上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明神宗实录》卷二五○）由于这是关于明廷争论的综合决断，所以从中不难看出，除却对自身“国益”的考量外，争论双方中的“字小”意见和伦理担当，亦无疑构成了万历圣裁的重要促成因素。
　　事实上，朝鲜君臣在向明朝的乞师求援中，也在处处巧妙运用这种“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以谋取请援大计的成功。早在日军攻占汉城之时，朝鲜国王李 就声言：“予之失国，非有他罪，特以尽节天朝，取怒于狂贼耳。”（《宣祖实录》卷二十六）七月二日，在接见明朝使臣夏时、黄应阳、徐一贯时，他更涕泣陈言致变之因，“上年倭奴欲犯上国，令小邦向导，而小邦斥绝假途之谋，故肆毒蹂”，并云“自古藩邦守臣节，遭如此祸难者，有之乎”（《宣祖实录》卷二十八）。换言之，朝鲜今日之难，并非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坚守“事大”之节，竭尽藩属之责所致。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明朝也要履行“兴灭继绝”的“字小”之义。
　　颇有意味的是，朝鲜国王李 在弃京北遁之初，似乎内心之中，便有了某种不可言说的谋划。在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弃京逃难后，他接受左议政尹斗寿的建议，前往北部与明朝接界的宁边道，“以观贼势，脱有危急，渐向龙湾，得近天朝，兼请救兵”（《宣祖实录》卷二十七）。到达宁边后，他又意欲移驻定州，并试探性地提出了进入辽东，寻求内附的意向。此言一出，立刻引起随行朝臣的强烈反对，备边司官员李山甫、李恒福、李诚中、韩准、沈忠谦等，不顾国王李 的拒绝，径直闯入行宫进行劝阻。他们认为国土尚未尽失，可避之处尚多，骤然弃国内附，不惟有失国体，且无益于恢复大计，毕竟“入辽之意出，而人心解体，况真入辽乎”（《宣祖实录》卷二十七）。
　　面对群臣的诘难，朝鲜国王李 表现出了相当强硬的态度，数度声言“予死于天子之国可也，不可死于贼手”，“与其死于贼手，无宁死于父母之国”，并决然宣布“必渡鸭绿江”（《宣祖实录》卷二十七）。但备边司官员并未退缩，直指入辽内附之事，明朝疑虑颇多，未必允许，终将李 逼入死角。直到此时，李 才不得不披露了内心深处的隐情：“赴辽，非但避乱。安南国尝亡其国，自为入朝，天朝发兵送之，安南得以复国。予亦虑其如此，故欲入也。”（《宣祖实录》卷二十七）
　　安南复国之事，发生于明代初叶。当时的陈氏政权为权臣黎季所篡夺，诡称陈氏绝后，自立为王。不料，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历经艰辛，来到明朝，遂使真相大白。永乐皇帝朱棣基于“兴灭继绝”之义，遣兵护送其回国，并发生了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安南之役”。显然，朝鲜国王李 以安南故事为榜样，寻求内附明朝，实际上是想从“兴灭继绝”、“扶危字小”的伦理层面，将明王朝拴到自身的利益战车之上，并在一系列精心谋划、运作下，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有趣的是，作为出兵应援最终决策者的万历皇帝，在朝鲜君臣的眼中，无疑是“万世不可忘”的仁德“君父”；可在明朝内部，一些官僚士大夫们，却已私下里讥诮其为“高丽皇帝”（《宣祖实录》卷一○九）了。这种截然相反的舆论，是否也隐含了某些难以言说的“伦理”与“国益”的“情—理”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