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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9年8月7日,河南省政府召开了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工作会议,并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明确了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的各项政策规定,就新时期推进素质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这次以省政府名义召开会议并出台文件严格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一场以规范办学行为为突破口、推进素质教育的攻坚战已经打响。与此同时,也有人质疑,一些政策规定多年前就已经明确但总是不能落实,这一次能否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近年来,中小学办学行为不规范,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教育热点问题,也是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的重要意义,努力增强办学行为管理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学校的各种违规办学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片面强调应试功能的违规办学行为。例如,在节假日组织学生补课,随意加深课程难度、增减课程和课时,频繁组织考试和竞赛,超量布置作业等。
二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引发的违规办学行为。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城镇)、少数学校和少数班级优质资源相对集中,经济落后地区、乡村的一些学校和班级教育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这些普遍存在的不均衡现象,导致了一系列违规办学行为。例如,通过学校改制挤占国家教育资源的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划分“重点校”“重点班”的行为等。
三是违规收费行为。一些地方和学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不按规定收费、乱收费的现象。
四是日常管理中的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学生管理行为和教师管理行为。如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按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次排座次、对学生的不当处分、侵害教师合法权利、随意加大教师工作负担、单纯以考试成绩或升学率评价教师等。
五是由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不当造成的违规办学行为。主要表现是办学经费匮乏引起的违规办学行为,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引起的违规办学行为等。
当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各种违规办学行为,又主要集中在一些片面强调应试功能、造成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办学行为。这些违规办学行为,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教育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已经成为制约素质教育深入实施和学生全面发展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多年来三令五申,作出了各项政策规定,然而,时至今日这些违规办学行为依然在很多地方大行其道,屡禁不止,甚至在一些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违规办学行为?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违规办学行为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疾?
在以往的很多专题研究中,大致归纳了导致中小学办学行为不规范的几点原因:一是教育法制方面的原因。如教育法制的立法缺失导致某些学校办学行为无法可依,教育法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二是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招生考试选拔制度和教育评价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应试教育等一系列违规办学行为的根本原因,而分散的、低重心的政府办学体制导致的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三是社会问题在学校办学行为中的反映,如传统文化的影响、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期望造成学生背负巨大压力等。很多文章已经就这些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在此就不再一一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以博弈论有关理论为工具,从学校的利益得失和个体选择出发,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小学违规办学行为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用“在节假日组织学生补课”(简称“违规补课”)作为学校各种违规办学行为的代表。显而易见,学校之所以违规补课,是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通过延长学习时间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提升学校的升学率。由于升学率的提高,学校就可获得额外的利益或者“政绩”,这就使得各种违规行为具备了坚实的利益基础。在升学率几乎成为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的现实前提下,学校之间的升学率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学校的办学行为就在个体理性驱使下陷入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一种不是最优但却无法改善的均衡。
让我们用图1进行说明:
图1中,假定一中、二中代表某一地区内两个教育质量基本相等的学校,当前只有这两所学校进行升学竞争。如图中的数字组合(150,50),前一个150代表一中的效用,后一个50代表二中的效用。首先看右下角的(100,100):如果两个学校都不违规补课,由于教育质量相等则升学率相等,则两个学校的效用也相等(假定均为100)。假设现在一中开始违规在节假日补课,而二中则老老实实按照政策规定不补课,可以想见,一中额外多出大量的补课时间,其结果必然升学率提高。结果,一中由于升学率高成为了所在市(县)的“明星”,受到各种各样的奖励;而二中则必然受到教育部门甚至所在地政府的批评,损失很大。因此,就会出现图中(150,50)的结果。同理,如果一中不补课而二中补课,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50,150)。如果两个学校都开始违规补课,其结果是升学率依然相等,但又不会达到(100,100)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这种“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学校的校长、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而且不时要面临社会各界的非议、一些家长的举报和上级部门的检查,所以其效用必然低于100,但是高于升学率低于竞争对手时的效用50,我们假定为80。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囚徒困境”。
所谓“囚徒困境”,通俗地讲,就是互相影响的行为主体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的均衡无法达到最优均衡的“困境”。这个模型起源于两个囚徒被分别审问,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都选择“抵赖”,造成证据不足而不获刑,但是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每个人通过理性判断,得出的结论却是无论对方作何选择,自己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所以最终出现的均衡是双方都选择“坦白”而双双获刑。此时,个人的理性选择导致了作为一个集体的非理性选择,这就是博弈论中所说的“囚徒困境”。其中的道理从图1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让我们重新审视图1,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最优的均衡是都不补课,达到(100,100)的均衡。但是,一中、二中这两个行为主体越是理性,这个最优均衡就越不可能达到,最终实现的反而是(80,80)的次优均衡。理性的特征就是行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无论是一中还是二中,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管对方如何选择,自己都要选择“补课”。例如,对于一中而言,如果二中不补课,一中补课可得150,不补课可得100,所以一中必然选择“补课”。同理,如果二中补课,一中补课可得80,不补课可得50,一中也是必然选择“补课”。所以无论二中选择什么,一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理性的选择就是“补课”。二中也是同样。所以,最后的均衡只能是双方恶性竞争一起违规补课,达到(80,80)的劣等均衡。现实中,不少学校校长、教师都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也想大家都不补课、公平竞争,但实际上哪敢不补课呐!我不补,别的学校补,到最后一考试,吃亏还是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学校。所以,只有选择补课才是唯一的出路。”其实,这就是从最优均衡到劣等均衡的博弈过程,也是个人(个体)理性选择导致集体非理性选择的“囚徒困境”形成过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违规办学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深刻的,达成的均衡也是坚固的。因为人从理性出发作出的选择和行为是很难改变的,哪怕短时间内可以由于外力的强大压制而有所变化,但是,学校在“利益”和“理性”的驱使下,存在着强烈的、难以改变的动机去“补课”,最终达到的还是双方恶性竞争一起补课的劣等均衡。所以,即使最优的均衡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实际中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每个学校理性的选择是“补课”,而且通过推理,他们会坚信别的学校一定也是选择“补课”,所以最终的结果注定不是“皆大欢喜”的相互合作,而是“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但又欲罢不能。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也是中小学办学行为不规范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
走出“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利益(效用)格局。例如,当两个学校的利益分配形成图2:
在图2中,同理分析,双方都不补课成为唯一可能的均衡。这种均衡可以通过两种办法达到:一是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如果补课,虽然升学率高,但是校长被查处,甚至撤职的风险也很大,那学校违规补课的效用就不升反降。这样,无论别的学校补课与否,学校都会选择不补课,所以,双方都不补课的均衡就是最终达到的牢固平衡。二是改变评价标准。如果政府、教育部门对学校评价不仅取决于升学率,而且也取决于规范化管理程度、学生全面发展等一些其他因素,那么,学校选择“补课”或“不补课”的所得利益也将发生变化,也有可能出现都不补课的均衡。
从根本而言,改变当前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标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标准,使升学率不再是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就能有效地改变学校“补课”和“不补课”的利益得失,弱化学校因片面追求升学率而违规补课的动机,使得“不补课”逐步成为学校的理性选择。然而,从短期来看,改变评价标准在当前是无法实现的。当前唯一可取的措施就是加大查处力度,通过对违规行为的大力查处改变中小学采取不同办学行为的利益得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图2中最优的“均衡”。但是,一旦政府部门手腕松下来,查处力度小下来,利益格局又会马上变成图1,“囚徒困境”又将重现。因此,要解决这个积存多年的问题,政府部门不仅需要痛下决心,更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责 编 流 水)
近年来,中小学办学行为不规范,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教育热点问题,也是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的重要意义,努力增强办学行为管理的紧迫性和自觉性。学校的各种违规办学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片面强调应试功能的违规办学行为。例如,在节假日组织学生补课,随意加深课程难度、增减课程和课时,频繁组织考试和竞赛,超量布置作业等。
二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引发的违规办学行为。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城镇)、少数学校和少数班级优质资源相对集中,经济落后地区、乡村的一些学校和班级教育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这些普遍存在的不均衡现象,导致了一系列违规办学行为。例如,通过学校改制挤占国家教育资源的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划分“重点校”“重点班”的行为等。
三是违规收费行为。一些地方和学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不按规定收费、乱收费的现象。
四是日常管理中的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学生管理行为和教师管理行为。如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按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次排座次、对学生的不当处分、侵害教师合法权利、随意加大教师工作负担、单纯以考试成绩或升学率评价教师等。
五是由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不当造成的违规办学行为。主要表现是办学经费匮乏引起的违规办学行为,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引起的违规办学行为等。
当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各种违规办学行为,又主要集中在一些片面强调应试功能、造成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办学行为。这些违规办学行为,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教育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已经成为制约素质教育深入实施和学生全面发展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门多年来三令五申,作出了各项政策规定,然而,时至今日这些违规办学行为依然在很多地方大行其道,屡禁不止,甚至在一些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违规办学行为?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违规办学行为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疾?
在以往的很多专题研究中,大致归纳了导致中小学办学行为不规范的几点原因:一是教育法制方面的原因。如教育法制的立法缺失导致某些学校办学行为无法可依,教育法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二是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招生考试选拔制度和教育评价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应试教育等一系列违规办学行为的根本原因,而分散的、低重心的政府办学体制导致的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三是社会问题在学校办学行为中的反映,如传统文化的影响、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期望造成学生背负巨大压力等。很多文章已经就这些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在此就不再一一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以博弈论有关理论为工具,从学校的利益得失和个体选择出发,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小学违规办学行为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用“在节假日组织学生补课”(简称“违规补课”)作为学校各种违规办学行为的代表。显而易见,学校之所以违规补课,是因为在相同条件下,通过延长学习时间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提升学校的升学率。由于升学率的提高,学校就可获得额外的利益或者“政绩”,这就使得各种违规行为具备了坚实的利益基础。在升学率几乎成为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的现实前提下,学校之间的升学率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学校的办学行为就在个体理性驱使下陷入了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一种不是最优但却无法改善的均衡。
让我们用图1进行说明:
图1中,假定一中、二中代表某一地区内两个教育质量基本相等的学校,当前只有这两所学校进行升学竞争。如图中的数字组合(150,50),前一个150代表一中的效用,后一个50代表二中的效用。首先看右下角的(100,100):如果两个学校都不违规补课,由于教育质量相等则升学率相等,则两个学校的效用也相等(假定均为100)。假设现在一中开始违规在节假日补课,而二中则老老实实按照政策规定不补课,可以想见,一中额外多出大量的补课时间,其结果必然升学率提高。结果,一中由于升学率高成为了所在市(县)的“明星”,受到各种各样的奖励;而二中则必然受到教育部门甚至所在地政府的批评,损失很大。因此,就会出现图中(150,50)的结果。同理,如果一中不补课而二中补课,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50,150)。如果两个学校都开始违规补课,其结果是升学率依然相等,但又不会达到(100,100)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这种“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学校的校长、教师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而且不时要面临社会各界的非议、一些家长的举报和上级部门的检查,所以其效用必然低于100,但是高于升学率低于竞争对手时的效用50,我们假定为80。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囚徒困境”。
所谓“囚徒困境”,通俗地讲,就是互相影响的行为主体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的均衡无法达到最优均衡的“困境”。这个模型起源于两个囚徒被分别审问,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都选择“抵赖”,造成证据不足而不获刑,但是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每个人通过理性判断,得出的结论却是无论对方作何选择,自己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所以最终出现的均衡是双方都选择“坦白”而双双获刑。此时,个人的理性选择导致了作为一个集体的非理性选择,这就是博弈论中所说的“囚徒困境”。其中的道理从图1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让我们重新审视图1,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最优的均衡是都不补课,达到(100,100)的均衡。但是,一中、二中这两个行为主体越是理性,这个最优均衡就越不可能达到,最终实现的反而是(80,80)的次优均衡。理性的特征就是行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无论是一中还是二中,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不管对方如何选择,自己都要选择“补课”。例如,对于一中而言,如果二中不补课,一中补课可得150,不补课可得100,所以一中必然选择“补课”。同理,如果二中补课,一中补课可得80,不补课可得50,一中也是必然选择“补课”。所以无论二中选择什么,一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理性的选择就是“补课”。二中也是同样。所以,最后的均衡只能是双方恶性竞争一起违规补课,达到(80,80)的劣等均衡。现实中,不少学校校长、教师都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也想大家都不补课、公平竞争,但实际上哪敢不补课呐!我不补,别的学校补,到最后一考试,吃亏还是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学校。所以,只有选择补课才是唯一的出路。”其实,这就是从最优均衡到劣等均衡的博弈过程,也是个人(个体)理性选择导致集体非理性选择的“囚徒困境”形成过程。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违规办学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深刻的,达成的均衡也是坚固的。因为人从理性出发作出的选择和行为是很难改变的,哪怕短时间内可以由于外力的强大压制而有所变化,但是,学校在“利益”和“理性”的驱使下,存在着强烈的、难以改变的动机去“补课”,最终达到的还是双方恶性竞争一起补课的劣等均衡。所以,即使最优的均衡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在实际中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每个学校理性的选择是“补课”,而且通过推理,他们会坚信别的学校一定也是选择“补课”,所以最终的结果注定不是“皆大欢喜”的相互合作,而是“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但又欲罢不能。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也是中小学办学行为不规范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
走出“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利益(效用)格局。例如,当两个学校的利益分配形成图2:
在图2中,同理分析,双方都不补课成为唯一可能的均衡。这种均衡可以通过两种办法达到:一是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如果补课,虽然升学率高,但是校长被查处,甚至撤职的风险也很大,那学校违规补课的效用就不升反降。这样,无论别的学校补课与否,学校都会选择不补课,所以,双方都不补课的均衡就是最终达到的牢固平衡。二是改变评价标准。如果政府、教育部门对学校评价不仅取决于升学率,而且也取决于规范化管理程度、学生全面发展等一些其他因素,那么,学校选择“补课”或“不补课”的所得利益也将发生变化,也有可能出现都不补课的均衡。
从根本而言,改变当前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标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标准,使升学率不再是评价学校的唯一标准,就能有效地改变学校“补课”和“不补课”的利益得失,弱化学校因片面追求升学率而违规补课的动机,使得“不补课”逐步成为学校的理性选择。然而,从短期来看,改变评价标准在当前是无法实现的。当前唯一可取的措施就是加大查处力度,通过对违规行为的大力查处改变中小学采取不同办学行为的利益得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图2中最优的“均衡”。但是,一旦政府部门手腕松下来,查处力度小下来,利益格局又会马上变成图1,“囚徒困境”又将重现。因此,要解决这个积存多年的问题,政府部门不仅需要痛下决心,更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责 编 流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