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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塞尔的现象学批评方法，在其来源地合法性及应用的合理性方面受到了部分文学理论研究者的批判和质疑。本文从“现象”一词的词源意义着手来探讨现象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揭示现象学意义下的文学的本质含义，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现象学方法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作品解读的可能性。
关键词： 现象学 意向性 直观
一、现象学的“现象”
在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中，部分文学研究者对现象学与文学之间的可连接性提出怀疑，他们认为现象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将现象学与文学的对接视为天方夜谭。据此，他们对现象学批评方法提出质疑，特别是现代英国文论家特雷·伊格尔顿，他甚至声称现象学批评最终会让读者一无所获，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没有世界的头脑”而开始和告终的。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本文将从“现象”一词开始进行论证。
就词源意义上而言，“现象”（Phenomenon）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主要表示“显现”、“显灵”等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一些概念和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显灵”，上帝给世人某种启示和点化，所以，世人必须依靠神来解读这种现象，进而领会上天的神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现象”一词的意义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启蒙思想家的质疑。首先，以英国的洛克为代表的一批经验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反驳和批判，从而摘去了笼罩在“现象”一词身上的神学光环；此后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现象”，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现象的”世界，人类的理性正是通过认识和感受这些现象才得以形成对世界的理解。
而后，19世纪中后期，在非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横行，理性精神遭遇压制的危难关头，德国思想家埃德蒙·胡塞尔再次论及“现象”，将康德的学说进行了彻底的发展，并最终于20世纪初期开创性地提出“现象学”这一学说。他希望通过这一学说的建立来拯救欧洲的精神危机，或用他的话说，是在“非理性主义的野蛮和通过一种绝对自足的科学精神而获得精神再生之间进行的一个选择”。在胡塞尔看来，“现象”一词既不属于神学范畴，又不属于理性范畴；它不是人和神之间的媒介，也不是理性和事物之间的存在者。因为没有经过人类的理性摄入的现象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现象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所以，现象就是人的理性自身，而人们所要追求的意义和价值只能通过对自身意识的洞察才能得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胡塞尔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back to things themselves）的现象学口号。随着现象学的产生和现象学运动的发展，这一学说给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带来了崭新的方法——现象学还原。在将这一方法和现象学原理引入艺术领域之后，文学的研究视野得到了极大地开阔，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二、现象学概念下的文学
虽然“文学”这一名称自产生以来一直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运用，但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自柏拉图开始，西方文艺研究者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和不懈的研究，仍旧没能达成共识。在“盲人摸象”式的定义中，原本神秘的文学变得更加神秘，于是甚至有文论家认为文学“只是园丁出于某种理由想要除掉的任何一种植物”。那么文学真的如某些后现代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不可定义吗？在现象学的意义中，文学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吗？重新审视文学的各种定义的话，不难发现，文学成了语言、政治、心理学等的附属物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人们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文学的本质时，其实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而要理解文学，人们也许应该像现象学号召的那样，回归文学本体中去进行审视。
在关于文学的本质研究中，如果从文学的产生来看，文学作品正是其创作者在柏拉图所谓的“灵感”的启发下，对其所要阐述的事物进行“模拟”而产生的。那这种人或者说“人的灵感”便成为文学定义的关键。现象学家通过对“现象”的探究，认为这种“灵感”并不是不可知的无意识，而是一种“意向行为”。他们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们正是将呈现在他们“直接经验”中的一切东西，即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以符号性的行为记录下来，从而产生出来文学艺术作品。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源于作者的意向行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或意识渗透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并与作者的“经验自我”或传记自我相关。因此，在创作的层面来说，文学即是创作者的意识行为的符号性的表达，而同时，创作者的意识源自于作者这一主体和他所感受体验的客体之间的互动。与结构主义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点相反，胡塞尔认为，客体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而是和主体一同交互存在的，客体只在进入主体的视域并被其所觉察才能形成意义，成为现象。所以，现象或者意识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那么依照现象学的观念，文学就是这种现象的文字性的转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现象。那么要解读文本，就转变为对现象的阐释，现象学意义下的文学得到了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定义，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三、现象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在运用文学理论理解作品时，文本的意义在哪里？埃德蒙·胡塞尔认为，外部世界是可以被我们通过感官直接感知的，他承认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事物并不是独立于自身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人们所意向的意识中的事物存在的。由此，在现象学研究中，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他认为人们要了解事物的意义，就需要回归的事物本身中去，因为意义或是意识就是在“意向性”的作用下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体验。而只有通过这种回归，意义才能由一种不能言喻的含蓄状态变成清晰而可识的行为。
根据我们对文学的现象学定义，文本就变成了作者意识的体现，是创作者主体和现实世界的交汇范围，是一种现象，因此，通过对文本的现象学的还原，读者能够洞悉到创作者的意识的领域并揭示文本的意义。反映在文学中，在阅读作品之前，现象学读者在阅读行为之前要实行的现象学悬置，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为并非是将“我思思维”神化，而是将所有我已知但又可疑的自然态度“置入括号”并予以重新审视，经过普遍怀疑和先验还原后的“我思”成为认知的起点但并非意义的来源，这个先验主体将自我目光通过意向作用投向文本并将其客体化，使其成为认知过程中的质料，而意义就产生于这个自我主体与文本质料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在这一过程中，先验主体并没有执行产生意义或制造意义的作用，而是在透过自身的本质直观去观察和把握文本质料逐渐显露的明晰性，并将其表达出来，甚至是这种表达包括自我主体本身都要接受反思的制约从而确保能够达到“本质洞见”。也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应该净化自己的心灵，通过意志的努力，将自己认为惯常的自然方法、自身的偏见等清除出脑外，尽可能地将自己投入文本中，使自身处于一种文本的“接受”状态，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中反复呈现的主题和意象上并对其进行“现象学沉思”。通过这种方式，读者能够体验到作者的意识形式，并在这个层次上对作者的“意识”进行再意识。最终，读者在对文本的沉思中和其创作者达到认同的境界，读者和作者的沟通交流得以完成，文学作品承载的某一“现象”得到意味和阐释。
四、结语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意识到，现象学正是通过“现象”或是“意识”的作用而和文学确立了一种互通信息和富有意义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现象学还原的批评方法才能施之于文学并产生一定的功效。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它是一个“没有世界的脑袋”，但正是在现象学还原后的这样一个“脑袋”中，人们能够产生并感受到一个崭新的与众不同的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Peking：2004.
［2］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M］.北京：三联书店，2005.
［3］埃德蒙·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观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Selden，Ro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y［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Peking：2004.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1年度科研经费资助项目。
关键词： 现象学 意向性 直观
一、现象学的“现象”
在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中，部分文学研究者对现象学与文学之间的可连接性提出怀疑，他们认为现象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将现象学与文学的对接视为天方夜谭。据此，他们对现象学批评方法提出质疑，特别是现代英国文论家特雷·伊格尔顿，他甚至声称现象学批评最终会让读者一无所获，因为它是作为一个“没有世界的头脑”而开始和告终的。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本文将从“现象”一词开始进行论证。
就词源意义上而言，“现象”（Phenomenon）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语，主要表示“显现”、“显灵”等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一些概念和意义。正是通过这些“显灵”，上帝给世人某种启示和点化，所以，世人必须依靠神来解读这种现象，进而领会上天的神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现象”一词的意义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启蒙思想家的质疑。首先，以英国的洛克为代表的一批经验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反驳和批判，从而摘去了笼罩在“现象”一词身上的神学光环；此后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现象”，他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现象的”世界，人类的理性正是通过认识和感受这些现象才得以形成对世界的理解。
而后，19世纪中后期，在非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横行，理性精神遭遇压制的危难关头，德国思想家埃德蒙·胡塞尔再次论及“现象”，将康德的学说进行了彻底的发展，并最终于20世纪初期开创性地提出“现象学”这一学说。他希望通过这一学说的建立来拯救欧洲的精神危机，或用他的话说，是在“非理性主义的野蛮和通过一种绝对自足的科学精神而获得精神再生之间进行的一个选择”。在胡塞尔看来，“现象”一词既不属于神学范畴，又不属于理性范畴；它不是人和神之间的媒介，也不是理性和事物之间的存在者。因为没有经过人类的理性摄入的现象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现象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所以，现象就是人的理性自身，而人们所要追求的意义和价值只能通过对自身意识的洞察才能得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胡塞尔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back to things themselves）的现象学口号。随着现象学的产生和现象学运动的发展，这一学说给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带来了崭新的方法——现象学还原。在将这一方法和现象学原理引入艺术领域之后，文学的研究视野得到了极大地开阔，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二、现象学概念下的文学
虽然“文学”这一名称自产生以来一直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运用，但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自柏拉图开始，西方文艺研究者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和不懈的研究，仍旧没能达成共识。在“盲人摸象”式的定义中，原本神秘的文学变得更加神秘，于是甚至有文论家认为文学“只是园丁出于某种理由想要除掉的任何一种植物”。那么文学真的如某些后现代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不可定义吗？在现象学的意义中，文学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吗？重新审视文学的各种定义的话，不难发现，文学成了语言、政治、心理学等的附属物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人们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揭示文学的本质时，其实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而要理解文学，人们也许应该像现象学号召的那样，回归文学本体中去进行审视。
在关于文学的本质研究中，如果从文学的产生来看，文学作品正是其创作者在柏拉图所谓的“灵感”的启发下，对其所要阐述的事物进行“模拟”而产生的。那这种人或者说“人的灵感”便成为文学定义的关键。现象学家通过对“现象”的探究，认为这种“灵感”并不是不可知的无意识，而是一种“意向行为”。他们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们正是将呈现在他们“直接经验”中的一切东西，即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以符号性的行为记录下来，从而产生出来文学艺术作品。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源于作者的意向行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或意识渗透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并与作者的“经验自我”或传记自我相关。因此，在创作的层面来说，文学即是创作者的意识行为的符号性的表达，而同时，创作者的意识源自于作者这一主体和他所感受体验的客体之间的互动。与结构主义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点相反，胡塞尔认为，客体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而是和主体一同交互存在的，客体只在进入主体的视域并被其所觉察才能形成意义，成为现象。所以，现象或者意识产生于主体和客体之“间”。那么依照现象学的观念，文学就是这种现象的文字性的转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现象。那么要解读文本，就转变为对现象的阐释，现象学意义下的文学得到了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定义，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三、现象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在运用文学理论理解作品时，文本的意义在哪里？埃德蒙·胡塞尔认为，外部世界是可以被我们通过感官直接感知的，他承认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事物并不是独立于自身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人们所意向的意识中的事物存在的。由此，在现象学研究中，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他认为人们要了解事物的意义，就需要回归的事物本身中去，因为意义或是意识就是在“意向性”的作用下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体验。而只有通过这种回归，意义才能由一种不能言喻的含蓄状态变成清晰而可识的行为。
根据我们对文学的现象学定义，文本就变成了作者意识的体现，是创作者主体和现实世界的交汇范围，是一种现象，因此，通过对文本的现象学的还原，读者能够洞悉到创作者的意识的领域并揭示文本的意义。反映在文学中，在阅读作品之前，现象学读者在阅读行为之前要实行的现象学悬置，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行为并非是将“我思思维”神化，而是将所有我已知但又可疑的自然态度“置入括号”并予以重新审视，经过普遍怀疑和先验还原后的“我思”成为认知的起点但并非意义的来源，这个先验主体将自我目光通过意向作用投向文本并将其客体化，使其成为认知过程中的质料，而意义就产生于这个自我主体与文本质料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在这一过程中，先验主体并没有执行产生意义或制造意义的作用，而是在透过自身的本质直观去观察和把握文本质料逐渐显露的明晰性，并将其表达出来，甚至是这种表达包括自我主体本身都要接受反思的制约从而确保能够达到“本质洞见”。也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应该净化自己的心灵，通过意志的努力，将自己认为惯常的自然方法、自身的偏见等清除出脑外，尽可能地将自己投入文本中，使自身处于一种文本的“接受”状态，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中反复呈现的主题和意象上并对其进行“现象学沉思”。通过这种方式，读者能够体验到作者的意识形式，并在这个层次上对作者的“意识”进行再意识。最终，读者在对文本的沉思中和其创作者达到认同的境界，读者和作者的沟通交流得以完成，文学作品承载的某一“现象”得到意味和阐释。
四、结语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意识到，现象学正是通过“现象”或是“意识”的作用而和文学确立了一种互通信息和富有意义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现象学还原的批评方法才能施之于文学并产生一定的功效。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它是一个“没有世界的脑袋”，但正是在现象学还原后的这样一个“脑袋”中，人们能够产生并感受到一个崭新的与众不同的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Peking：2004.
［2］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M］.北京：三联书店，2005.
［3］埃德蒙·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观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Selden，Roma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y［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Peking：2004.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2011年度科研经费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