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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初,举国伤痛之际,可是有不止一家媒体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报道章子怡募到50万、100万、500万乃至700万美元的善款呢。
《2012》让我十分意外的一点,是片中居然没有设置记者的形象。
不是么,一向以来,在西方的影视、小说中,凡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大小事件,总是有记者的身影活跃其中。他们永远是机敏精悍到近乎咄咄逼人,善于发现线索,不屈不挠深入,顶着压力进行“独立调查”,最终写出石破天惊的“独立报道”,一如《总统班底》一片中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所扮演的揭露“水门事件”的那一对记者搭档——鲍勃·伍德沃特与卡尔·伯恩斯坦。
也许真是势转时移了吧,最近章子怡的“戛纳捐款门”(我不想采用媒体上流行的“诈捐门”一称)事件中,似乎以往的“记者”与“读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是普通网民变身成为伍德沃特和伯恩斯坦,在不断发现疑点,在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线索,而诸家媒体仅仅是“围观”,或者说,像是在对网民们的追踪调查进行“实况报道”。媒体报道不知何以偏爱一个模式,就是一上来先说“在‘泼墨门’后,又有网民开始质疑……”之类,然后要么联系章子怡或者她的经纪人纪灵灵,请教当事人的高见;要么向法律专家、社会学者乃至公关危机行家进行咨询,谈一些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意见。
一度让关注“戛纳捐款门”的网友哗然的是,一些媒体甚至在“实况报道”时都没有搞清所报道的内容,说是网友质疑章子怡声称捐款100万人民币,结果只捐了84万。网友们在各个帖子里反复申明,没人追究章子怡私人捐款的细节出入,至少这不是重点;大家真正疑问的是,章子怡以汶川地震之名在戛纳两次募捐,后来又在纽约募捐一次,而所得善款在此后的21个月居然下落不明,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用于震后救助——那是别人的善心呀。
这一事件连日以来头绪纷呈,说来不缺足以激发记者们的新闻敏感的线索。比如网友们发现善款下落不明之时,曾经议论“向有关部门反映”,接着就发现所面对的问题是,“有关部门”是谁?网友们总结道,这件事是以救助中国灾民的名义,在法国戛纳向多国人士募捐,事后在美国纽约注册了基金会,但似乎是把善款汇到了美国加州,也许正是如此充满空间差和时间差的操作过程,造成了一年多来“三不管”的局面。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典型性、值得探讨的新闻素材?媒体报道完全可以从此类角度切入,做一点深度的调查与分析。
最新的闹剧式情节,是出现了一个“关爱儿童组织”的声明,宣布章子怡基金会将在不久以后把40万美元交给这个组织,用于在四川德阳建设一个“培训和资源中心”,而纪灵灵随之宣布,章子怡基金会募捐到的全部善款就是这40万美元。事实上,章子怡无权挪用地震捐款于其他慈善项目,更何况网友从美国的监督网站上查到,章子怡基金会已于2009年5月过期。然而更惊奇处在于,网友们对章子怡所说的“关爱儿童组织”——Care forChildren,简称CFC——加以调查,发现这家机构的官称是“英国关爱儿童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其网站采用代表企业、商业机构的“.com”域名后缀,而没有采用非营利机构的“.org”后缀。同时,尚有一家同样名为“Care for Children”的英国官方慈善机构,但已经答复与“英国关爱儿童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此时又有网友翻查出来,时尚杂志《Elle》法文版在2008年6月号关于章子怡的一篇采访中明确提到,她在戛纳组织的“晚会”是为中国红十字会募集资金!
然而,网友所做的这种种调查本该属于媒体的职责吧?想当初,举国伤痛之际,可是有不止一家媒体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报道章子怡募到50万、100万、500万乃至700万美元的善款呢。时至今日,就是为了对当年消息的轻浮失实进行弥补,这些媒体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就“戛纳募捐门”事件进行一下“独立调查”和“独立报道”么?
不久前上映的好莱坞影片《国家要案》,用长长的片尾展示了一份报纸从排版、印刷到摆上报亭的整个过程,似是在为网络时代纸质媒体的命运惆怅,又像是在向这一现代文明的标志与载体致敬。以西方报纸一路走过的历程,倒也当得起这份敬意。
《2012》让我十分意外的一点,是片中居然没有设置记者的形象。
不是么,一向以来,在西方的影视、小说中,凡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大小事件,总是有记者的身影活跃其中。他们永远是机敏精悍到近乎咄咄逼人,善于发现线索,不屈不挠深入,顶着压力进行“独立调查”,最终写出石破天惊的“独立报道”,一如《总统班底》一片中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所扮演的揭露“水门事件”的那一对记者搭档——鲍勃·伍德沃特与卡尔·伯恩斯坦。
也许真是势转时移了吧,最近章子怡的“戛纳捐款门”(我不想采用媒体上流行的“诈捐门”一称)事件中,似乎以往的“记者”与“读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是普通网民变身成为伍德沃特和伯恩斯坦,在不断发现疑点,在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线索,而诸家媒体仅仅是“围观”,或者说,像是在对网民们的追踪调查进行“实况报道”。媒体报道不知何以偏爱一个模式,就是一上来先说“在‘泼墨门’后,又有网民开始质疑……”之类,然后要么联系章子怡或者她的经纪人纪灵灵,请教当事人的高见;要么向法律专家、社会学者乃至公关危机行家进行咨询,谈一些建立在“假设”之上的意见。
一度让关注“戛纳捐款门”的网友哗然的是,一些媒体甚至在“实况报道”时都没有搞清所报道的内容,说是网友质疑章子怡声称捐款100万人民币,结果只捐了84万。网友们在各个帖子里反复申明,没人追究章子怡私人捐款的细节出入,至少这不是重点;大家真正疑问的是,章子怡以汶川地震之名在戛纳两次募捐,后来又在纽约募捐一次,而所得善款在此后的21个月居然下落不明,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用于震后救助——那是别人的善心呀。
这一事件连日以来头绪纷呈,说来不缺足以激发记者们的新闻敏感的线索。比如网友们发现善款下落不明之时,曾经议论“向有关部门反映”,接着就发现所面对的问题是,“有关部门”是谁?网友们总结道,这件事是以救助中国灾民的名义,在法国戛纳向多国人士募捐,事后在美国纽约注册了基金会,但似乎是把善款汇到了美国加州,也许正是如此充满空间差和时间差的操作过程,造成了一年多来“三不管”的局面。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典型性、值得探讨的新闻素材?媒体报道完全可以从此类角度切入,做一点深度的调查与分析。
最新的闹剧式情节,是出现了一个“关爱儿童组织”的声明,宣布章子怡基金会将在不久以后把40万美元交给这个组织,用于在四川德阳建设一个“培训和资源中心”,而纪灵灵随之宣布,章子怡基金会募捐到的全部善款就是这40万美元。事实上,章子怡无权挪用地震捐款于其他慈善项目,更何况网友从美国的监督网站上查到,章子怡基金会已于2009年5月过期。然而更惊奇处在于,网友们对章子怡所说的“关爱儿童组织”——Care forChildren,简称CFC——加以调查,发现这家机构的官称是“英国关爱儿童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其网站采用代表企业、商业机构的“.com”域名后缀,而没有采用非营利机构的“.org”后缀。同时,尚有一家同样名为“Care for Children”的英国官方慈善机构,但已经答复与“英国关爱儿童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此时又有网友翻查出来,时尚杂志《Elle》法文版在2008年6月号关于章子怡的一篇采访中明确提到,她在戛纳组织的“晚会”是为中国红十字会募集资金!
然而,网友所做的这种种调查本该属于媒体的职责吧?想当初,举国伤痛之际,可是有不止一家媒体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报道章子怡募到50万、100万、500万乃至700万美元的善款呢。时至今日,就是为了对当年消息的轻浮失实进行弥补,这些媒体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就“戛纳募捐门”事件进行一下“独立调查”和“独立报道”么?
不久前上映的好莱坞影片《国家要案》,用长长的片尾展示了一份报纸从排版、印刷到摆上报亭的整个过程,似是在为网络时代纸质媒体的命运惆怅,又像是在向这一现代文明的标志与载体致敬。以西方报纸一路走过的历程,倒也当得起这份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