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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税收总额达到3.45万亿元，为全社会贡献了五分之二的税收。
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国企做大了，舆论会说它是垄断；如果它做不大，舆论又会说它没有竞争力。
一些人眼中，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奠定了基础；另一些人看来，他们是金饭碗和高福利的缩影。
垄断低效、人浮于事，面对种种质疑，在选择沉默的同时，他们内部，并不平静。
一
2012年9月11日，国内上调成品油价格。对中石化来说，这是极为敏感的一天。
尽管在中国，成品油定价权并不在企业手中，而是由政府确定。但顶着“国”字头的能源企业，还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于中石化，他们的首要职责是保供。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从1月份的每桶100美元，飙升到7月份的每桶147美元。
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境遇极其尴尬。当时，为了确保市场稳定，发改委整个上半年都基本维持油价不变，直到6月份才略微提价。调整后国内油价依然比国际市场低40%。
虽然价格持续倒挂，但为了确保供应，中石化并没有停止进口。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说：“我们有20%的油是我们自己在中国产的，80%是进口的，进口这一桶油就147美元，但是到国内变成成品油以后还得保持原来那个价格，就倒贴。”
当时，中国平均每天要进口360万桶原油，就这样高进低卖支撑了半年，大多数炼油企业，都吃不消了。
成本剧增，按市场规律民营企业减产甚至停产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民营炼油企业的产能，占全国的30%，中石化能做的，就是开足马力，填补缺口。
这，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境外的车船、飞机都到咱们这儿来加油，再加上还有一个走私，市场的压力非常大。
油荒，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致命的打击。
2011年，俄罗斯政府实行燃油价格封顶，为了追求高利润，俄罗斯各大石油公司加倍将成品油出口国外，导致供应短缺。作为世界第一储油和产油大国，俄罗斯百姓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加不上油的一天。
中国人每天衣食住行，要消费126.5万吨原油，是俄罗斯的3.3倍。油荒带来的生产停滞和社会动荡一旦发生，后果难以想象。
对老百姓来说，需要确保供应、不能断档的，还不仅仅是石油。
二
2012年7月底，印度的一场电力事故，造成了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大面积停电，印度一半家庭陷入黑暗。这件事，让南方电网十分警觉。
广州，是目前电网负荷最高的中国省会城市。城里有大量居民区和商铺，郊区又有众多工业企业，用电需求极其复杂。
2011年，广州电网用电负荷频频达到1200万千瓦，甚至超过日本东京。
广州常住人口有1270多万，中国的轻纺、制药、电子等主产业都在广州，一旦大停电，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城市的用电历史，可以追溯到1888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府点亮第一盏灯。120多年过去了电力的发展也伴随着设施的老旧，这里的供电和维修，要比别的城市难度更高。
2008年那场罕见的冰雪灾，让南方电网重新思考自己和百姓的关系。他们开始了一项新工作——服务对标。
一年中，给用户造成多少次停电，是国际上衡量电力企业服务的通用标准；年平均停电时间小于六十分钟就能称得上是国际先进水平，可2007年南方电网年平均停电时间在七小时以上。为减少停电，带电作业成了南网的硬性服务标准。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王良友说：“现在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全球做得最好的、停电时间最少像香港、新加坡电力公司，年停电时间都可以到十几分钟这样一个水平了。”
在广州的大街小巷，目前活跃着六十多名带电作业队员，他们已经进行了上万次的带电作业。广州电网每年停电时间现在只有1.84小时，已经比五年前减少了22个小时。仅2011年，这项服务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超过了1亿2千万元。
资产管理部常务副主任吴国沛：如果单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非常不值得，这个施工作业的风险和人身的风险都还是要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去控制的。
虽然中国百姓，平均每年还要经历大约6小时的停电，但这一切正在悄悄改变。带电作业已经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全面推行。
只有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才能赢得百姓更多的尊重。但这份担当的背后，有时候却充满了无奈。
三
在东北，一家国有企业正在市场利润和社会责任的天平上求得平衡。
库存积压严重，企业可以减产，可在鞍钢的这个厂区里，所有的机器依然开足马力。
这座焦炉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鞍钢八座焦炉里服役时间最长的。虽然破旧不堪，但为了保证煤气供应，一直在使用。这里生产的煤气不仅用来炼钢，还要提供给鞍山市民。
被称为共和国第一钢铁城市的鞍山，五十多年前就开始将炼钢需要的部分燃气，输送给市民，当作生活用气。从鞍钢通往城区的这些煤气管线，覆盖了鞍山市90%的区域。直到今天，每天靠鞍钢煤气生活的鞍山人，依然有132万，占到了鞍山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除了煤气，炼钢的余热，还维系着鞍山20万户居民的冬季供暖，这也占到了鞍山市供暖面积的40%。
鞍钢股份公司能源动力总厂副厂长石勇：“为了保证市民的用气，鞍钢在产能调整上，包括调整布局上做了很大的牺牲。尤其在冬季和春节期间，每年我们鞍钢在春节期间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牺牲生产来保市民。”
鞍钢也曾设想，将供气供热移交给政府，但无论是线路改造，还是设备管理，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时间，可百姓的生活却不能停。
1948年鞍山钢铁公司成立，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厂，鞍钢广纳人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鞍钢已经有50万员工。那时候也是鞍钢最困难的时候，1995年冬天，靠着向全体党员借钱买煤，鞍钢才勉强维持生产。即便这样，鞍钢对打下江山的这些老职工，也从未放弃过。 鞍钢的在岗职工眼下有十二万四千人，而退休职工则将近十二万六千人，已经是一个人养一个人。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放在鞍钢身上，是一种外人难以想象的重负。
鞍钢股份公司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葛长河说：“每年我们鞍钢退休职工死亡接近是四千人，大约我们处理丧事用车，每一个户给一个大客（车），这一个费用我们鞍钢就得拿出360万。不论鞍钢怎么困难，怎么不景气也保证这块费用。”
历史的沉重，本不该交由企业背负。
但无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责任，像鞍钢这样的老企业，依然选择去承担。
四
四十多年前，一群年轻人，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迁徙，像鸿雁一样，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内蒙古这片空旷、孤寂的山野。四十年后，他们的下一代，依然守在这里。
像父辈们一样，工友们休息的时候，喜欢到这片山坡上唱歌，对面是他们工作的厂房。
山坡一侧，矗立的墓碑下，长眠着第一批来这里的航天科工人。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出于战备和改变工业布局的考虑，当年的中国在中西部十三个省开始了大规模国防、科技和工业建设。四百万人，陆续来到深山峡谷，大漠荒野，建起了1100多家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
这些老人，当年都是作为最优秀的人才被选拔来支援建设。如果不来这里，他们现在可能早已是享誉海外的教授，或是官居要职的领导。但是他们来了，而且再也没有离开。
作为中国第一个航天固体动力基地，航天科工第六研究院，在距离呼和浩特五十多公里的郊外安了家。职工住在用木板和粘土砌成的房子里。
这样的房子叫“干打垒”。当年几乎所有的三线企业，都号召年轻人发扬“干打垒”精神，艰苦奋斗。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
相对于住而言，吃，更紧张。当年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油、半斤猪肉、一斤米，粮食不够，只能靠苞米面充饥。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研制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运载火箭。
很多航天人的孩子，长大后都接了父母的班，现在他们依然承担着一个又一个国防和航天任务，继续坚守在这个偏远的地方。
五
上天、下海，中国人的梦想，在他们身上代代相传。
2012年6月24日，西太平洋，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压强七千万帕，相当于每平米承受七千吨压力。这一天，中国自主研发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正进行着人类最极限的挑战，下潜深度达到了7040米。
此前，只有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拥有载人深潜器，最大作业深度为6500米。这历史性的刻度，意味着中国能够在全球99.8%的海洋深处进行勘探和科研考察。这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在仰望和竞争的尖端领域。挑战这个纪录的蛟龙号设计团队，是一个有趣的组合。
叶聪，33岁，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首席潜航员和主任设计师。蛟龙号完成51次下潜任务后，回到了它的诞生地无锡，叶聪的任务，就是带领团队，对它进行清洗、检修。
无论是自动航行、悬停定位，还是在深海进行实时语音、图像通信，甚至一个螺丝的安装，都需要准确无误。
就在叶聪检修“蛟龙号”的同时，一对老夫妇也正在从上海赶往无锡。
徐芑南，77岁，蛟龙号总设计师。2002年夏天，当中国启动7000米载人深潜器项目的时候，国内却找不到能扛起这个项目的合适人选。有经验的专家已经退休，年轻一代刚走出校门，已经66岁的徐芑南被请了回来。老伴担心老徐的身体，但她也知道，老徐这辈子不想留下遗憾。
77岁的老徐和33岁的小叶，中间隔了整整一代人。没人能想象，蛟龙号研制初期，算上老徐，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那时候，普通科研人员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多元，远低于外资和民营企业。人才严重流失、研发团队断档，这是当时许多像702所这样的单位，都要面对的难题。
老同志带新人，对于做蛟龙号这样的项目，不是最稳妥的方法，但也没有别的选择。那一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叶聪等20多个年轻人，开始跟着徐芑南这些老同志边学边干。
老一辈严谨务实，少一辈活跃求新，两代人的思维和工作习惯完全不同。研发蛟龙号，数据计算非常繁重，刚开始，徐芑南他们很担心，这些80后孩子吃得了这份苦吗？
蛟龙号从设计总装，到水池测试，再到深海试验，十年里，老少两代人，一起完成了470多小时的试验，进行了51次下潜，记录下声学通讯、综合显控、传感器等八大类数据。
曾经的大学生，现在有的成了中国深潜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已经开始担纲其他项目的总工程师。
六
从辽阔深海，到茫茫宇宙，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完整太空对接技术的国家。在这背后，同样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出头的企业团队。
这批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还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当中国人在空中布下自己的“天眼”，卫星导航受制于人的局面和隐患也将逐渐消除。从家园戍卫到百姓福祉，如果深入那些致力于提升中国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工业奇迹。
这座地面高度10米、重3700多吨被称为“极端制造”的庞然大物，是目前世界上挤压吨位最大的设备。拥有这样的设备，可以将坚硬的钢坯一次挤压成无缝的巨型特种零件。
由于航空母舰和大飞机的很多核心部件正是采用这样的零件，所以高吨位挤压机，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标志性装备。
对于360挤压机总工程师雷丙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日子，挤压机将第一次批量生产P92特种钢管，这是超临界火力发电设备必不可少的部件。如果一切顺利，一直垄断市场的美国产品将被大量替代。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重工原董事长徐明和曾带领企业研发360项目整整三年。挤压机建成后，他就退休了，但他还是经常在窗边倾听挤压机工作的声音。
在市场上寻找有竞争力的民品，对军工出身的北方重工来说，是艰难的转型。1978年之后的三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寻找能立足的产品。
2006年，他们瞄准了核电站、石化、航天等领域急需的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当时，这样一根长6米、直径0.8米的P92无缝钢管，市场价要70万元，而中国没有相应的生产装备，每年光进口这种管材就要花费5亿美元，约合40亿人民币。
为了抢回这块市场，北方重工锁定了挤压技术。
中国的高端制造比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落后20年，完全靠自主研发，最大的难题就是技术攻关。当时，万吨级挤压技术，完全封锁在美国威曼高登公司一家手里。
为了垄断市场，威曼高登甚至连北方重工去参观的请求，也一口回绝。
2009年7月13日，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重型挤压机，闯入了这个领域的世界第一军团。
然而，垄断打破后的市场，并没有北方重工最初估计得那样乐观。中国360挤压机建造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国外供货商开始大幅杀价。短短3年，原本售价14万元一根的P92钢管，被打压到2万5千元。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重工董事长李建平说：“国外这些企业现在也本着给我们一个重击的打压，他宁愿赔着，也想把中国市场份额不丢，逐步的把你挤出去。”
按照中国市场的需求计算，360挤压机的建造成功，可以为国家每年节省大约100亿元。然而北方重工自己，则要面对赢利大打折扣的局面。
当初研制360挤压机的贷款，让企业每年有近4000万的利息要偿还，算上每年6000万的设备折旧费，北方重工不堪重负。
不仅是价格，在国际工程界，被写入工程标准的耐高温高压挤压成型设备，对应的只有美国威曼高登公司。这也意味着，只要合同中标明使用这一标准，中国的360挤压机，就失去了机会。雷丙旺：“下一步怎么能够开拓国际市场是我们需要思考、考虑的。”
全球市场的复杂多变、国际巨头的战略挤压，未来还会继续。
他们，依然要面对这个庞大国家的复杂国情，依然要承担难以割舍的历史背负，依然要承认自己还是市场的初学者。
当理想更近的时候，人们会清晰的看到，荣誉的桂冠，总是由荆棘编织而成。
（《国企备忘录》）
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国企做大了，舆论会说它是垄断；如果它做不大，舆论又会说它没有竞争力。
一些人眼中，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奠定了基础；另一些人看来，他们是金饭碗和高福利的缩影。
垄断低效、人浮于事，面对种种质疑，在选择沉默的同时，他们内部，并不平静。
一
2012年9月11日，国内上调成品油价格。对中石化来说，这是极为敏感的一天。
尽管在中国，成品油定价权并不在企业手中，而是由政府确定。但顶着“国”字头的能源企业，还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于中石化，他们的首要职责是保供。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原油价格从1月份的每桶100美元，飙升到7月份的每桶147美元。
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境遇极其尴尬。当时，为了确保市场稳定，发改委整个上半年都基本维持油价不变，直到6月份才略微提价。调整后国内油价依然比国际市场低40%。
虽然价格持续倒挂，但为了确保供应，中石化并没有停止进口。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说：“我们有20%的油是我们自己在中国产的，80%是进口的，进口这一桶油就147美元，但是到国内变成成品油以后还得保持原来那个价格，就倒贴。”
当时，中国平均每天要进口360万桶原油，就这样高进低卖支撑了半年，大多数炼油企业，都吃不消了。
成本剧增，按市场规律民营企业减产甚至停产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民营炼油企业的产能，占全国的30%，中石化能做的，就是开足马力，填补缺口。
这，引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境外的车船、飞机都到咱们这儿来加油，再加上还有一个走私，市场的压力非常大。
油荒，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致命的打击。
2011年，俄罗斯政府实行燃油价格封顶，为了追求高利润，俄罗斯各大石油公司加倍将成品油出口国外，导致供应短缺。作为世界第一储油和产油大国，俄罗斯百姓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加不上油的一天。
中国人每天衣食住行，要消费126.5万吨原油，是俄罗斯的3.3倍。油荒带来的生产停滞和社会动荡一旦发生，后果难以想象。
对老百姓来说，需要确保供应、不能断档的，还不仅仅是石油。
二
2012年7月底，印度的一场电力事故，造成了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大面积停电，印度一半家庭陷入黑暗。这件事，让南方电网十分警觉。
广州，是目前电网负荷最高的中国省会城市。城里有大量居民区和商铺，郊区又有众多工业企业，用电需求极其复杂。
2011年，广州电网用电负荷频频达到1200万千瓦，甚至超过日本东京。
广州常住人口有1270多万，中国的轻纺、制药、电子等主产业都在广州，一旦大停电，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城市的用电历史，可以追溯到1888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府点亮第一盏灯。120多年过去了电力的发展也伴随着设施的老旧，这里的供电和维修，要比别的城市难度更高。
2008年那场罕见的冰雪灾，让南方电网重新思考自己和百姓的关系。他们开始了一项新工作——服务对标。
一年中，给用户造成多少次停电，是国际上衡量电力企业服务的通用标准；年平均停电时间小于六十分钟就能称得上是国际先进水平，可2007年南方电网年平均停电时间在七小时以上。为减少停电，带电作业成了南网的硬性服务标准。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王良友说：“现在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全球做得最好的、停电时间最少像香港、新加坡电力公司，年停电时间都可以到十几分钟这样一个水平了。”
在广州的大街小巷，目前活跃着六十多名带电作业队员，他们已经进行了上万次的带电作业。广州电网每年停电时间现在只有1.84小时，已经比五年前减少了22个小时。仅2011年，这项服务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超过了1亿2千万元。
资产管理部常务副主任吴国沛：如果单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非常不值得，这个施工作业的风险和人身的风险都还是要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去控制的。
虽然中国百姓，平均每年还要经历大约6小时的停电，但这一切正在悄悄改变。带电作业已经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全面推行。
只有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才能赢得百姓更多的尊重。但这份担当的背后，有时候却充满了无奈。
三
在东北，一家国有企业正在市场利润和社会责任的天平上求得平衡。
库存积压严重，企业可以减产，可在鞍钢的这个厂区里，所有的机器依然开足马力。
这座焦炉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鞍钢八座焦炉里服役时间最长的。虽然破旧不堪，但为了保证煤气供应，一直在使用。这里生产的煤气不仅用来炼钢，还要提供给鞍山市民。
被称为共和国第一钢铁城市的鞍山，五十多年前就开始将炼钢需要的部分燃气，输送给市民，当作生活用气。从鞍钢通往城区的这些煤气管线，覆盖了鞍山市90%的区域。直到今天，每天靠鞍钢煤气生活的鞍山人，依然有132万，占到了鞍山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除了煤气，炼钢的余热，还维系着鞍山20万户居民的冬季供暖，这也占到了鞍山市供暖面积的40%。
鞍钢股份公司能源动力总厂副厂长石勇：“为了保证市民的用气，鞍钢在产能调整上，包括调整布局上做了很大的牺牲。尤其在冬季和春节期间，每年我们鞍钢在春节期间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牺牲生产来保市民。”
鞍钢也曾设想，将供气供热移交给政府，但无论是线路改造，还是设备管理，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时间，可百姓的生活却不能停。
1948年鞍山钢铁公司成立，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厂，鞍钢广纳人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鞍钢已经有50万员工。那时候也是鞍钢最困难的时候，1995年冬天，靠着向全体党员借钱买煤，鞍钢才勉强维持生产。即便这样，鞍钢对打下江山的这些老职工，也从未放弃过。 鞍钢的在岗职工眼下有十二万四千人，而退休职工则将近十二万六千人，已经是一个人养一个人。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放在鞍钢身上，是一种外人难以想象的重负。
鞍钢股份公司退休职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葛长河说：“每年我们鞍钢退休职工死亡接近是四千人，大约我们处理丧事用车，每一个户给一个大客（车），这一个费用我们鞍钢就得拿出360万。不论鞍钢怎么困难，怎么不景气也保证这块费用。”
历史的沉重，本不该交由企业背负。
但无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责任，像鞍钢这样的老企业，依然选择去承担。
四
四十多年前，一群年轻人，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迁徙，像鸿雁一样，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内蒙古这片空旷、孤寂的山野。四十年后，他们的下一代，依然守在这里。
像父辈们一样，工友们休息的时候，喜欢到这片山坡上唱歌，对面是他们工作的厂房。
山坡一侧，矗立的墓碑下，长眠着第一批来这里的航天科工人。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出于战备和改变工业布局的考虑，当年的中国在中西部十三个省开始了大规模国防、科技和工业建设。四百万人，陆续来到深山峡谷，大漠荒野，建起了1100多家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
这些老人，当年都是作为最优秀的人才被选拔来支援建设。如果不来这里，他们现在可能早已是享誉海外的教授，或是官居要职的领导。但是他们来了，而且再也没有离开。
作为中国第一个航天固体动力基地，航天科工第六研究院，在距离呼和浩特五十多公里的郊外安了家。职工住在用木板和粘土砌成的房子里。
这样的房子叫“干打垒”。当年几乎所有的三线企业，都号召年轻人发扬“干打垒”精神，艰苦奋斗。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
相对于住而言，吃，更紧张。当年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油、半斤猪肉、一斤米，粮食不够，只能靠苞米面充饥。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研制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运载火箭。
很多航天人的孩子，长大后都接了父母的班，现在他们依然承担着一个又一个国防和航天任务，继续坚守在这个偏远的地方。
五
上天、下海，中国人的梦想，在他们身上代代相传。
2012年6月24日，西太平洋，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压强七千万帕，相当于每平米承受七千吨压力。这一天，中国自主研发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正进行着人类最极限的挑战，下潜深度达到了7040米。
此前，只有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拥有载人深潜器，最大作业深度为6500米。这历史性的刻度，意味着中国能够在全球99.8%的海洋深处进行勘探和科研考察。这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在仰望和竞争的尖端领域。挑战这个纪录的蛟龙号设计团队，是一个有趣的组合。
叶聪，33岁，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首席潜航员和主任设计师。蛟龙号完成51次下潜任务后，回到了它的诞生地无锡，叶聪的任务，就是带领团队，对它进行清洗、检修。
无论是自动航行、悬停定位，还是在深海进行实时语音、图像通信，甚至一个螺丝的安装，都需要准确无误。
就在叶聪检修“蛟龙号”的同时，一对老夫妇也正在从上海赶往无锡。
徐芑南，77岁，蛟龙号总设计师。2002年夏天，当中国启动7000米载人深潜器项目的时候，国内却找不到能扛起这个项目的合适人选。有经验的专家已经退休，年轻一代刚走出校门，已经66岁的徐芑南被请了回来。老伴担心老徐的身体，但她也知道，老徐这辈子不想留下遗憾。
77岁的老徐和33岁的小叶，中间隔了整整一代人。没人能想象，蛟龙号研制初期，算上老徐，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那时候，普通科研人员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多元，远低于外资和民营企业。人才严重流失、研发团队断档，这是当时许多像702所这样的单位，都要面对的难题。
老同志带新人，对于做蛟龙号这样的项目，不是最稳妥的方法，但也没有别的选择。那一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叶聪等20多个年轻人，开始跟着徐芑南这些老同志边学边干。
老一辈严谨务实，少一辈活跃求新，两代人的思维和工作习惯完全不同。研发蛟龙号，数据计算非常繁重，刚开始，徐芑南他们很担心，这些80后孩子吃得了这份苦吗？
蛟龙号从设计总装，到水池测试，再到深海试验，十年里，老少两代人，一起完成了470多小时的试验，进行了51次下潜，记录下声学通讯、综合显控、传感器等八大类数据。
曾经的大学生，现在有的成了中国深潜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已经开始担纲其他项目的总工程师。
六
从辽阔深海，到茫茫宇宙，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完整太空对接技术的国家。在这背后，同样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出头的企业团队。
这批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还研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当中国人在空中布下自己的“天眼”，卫星导航受制于人的局面和隐患也将逐渐消除。从家园戍卫到百姓福祉，如果深入那些致力于提升中国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工业奇迹。
这座地面高度10米、重3700多吨被称为“极端制造”的庞然大物，是目前世界上挤压吨位最大的设备。拥有这样的设备，可以将坚硬的钢坯一次挤压成无缝的巨型特种零件。
由于航空母舰和大飞机的很多核心部件正是采用这样的零件，所以高吨位挤压机，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标志性装备。
对于360挤压机总工程师雷丙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日子，挤压机将第一次批量生产P92特种钢管，这是超临界火力发电设备必不可少的部件。如果一切顺利，一直垄断市场的美国产品将被大量替代。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重工原董事长徐明和曾带领企业研发360项目整整三年。挤压机建成后，他就退休了，但他还是经常在窗边倾听挤压机工作的声音。
在市场上寻找有竞争力的民品，对军工出身的北方重工来说，是艰难的转型。1978年之后的三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寻找能立足的产品。
2006年，他们瞄准了核电站、石化、航天等领域急需的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当时，这样一根长6米、直径0.8米的P92无缝钢管，市场价要70万元，而中国没有相应的生产装备，每年光进口这种管材就要花费5亿美元，约合40亿人民币。
为了抢回这块市场，北方重工锁定了挤压技术。
中国的高端制造比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落后20年，完全靠自主研发，最大的难题就是技术攻关。当时，万吨级挤压技术，完全封锁在美国威曼高登公司一家手里。
为了垄断市场，威曼高登甚至连北方重工去参观的请求，也一口回绝。
2009年7月13日，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重型挤压机，闯入了这个领域的世界第一军团。
然而，垄断打破后的市场，并没有北方重工最初估计得那样乐观。中国360挤压机建造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国外供货商开始大幅杀价。短短3年，原本售价14万元一根的P92钢管，被打压到2万5千元。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重工董事长李建平说：“国外这些企业现在也本着给我们一个重击的打压，他宁愿赔着，也想把中国市场份额不丢，逐步的把你挤出去。”
按照中国市场的需求计算，360挤压机的建造成功，可以为国家每年节省大约100亿元。然而北方重工自己，则要面对赢利大打折扣的局面。
当初研制360挤压机的贷款，让企业每年有近4000万的利息要偿还，算上每年6000万的设备折旧费，北方重工不堪重负。
不仅是价格，在国际工程界，被写入工程标准的耐高温高压挤压成型设备，对应的只有美国威曼高登公司。这也意味着，只要合同中标明使用这一标准，中国的360挤压机，就失去了机会。雷丙旺：“下一步怎么能够开拓国际市场是我们需要思考、考虑的。”
全球市场的复杂多变、国际巨头的战略挤压，未来还会继续。
他们，依然要面对这个庞大国家的复杂国情，依然要承担难以割舍的历史背负，依然要承认自己还是市场的初学者。
当理想更近的时候，人们会清晰的看到，荣誉的桂冠，总是由荆棘编织而成。
（《国企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