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取消3月底地方选举中涉伊斯坦布尔市长的投票结果，终止现任市长（反对党成员）的履职资格，并决定于6月23日重新举行选举。这是土总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在输掉伊斯坦布尔选举之后，经多方游说、反复施压争取到的“翻盘”机会，但引起反对党强烈不满，誓言要再次击败正发党。双方围绕伊斯坦布尔的新一轮争夺正式拉开大幕。
　　正发党在今年地方选举中失守的大城市不止一个，甚至连首都安卡拉都已易手，但为何偏偏对伊斯坦布尔不能释怀，必欲倾力相搏？究其原因，是由于这座横跨欧亚的超级城市在土耳其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主导权归属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的稳定和发展。

“世界之城”

　　拿破仑曾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它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这并非夸张的溢美之词。伊斯坦布尔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天然桥梁和枢纽，贯通马尔马拉海和黑海，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咽喉要道，是欧洲的东部屏障、俄罗斯的南部出海口、非洲向北通行的便捷通途，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2600多年前，初建时属于希腊文明范畴，后来成为罗马帝国一部分。公元330年，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将其定为帝国东部首都，命名为“新罗马”，把帝国中兴的厚望寄寓于此。但世人更愿称其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以纪念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此后的千年时光中，它一直是欧洲大陆上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罗马最后一任皇帝在围城之战中阵亡，标志着罗马帝国的覆灭和中世纪的终结。但尽管王朝更迭，这座城市却在战后获得重生，并再次成为新帝国的首都。奥斯曼土耳其人用自己的语言称它为伊斯坦布尔，将它重建为世界级大都市，恢复甚至超越了昔日的昌盛与繁华。同时，伊斯坦布尔也从基督教的堡垒变成了伊斯兰教的象征，1517年后又成为历史上最后数任哈里发的驻地，宗教和政治地位达到巅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伊斯坦布尔再次行至历史的十字路口。不仅城市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日益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而且深受帝国风雨飘摇、内外动荡之苦，一战后作为战败国首都又遭英、法、意等国短暂占领。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定都时特意避开了伊斯坦布尔，以示与奥斯曼帝国旧历史划清界限。
　　伊斯坦布尔虽然结束了千年首都的使命，但战略重要性仍不容忽视。从体量上看，它是土国内最大城市。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8%以上，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欧洲一侧。近十年来，随着土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尤其是东南部库尔德居民迁往伊斯坦布尔，寻找就业机会，使该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城市群聚规模进一步扩大。
　　从功能上看，它是土经济和金融中心。年度财政预算额度约为62亿美元，比部分欧洲小国还要略高一筹;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的30%以上，贸易额约占全国55%。土唯一的证券交易所以及多数大公司和媒体总部都设在伊斯坦布尔，解决了20%的工业劳动者就业，为国家贡献了40%以上的税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坦布尔一直是经合组织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都市经济区之一。
　　此外，它还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旅游目地之一，每年吸引数以千万计游客，不仅带动了旅游服务等支柱产业的蓬勃发展，而且将土耳其悠久的历史以及海陆碰撞、东西兼蓄的多元文明展示给全世界，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家名片”。
　　鉴于此，任何一届土耳其政府都不可能不重视伊斯坦布尔的发展，更不会对其行政主导权掉以轻心。埃尔多安在地方选举动员中就曾多次提到：谁能赢得伊斯坦布尔，谁就能赢得土耳其。

埃尔多安的“发家之地”

　　事实上，对于埃尔多安本人、执政的正发党以及由其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而言，伊斯坦布尔还有着更特殊、更深层的重要意义。
　　首先，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性。伊斯坦布尔是埃尔多安的家乡，更是其政治生涯的起步之地。1994年他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自此步入政坛并逐渐开启了“埃尔多安时代”。从那时起，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由其所在的政党控制，此番市长职务易手确为25年来首次。反对党派将此视为某种政治预言，认为在哪里开始的终将在哪里结束，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失败或将成为埃尔多安权力由盛转衰的节点。此外，伊斯坦布尔还是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大力倡导“新奥斯曼主义”的图腾，失去其行政主导权将沉重打击支持者的士气。
　　其次，它与埃尔多安的经济规划密切相关。近年来，西方媒体屡屡唱衰土耳其经济，但政府依靠集中上马大规模基建项目，刺激经济增长，收到了一定成效。这些超大型基建项目的代表作，比如新机场、新跨海大桥、高速铁路升级改造等，多在伊斯坦布尔落地。若该地区改由反对派主导，项目推进及后期维护恐受影响，削弱政府经济“强心针”的疗效;而全国最大经济中心与政府意见相左，也会给本就险象环生的经济环境带来更多变数，从而使埃尔多安向选民兑现“复苏经济”的承诺难度增大，或进一步动摇正发党的执政基础。
　　其三，它是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阵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斯坦布尔就一直是伊斯兰政党活跃的舞台，2011年后进一步成为中东地区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大本营，也是正发党向地区投射政治影响力的平台。2013年埃及塞西政府上台，数千名穆兄会成员逃往伊斯坦布尔寻求庇护，并在当地创建电台，针对埃及和海湾国家进行反政府宣传。2014年卡塔尔迫于邻国压力，驱逐穆兄会七名头目，伊斯坦布尔再次对其敞开大门。在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控局期间，伊斯坦布尔在财政预算和市政政策上向政治伊斯兰相关的协会、基金会等团体倾斜，鼓励其向穷人提供援助、向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帮助正发党巩固选民基础、实现埃尔多安“培育虔诚一代”的目标。据伊斯坦布尔地方议会反对党议员称，在过去一年半中，正发党主导的市政机构至少花费了5720万美元用以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且大多采用间接支付方式，如帮助相关组织减免房屋租金、承担固定资产维修等，更具隐蔽性。世俗的共和人民党代表在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后表示，要终止这种“不合理”的预算支出，并号召其他由反对党主导的地方政府效仿，意在从基层削弱正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

未来政局的“风向标”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考虑，埃尔多安都不可能轻易放弃伊斯坦布尔，处心积虑“翻盘”符合他一贯的作风。但这次重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和2015年号召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一样，可算是兵行险招、孤注一掷之举。若如愿获胜，固然能守住现有的政治、经济利益，但难免进一步降低国内民众及国际社会对其民主制度的信心，还将导致反对派联盟愈加牢固、政治极化程度愈深，社会对立和分裂风险持续升高。若再次失手，不仅前述担忧都将逐一变成现实，而且埃尔多安的声望和权威亦将受损，进而危及其总统连任前景。
　　目前反对派群情激奋。一方面，质疑正发党提出的申诉理由，指出所谓“部分投票站工作人员不具备公务员身份涉嫌违法”在此次伊斯坦布尔地方议会选举和去年的总统、全国议会选举中同样存在，要求同时取消以上选举结果，直指埃尔多安当选总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强烈谴责最高选举委员会丧失独立性，指责总统肆意妄为、将权力凌驾于民主原则之上。
　　埃尔多安虽然牢固控制着国家的行政、安全、司法等机构，垄断着大量媒体资源，但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再选获胜仍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一是经济困境未获明显纾解，失业率、通胀率、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土耳其里拉贬值，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厌倦“选票游戏”。二是正发党内部分歧公开化，前总统居尔、前总理达武特奥卢均发声批评最高选举委员会的决定。此外，共和人民党大打“受害者”的悲情牌，争取到世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库尔德人的更多同情。
　　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埃尔多安要想增加胜算，一方面可能再次转向欧洲寻求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会缓和与库尔德族群的关系，争取保守库尔德人的选票。但同时要避免动摇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的政治联盟，平衡难度不小。近日，土政府已允许律师探视在押的库工党前领袖奥贾兰，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土安全部门也正在寻找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对话途径。伊斯坦布尔市长再选的结果虽难预料，但显然已经带动土内外政策出现微妙变化;未来伊斯坦布尔行政主导权的归属，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政局稳定与政策走向。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