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市的《教育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提出“实施来京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三年规划方案,”以及“制定和完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本市高中阶段教育的办法,满足符合条件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它引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望在京读高中”的解读,并激活了关于流动人口异地高考的讨论。我认为,这意味着北京的农民工子女教育被纳入了政府管理的范畴,对其关注从义务教育延伸到了高中教育阶段。然而,关于在京读普通高中或者异地高考的猜测,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正确的解读,这应当是指北京市打算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等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属于高中阶段教育。这在北京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既可以解决中职学校生源缺乏的问题,也能够为部分农民工子女培养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能力。近年来,许多地方已经实行了这一改革。2008年上海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职教育,招收紧缺行业、专业的学生2360名,享受同等国家资助政策。招生条件是在本市全日制初中连续就读2年以上、具备有关证明和证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此后,招生名额逐渐扩大。浙江省也鼓励和吸引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中等职业学校,不受户籍限制。
　　更进一步,才是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普通高中教育。由于普通高中资源远比中职教育资源短缺,目前只有少数城市开始尝试。如石家庄市规定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与本市考生报考高中的同等权利。无锡市取消对外籍户口学生的所有报考限制,包括重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福建省泉州市规定,凡具有泉州就读学校学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初三应届毕业生允许在就读学校报名参加中考。福州市规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家长,其子女在福州公立初中就读满一年以上,暂住满半年以上可在本市参加中考。新疆也规定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农民工子女可在新疆参加中考。这些异地就读普通高中的农民工子女,仍需回原籍参加高考。有的地方采取了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在高中阶段分别举办诸如“河南班”“陕西班”等,使用其原籍的教材,以方便考生回乡高考。
　　至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固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中的确很难求解。异地高考所要改变的,是现行以户籍人口为准、分省定额的高校招生制度。如同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其他社会福利一样,它是在没有人口流动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如果改革这一制度,使流动人口考生享受与户籍考生相同的待遇,即允许考生在全国范围内跨地区参加高考,一个现实的可能是会出现大规模的“高考移民”。由于高等教育机会在各地均属稀缺资源,要扩大这一资源的投入巨大,难度极大。因而,外来考生相当于“挤占”了由省级财政出资、属于省籍学生“既得利益”的教育机会,会引起区域之间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当然,这一思维的价值基础还是认为流动人口不是本地人,不应平等享受户籍人口的权利。事实上,各地的教育规划,2020年要达到的各类教育指标,基本都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没有把已经成为常住人口的流动人口包括在内。改变这样的思维定势,关键是实质性地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一核心问题:如何使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农民工尽快转化为城市的新市民。解决了这一问题,市民待遇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还需要认识我国高教资源的构成情况。我国的高等学校分为中央部委院校和地方院校两类,一个省的招生总量是由部委高校和省属高校招生指标两部分构成的。部委高校由中央财政支持,为全民所有,其名额理应在各省之间公平分配;省属高校则由地方财政支持,面向本省学生。问题是部委高校生源只占招生总量的17%左右,也就是说,各省招生数量的多寡主要取决于省属高校的发达程度,即便部委高校名额全部均衡分配,各省之间的实际差距——所谓“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也难以改变。另一个情况是由于学龄人口开始逐渐减少,高校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一些高教大省在满足本地生源需求之后,也在部分开放招收外地考生。这一趋势对流动人口的高考机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
　　不久前,教育部下发《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有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内容,并纳入教改“先行先试”的范畴。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有望启动“制定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的调研工作,选择随迁子女流入规模较少的二线城市进行先期试点。的确,从试点开始,行动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