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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注定是一次人生苦旅。
火车从合肥直抵酒泉,随即转乘敞篷大卡车,碎石路坑坑洼洼,一路颠簸得厉害。沈政威这一车一共10多人,多数人晕车,沿途呕吐不止。
很快,汽车驶入茫茫戈壁,车尾卷起漫天黄尘,坐在车上的人,被尘土盖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只剩两只眼睛在灰霾里眨巴眨巴。
过嘉峪关,沈政威看到行人留下的句子:“到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身后戈壁滩,身前鬼门关。”不由得第一次发出人生苍凉的感慨。
一路风尘。第8天,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519大队队长齐俊德和前苏联专家组组长波波夫前来迎接。
一看名单,沈政威发现“自己是最小的干部,大部分是处级以上”。这时,沈政威也才第一次被告知,“你们是来搞铀矿、搞原子弹的,对外要严格保密,你们都经过三代审查,不容易,要珍惜。”
知道自己的“任务”后,每个人都要填一份保密宣誓书,倘若泄露国家机密,要受党纪国法惩办。沈政威回忆,“宣誓书统一印制,就是签个名,但仪式很庄重,像入党宣誓一样。当时感到很光荣,感觉我们做的工作是毛主席要求的。”
在大礼堂,苏联专家开始给“找矿员”们上课,从水文到地质再到物探。在这里,沈政威学会了三种找矿的办法:1、植物找矿法,挖植物的根茎出来化验,看有无放射性物质;2、经迹找矿法,在山上隔几米埋一个杯子,里面放底片,几天后挖出观察有无放射性物质;3、普通物探找矿。
1957年5月,经过训练的这一批学员,被分散到各个队开始工作。勘探队员们分散在南疆数万平方公里的天山脚下作业,或穿行于戈壁,或踯躅于沙漠,过着游牧式的生活,生活物资只能靠小毛驴运输补给,往往半年才能洗一次澡,所有人身上长期长虱子。
艰苦还在其次。在沙漠中,如果迷路或者遇到饿狼,那就有生命危险了,沈政威所在的18分队,是个普查、探测小队,长年工作在人迹罕至的荒漠地带,时常遇到险情。1958年驻扎库车县,半夜山洪袭来,所幸沈政威所在地质队住得高,脱离险境,而整个库山县城毁于一旦,“想起来都后怕”。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把资料也都带走了。沈政威回忆,“没有图纸就凭记忆画,没有设备就用土办法上。”而这一时期,用人尿提炼“重铀酸氨”是一个经典故事。
在进行铀矿石样品分析时,需要用到氨水,而当时供应早已中断,化学分析组急得抓耳挠腮。一天,分析组一位女同志方便时,尿酸味扑鼻冲来,她茅塞顿开,发酵的人尿,岂不是很好的氨水吗?几天后,新的“提炼方法”试验成功。
“火热的革命热情”,使这些队员在戈壁荒野里战天斗地,但对于他们要找的“铀”,他们也不甚了解。有一次,沈政威奉派去519大队仓库取三颗放射源(金属铀),原本要来接他的车因故拖延,沈政威害怕把“宝贝”弄丢,白天揣在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下,亲密相伴了3天。
数天之后,沈政威就开始掉头发,他后来才知道这是“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辐射危害性极大。而在当时,出于保密考虑,这些知识都秘而不宣,各工序之间也是严格分离,互不知情。苏联专家修理找矿的RM仪时,层层保卫,就怕中国人偷看,这客观上刺激了张汝华等一批有志青年,不久,他们半考半被推荐去了长沙地质学校进修。
而无法预知的是,从此常作外乡人。
这里藏着上万人
在南疆,沈政威和来自河南开封的习述贤喜结连理。1960年,他们生下了大儿子沈向东。
也就在这年4月,沈政威夫妇所在的地质队(后来的291大队)移师广东,夫妇俩结束了4年的新疆生活,被分配到广东和平县,两年后,转战粤北南雄。
在中国的核事业历史上,南雄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是时,南雄发现了“361矿”,为当时全国最富、最大的一个铀矿。为了在最短时间提炼出铀,核工业部在粤北地区展开诸广大会战,1962年10月份,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其上的铀就出自这里。
北京军区后来的评价,“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少的人力,最小的物力,找到了最大的铀矿”。
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沈政威、习述贤这些普通的地质工作者。
数千人的找矿队伍,往往驻扎在一个小村庄,哪里找那么多屋子呢?广东气候湿热,不能用帐蓬,于是大家就动手盖房,竹篾和着泥巴作墙,茅草作瓦,或者住老乡的猪圈、牛棚。
谈及婚姻,沈红霞的语气淡淡的,仿佛是说着别人的事:这是第一次恋爱,从没拍过拖,就结了婚。日子一久,有时晚上就想,怎么会和这个人睡在了一起?
在子弟学校,沈红霞教过政治、美术、数学、化学、生物,后来升任教导主任,1996年当了校长。
2000年,291大队迁到三水,子弟学校解散,沈红霞不想离开父母,去了系统内的华南技校任教,因了婚姻的稳固,两年后调回291大队,来到三水,改行做文职工作。
平淡如水的日子,平淡如水的人生。现在回头来看,沈红霞觉得“找矿人”的第二代,是被耽误的一代——没有好好念过书,大部分呆在本系统的厂矿里,重复父辈的人生轨迹,木讷于言行,饱尝社会底层的苦痛、无奈和挣扎——2002年,沈红霞的中学同学组织了一次同学会,重回白石坑,这是她对她的同学们的观感。
沈红霞的大哥沈向东1975年高中毕业,下乡两年,1979年应征入伍,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曾经历法卡山战役,先后荣立三次三等功。现在是上校衔,广西军区某处处长,正团职。
二哥沈曙光,同样先参军,复员后在广西做生意,因为“境况不太好”,一直疏于和家人联络。
对于父辈,沈红霞的观点是,“这一辈人对中国核工业做出了太多贡献,但现在的待遇实在太差,总是有人上访。”
核工业“保军转民”后,经费大幅削减,靠什么维生呢?一是帮其它单位找矿,二则搞地质的衍生产业,比如成立华南建设工程公司,修桥,建高速公路,生产氧气、乙炔气体、生物能源,等等,“一年能有几亿元的收入”。
“核工业欠账太多”,沈政威去年心脏病住院,花了5000元,只报销了50%,这个乐观开朗的老头,已经75岁了,闲时还喜欢编点歇后语自娱自乐。
现在,他每月有2000多元退休金,老伴习述贤的退休金有1600块。
尽管退休了,但他对地质的新闻十分敏感,“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搞好地质工作。地质的春天又要来了,世界风云多变,国家又需要核工业了。”
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在广东乳源县西郊291大队留守处,我们见到了一群硒肺病人。硒肺病,是这群找铀的地质人最常见的职业病。291大队究竟有多少硒肺病人,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我手头有一张2003年2月这个队退休硒肺病职工的工资表,人数为18。
先搞清楚什么是硒肺:硒肺病又名矽肺病,是指人在粉尘多的环境下将粉尘中带有的二氧化硅,吸入人体,堵塞肺部的网眼,影响肺部的弹性,进一步发展将使肺部纤维化,类似皮肤受伤后留下的疤痕。此时肺活量减少,到了后期纤维化发展成石化,目前的医学技术尚无法治愈这一顽症。在粉尘多的环境下作业容易得矽肺病。
2006年4月4日,66岁的邹成福同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喘几次气,自1984年退养在家始,他几乎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家务都由老伴承担。
事实上,邹成福并不是在地质队时得上硒肺的,他是1960年在部队打国防通道时患上的,与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战友林丰爱,他住在另一栋楼。当时条件艰苦,打干钻,没有口罩,也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大家也不懂,为了抢进度,拼命干,干了一年”。1964年,邹成福转业来到地质队。
硒肺病潜伏期长,年轻时没太留意,后来觉得喘气困难,“很是纳闷儿”。1978年,卫生队长给邹成福写了个介绍信,让他到衡阳415医院(核工业部直属)检查一下。这一查,查出二期硒肺。
他们管这病叫“慢性癌症”,因为“治不好,也没有好药可以吃,就拖着等死”。他们对自己的肺部最形象的表述是:附近一家医院曾经对一位晚期硒肺病人做过解剖,把肺切下来,硬梆梆的像块石头,医生举起锤子敲,第一锤居然没砸烂……
要命的是,除了肺功能减退,其它并发症一道来了:硒肺感染,阻塞性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代偿期),肝内血管瘤、左肾囊肿,前列腺结石——这是2000年12月19日,韶关市职业病防治院给陈卓作的诊断。鉴定是,一期尘肺(代号I),合并肺结核。陈妻黄顺熙说,他没有一个器官是好的,“全身零件都坏了”。
四川内江人陈卓1958年12月进地质队,参加过诸广大会战,是在这期间患上硒肺的。他说1963年周总理对硒肺职业病有过批示,要求改变工种,享受长期治疗,“这样才把很多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陈卓的卧床边常年放着一个氧气枕,呼吸实在困难时吸一下;狭小的二室一厅,随处能看到药片,妻子说是方便他取。粤北的春天潮乎乎的,陈家住一楼,地上全是水,房屋北向,采光不好,不多的家具塞满了房间,让空气逼仄压抑起来。
好在儿女们都有不错的出路,让年迈体衰的陈卓欣慰不少。女儿在乳源县建设局,长子在县监察局,次子在中山办了一个作坊,生产洗发水的包装瓶。这位12岁就当童工,做过学徒,挖过煤的老地质工人,虽然晚年被病痛折磨,但儿女出息,让他“思想上,精神上没有更多的负担”。
这群“低电量的钟表”
林丰爱自在不起来。与乐观的陈卓比,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阳光。这位只有一个肺的地质工人(1999年切除了左肺),愁云黯然,总担心随时倒下的躯壳。
他的身侧,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氧气瓶,同我们交谈的间隙,他会不停地把吸氧管插进鼻孔。那冰冷坚硬的钢瓶,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位广州军区“塔山英雄团”的老兵,1960年打战备通道,在没有口罩和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打干钻,一钻四年。去年12月到419医院照了CT,惟一的肺都看不清了,“像泥巴一样”。现在,心肌梗塞、肺气肿、冠心病、脑血管硬化、白内障、结肠炎、结膜炎等等各种并发症折磨着他;睡眠,普通人生命中最快意的事,对他已是一种奢侈。
“这血走一走,就停下来。一考虑问题,心就跳得快。”林丰爱把他的心脏比喻成低电量的钟表,“走走,停停”。
4月4日下午,邹成福召集了四个硒肺病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林丰爱阴冷的客厅突然间温暖起来。
而在此之前几年,陆续有硒肺病人离开人世。
——那些他们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