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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政治活动家乔·特里皮（Joe Trippi）为奥巴马2012年竞选中的创新喝彩。他说这些创新恢复了个人选民的首要地位。
1979年，我还在圣何塞州立大学读航空工程学专业，会偷偷跑到激光实验室做全息图，或是在半夜匆匆来到计算机实验室尝试一下IBM的打孔卡和Fortran编程语言。在课余和周末，我在当地政治竞选活动中做志愿者，并考虑把自己的专业换成政治科学。那时我23岁，正试图找到自己在生命中想要做的事情。我在想：技术和政治，哪一个能更多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技术看上去很有前途但却或多或少没有灵魂。当我做志愿者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心和灵魂。所以，在1979年末，我把自己最宝贵的财产Tandy TRS-80微型计算机留给了朋友，驱车来到了爱荷华州，成为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竞选总统活动的前线组织员，工资是15美元一天。
在爱荷华州，肯尼迪的团队正利用着当时总统选举所能用到的最先进的技术：电话和谨慎使用的3乘5英寸卡片纸。付费电话间会给注册民主党员以及独立选民打电话，询问他们在接下来的爱荷华州党内总统候选人预选（caucuses）中会给谁投票。卡片上会有投票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代表投票者回复的手写代码数字。“1”表示会给肯尼迪投票，“2”表示倾向肯尼迪，“3”表示还没有考虑好。最糟糕的是“4”：投票人支持我们的对手，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当像我这样新来的肯尼迪团队组织者到达爱荷华州后，会被告知组织工作将在哪些郡进行，还会拿到一鞋盒已经写好代码的卡片。
从那时起，你做了所有你认为有用的事情。如果某种说辞打动了一位立场不确定的代码为“3”的选民，让他开始倾向你的选举人，你会把这种说辞一直用下去。但你不太能够传达给其他组织者你碰巧找到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你每天晚上把所有更新过的代码数字传到指定的地区竞选总部。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拿这些代码数字做什么。
直到2012年的奥巴马总统竞选，这些东西全都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显变好。3乘5英寸的卡片被计算机打出的纸片取代，但是政治选举中基本的代码系统没有改变。更糟糕的是，在我参与政治之后，选举活动在基层组织和选民联系上的投资越来越少。电视广告变得日益重要，甚至早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投入的资源就已经从在选民家门口与他们见面聊天的环节转入选民的起居室里播出的30秒钟广告。就这样，政治开始失去它的灵魂，而这灵魂就是普通选民对选举的积极参与。
1982年，我是洛杉矶市长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的竞选副经理。那时布拉德利正寻求竞选加州州长。我试图说服竞选团队从迪吉多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买一台PDP系列的计算机，用来寻找直邮筹款的目标、运行选民个人识别数据，以及追踪动员投票的目标。之前还没有人专门为了政治竞选安装起一台计算机，而我的同事也不想把钱冒险花在未经检验的领域。我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自己买了一台机器，然后自己安装好。我们用它来通过直邮募集到了几十万美元，而且我们构建了庞大的加州选民数据库，用来指导我们的基层运作。
我们有了数据：我们知道哪个选民完全是我们的人，哪个选民需要花些功夫才能出门投票。我们还为动员投票的组织工作定下了200万美元的预算。
大选日的前几天，我们的民意测试显示我们已经落在了共和党竞争对手乔治多克梅吉安（George Deukmejian）的后面。我们的民意调查人告诉我们，如果竞选团队不在面向全州的电视上再花200万美元，我们会输掉竞选。突然之间，我们所有的定位和选民识别的努力成了无用功：竞选活动把预留给动员投票的200万美元全赌在了电视广告上。
在选举日当晚，我用DEC公司的PDP计算机看着我们自己的数据和选区报告给加州州务卿办公室（California 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的数据。根据出口民意调查（exit polls，在投票站出口处对刚投完票的选民所做的调查），所有三家广播电视网都宣布布拉德利会是赢家。但是计算机却不会看走眼。在投票结束几分钟之内，它就吐出一份预测：布拉德利将会输掉10万票。几个月后，最终的结果显示我们输掉了大约9万3千张票，大概每个选区输3票。
这样的决定在接下来30年的大选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在两党竞选中都可以看到。电视每次都能赢。民调驱动的电视广告没费多大功夫就吸走了政治的心和灵魂。但就在政治停滞的那几年，技术已经进化了，让人们可以分享想法和故事，或是相互买卖东西，这确实改进了他们的生活。2012年底，位于政治光谱的两端的政治从业者都相信，也许可以挑战自上而下、金钱驱动、以电视广告为中心的政治竞选方法，转而使用技术来创建一个自下而上、以人为中心的政治。
2004年，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竞选党内总统候选人，吸引到了麦凯恩2000年竞选的职员、肯尼迪的前手下、来自两党的活动家和全国各地普通民众的参与和注意。这些人想要构建一种不同的政治竞选：一种让人们有能力自己组织起来的竞选。他们希望把草根行动主义带回到政治过程中，并鼓励人们积极地参与政治，而不是作为消费者在电视上观看政治。这次竞选也吸引到了我：我是竞选经理人。
迪安的竞选是一次伟大的先驱性努力，但它发生得太早了。在2003年的时候，美国有5500万个家庭有互联网，但是宽带很少，而且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都还不存在。第一个大众化的智能手机iPhone要到2007年才发布。迪安的竞选应该已经打破了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筹款记录，并创建了一个65万人的全国性组织，这比之前任何总统竞选的参与人数都多。但是，社交网络的火箭发动机还需要一个大选周期才能从宽带的燃料中获益并为新模型提供充足的推力，达到逃逸速度。
到了2007年，参与到政治竞选中的美国人的数量超出了人们之前的任何想象。电视广告几乎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无关，尽管在电视广告上的投入应该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希拉里·克林顿输掉了民主党提名竞选。原因很简单，她用的是老式的竞选方式。但是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利之所以意义非凡，不仅是因为他在线募集到50万美元、让1300多万人加入到他的竞选活动中。他在2008年的胜利最杰出的成就是让他的团队成员可以在2012年做一件真正新颖的事：创造一个由大数据武装的全国竞选运动。 就像萨沙艾森伯格（Sasha Issenberg）在《一个更完美的联邦》（A More Perfect Union）一文中详细描述的那样，大数据为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团队提供了2008年给奥巴马投票的6900万选民的名单，让团队可以一票一票地重建胜利联盟。大数据告诉竞选团队哪些选民还没有做决定，甚至哪些共和党支持者有可能转向投票给奥巴马。竞选团队花费了1亿美元研发政治史上最庞大的人际网络。上百万美国人从其他美国人那里了解到对他们有用的议题。这些交谈比电视广告上话费的几十亿美元更有效力。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2012年竞选改变了一切。
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竞选团队及其联盟犯了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犯过的错误：他们开展的竞选活动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全神贯注于购买电视广告和影响媒体。作为一个职业政治战略家，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我曾经认为，不会再有任何人采取这种策略。但是，共和党并没有理解新的政治，他们在选举中溃败了。一位沮丧的罗姆尼团队成员在选举后说：“我们甚至不是在同一个比赛中奔跑。”
有几个原因会让共和党的追赶之路非常艰难。首先，共和党在构建全国网络上严重落后。第二，共和党不受它所需要的一群人的喜爱：那些受过技术教育的、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编写软件，做数据分析。最后，共和党自上而下传播讯息的选战纪律中，有些东西妨碍了党员们稍稍松手允许草根组织成长。最近几年中最成功的保守派运动茶党对共和党的不信任几乎就和他们不喜欢民主党一样多。
但2012年大选的显著事实是，捍卫老式政治方式的民意调查人、咨询师、顾问和政治守门人比米特·罗姆尼或共和党输掉的更多。在人类活动中可能找不到什么地方会像职业政治中那样小心翼翼地守护权力。老式传统的守卫军会在接下来的几次选举中努力证明旧方法仍然有用，其中一些人毫无疑问也会改弦易辙适应新方法。但是，旧方法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23岁的组织者们倾听人民的声音，和选举团队合作来测量不同说辞的说服力。他们会在中期选举和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敲开民众的家门。
赢得大选的方法是否可以被用在执政中？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他的管理部门没有有效地利用“为美国组织起来”（Organizing for America）来调动民众支持他的立法活动。“为美国组织起来”是2008年选举胜利以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National Committee）创建的社区网络。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该网络正在请求美国人给国会施压，让国会通过总统的债务提议。有了大数据和庞大的支持者网络，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也许不再会表现得如此无力。
民主政治中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并非所有的结果都会是好的。新技术可以操纵人，也可以给人以力量，或者两样兼施。政治和商业圈中都会有大把演员拿奥巴马2012大选的创新方式作工具来操纵公众。但对我来说，就现在而言，看起来技术赋予了人民权力，也还政治以灵魂。
1979年，我还在圣何塞州立大学读航空工程学专业，会偷偷跑到激光实验室做全息图，或是在半夜匆匆来到计算机实验室尝试一下IBM的打孔卡和Fortran编程语言。在课余和周末，我在当地政治竞选活动中做志愿者，并考虑把自己的专业换成政治科学。那时我23岁，正试图找到自己在生命中想要做的事情。我在想：技术和政治，哪一个能更多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技术看上去很有前途但却或多或少没有灵魂。当我做志愿者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心和灵魂。所以，在1979年末，我把自己最宝贵的财产Tandy TRS-80微型计算机留给了朋友，驱车来到了爱荷华州，成为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竞选总统活动的前线组织员，工资是15美元一天。
在爱荷华州，肯尼迪的团队正利用着当时总统选举所能用到的最先进的技术：电话和谨慎使用的3乘5英寸卡片纸。付费电话间会给注册民主党员以及独立选民打电话，询问他们在接下来的爱荷华州党内总统候选人预选（caucuses）中会给谁投票。卡片上会有投票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代表投票者回复的手写代码数字。“1”表示会给肯尼迪投票，“2”表示倾向肯尼迪，“3”表示还没有考虑好。最糟糕的是“4”：投票人支持我们的对手，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当像我这样新来的肯尼迪团队组织者到达爱荷华州后，会被告知组织工作将在哪些郡进行，还会拿到一鞋盒已经写好代码的卡片。
从那时起，你做了所有你认为有用的事情。如果某种说辞打动了一位立场不确定的代码为“3”的选民，让他开始倾向你的选举人，你会把这种说辞一直用下去。但你不太能够传达给其他组织者你碰巧找到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你每天晚上把所有更新过的代码数字传到指定的地区竞选总部。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拿这些代码数字做什么。
直到2012年的奥巴马总统竞选，这些东西全都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显变好。3乘5英寸的卡片被计算机打出的纸片取代，但是政治选举中基本的代码系统没有改变。更糟糕的是，在我参与政治之后，选举活动在基层组织和选民联系上的投资越来越少。电视广告变得日益重要，甚至早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投入的资源就已经从在选民家门口与他们见面聊天的环节转入选民的起居室里播出的30秒钟广告。就这样，政治开始失去它的灵魂，而这灵魂就是普通选民对选举的积极参与。
1982年，我是洛杉矶市长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的竞选副经理。那时布拉德利正寻求竞选加州州长。我试图说服竞选团队从迪吉多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买一台PDP系列的计算机，用来寻找直邮筹款的目标、运行选民个人识别数据，以及追踪动员投票的目标。之前还没有人专门为了政治竞选安装起一台计算机，而我的同事也不想把钱冒险花在未经检验的领域。我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自己买了一台机器，然后自己安装好。我们用它来通过直邮募集到了几十万美元，而且我们构建了庞大的加州选民数据库，用来指导我们的基层运作。
我们有了数据：我们知道哪个选民完全是我们的人，哪个选民需要花些功夫才能出门投票。我们还为动员投票的组织工作定下了200万美元的预算。
大选日的前几天，我们的民意测试显示我们已经落在了共和党竞争对手乔治多克梅吉安（George Deukmejian）的后面。我们的民意调查人告诉我们，如果竞选团队不在面向全州的电视上再花200万美元，我们会输掉竞选。突然之间，我们所有的定位和选民识别的努力成了无用功：竞选活动把预留给动员投票的200万美元全赌在了电视广告上。
在选举日当晚，我用DEC公司的PDP计算机看着我们自己的数据和选区报告给加州州务卿办公室（California 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的数据。根据出口民意调查（exit polls，在投票站出口处对刚投完票的选民所做的调查），所有三家广播电视网都宣布布拉德利会是赢家。但是计算机却不会看走眼。在投票结束几分钟之内，它就吐出一份预测：布拉德利将会输掉10万票。几个月后，最终的结果显示我们输掉了大约9万3千张票，大概每个选区输3票。
这样的决定在接下来30年的大选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在两党竞选中都可以看到。电视每次都能赢。民调驱动的电视广告没费多大功夫就吸走了政治的心和灵魂。但就在政治停滞的那几年，技术已经进化了，让人们可以分享想法和故事，或是相互买卖东西，这确实改进了他们的生活。2012年底，位于政治光谱的两端的政治从业者都相信，也许可以挑战自上而下、金钱驱动、以电视广告为中心的政治竞选方法，转而使用技术来创建一个自下而上、以人为中心的政治。
2004年，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竞选党内总统候选人，吸引到了麦凯恩2000年竞选的职员、肯尼迪的前手下、来自两党的活动家和全国各地普通民众的参与和注意。这些人想要构建一种不同的政治竞选：一种让人们有能力自己组织起来的竞选。他们希望把草根行动主义带回到政治过程中，并鼓励人们积极地参与政治，而不是作为消费者在电视上观看政治。这次竞选也吸引到了我：我是竞选经理人。
迪安的竞选是一次伟大的先驱性努力，但它发生得太早了。在2003年的时候，美国有5500万个家庭有互联网，但是宽带很少，而且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都还不存在。第一个大众化的智能手机iPhone要到2007年才发布。迪安的竞选应该已经打破了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筹款记录，并创建了一个65万人的全国性组织，这比之前任何总统竞选的参与人数都多。但是，社交网络的火箭发动机还需要一个大选周期才能从宽带的燃料中获益并为新模型提供充足的推力，达到逃逸速度。
到了2007年，参与到政治竞选中的美国人的数量超出了人们之前的任何想象。电视广告几乎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无关，尽管在电视广告上的投入应该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希拉里·克林顿输掉了民主党提名竞选。原因很简单，她用的是老式的竞选方式。但是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利之所以意义非凡，不仅是因为他在线募集到50万美元、让1300多万人加入到他的竞选活动中。他在2008年的胜利最杰出的成就是让他的团队成员可以在2012年做一件真正新颖的事：创造一个由大数据武装的全国竞选运动。 就像萨沙艾森伯格（Sasha Issenberg）在《一个更完美的联邦》（A More Perfect Union）一文中详细描述的那样，大数据为奥巴马2012年的竞选团队提供了2008年给奥巴马投票的6900万选民的名单，让团队可以一票一票地重建胜利联盟。大数据告诉竞选团队哪些选民还没有做决定，甚至哪些共和党支持者有可能转向投票给奥巴马。竞选团队花费了1亿美元研发政治史上最庞大的人际网络。上百万美国人从其他美国人那里了解到对他们有用的议题。这些交谈比电视广告上话费的几十亿美元更有效力。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2012年竞选改变了一切。
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竞选团队及其联盟犯了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犯过的错误：他们开展的竞选活动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全神贯注于购买电视广告和影响媒体。作为一个职业政治战略家，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我曾经认为，不会再有任何人采取这种策略。但是，共和党并没有理解新的政治，他们在选举中溃败了。一位沮丧的罗姆尼团队成员在选举后说：“我们甚至不是在同一个比赛中奔跑。”
有几个原因会让共和党的追赶之路非常艰难。首先，共和党在构建全国网络上严重落后。第二，共和党不受它所需要的一群人的喜爱：那些受过技术教育的、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编写软件，做数据分析。最后，共和党自上而下传播讯息的选战纪律中，有些东西妨碍了党员们稍稍松手允许草根组织成长。最近几年中最成功的保守派运动茶党对共和党的不信任几乎就和他们不喜欢民主党一样多。
但2012年大选的显著事实是，捍卫老式政治方式的民意调查人、咨询师、顾问和政治守门人比米特·罗姆尼或共和党输掉的更多。在人类活动中可能找不到什么地方会像职业政治中那样小心翼翼地守护权力。老式传统的守卫军会在接下来的几次选举中努力证明旧方法仍然有用，其中一些人毫无疑问也会改弦易辙适应新方法。但是，旧方法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23岁的组织者们倾听人民的声音，和选举团队合作来测量不同说辞的说服力。他们会在中期选举和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敲开民众的家门。
赢得大选的方法是否可以被用在执政中？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他的管理部门没有有效地利用“为美国组织起来”（Organizing for America）来调动民众支持他的立法活动。“为美国组织起来”是2008年选举胜利以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National Committee）创建的社区网络。但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该网络正在请求美国人给国会施压，让国会通过总统的债务提议。有了大数据和庞大的支持者网络，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也许不再会表现得如此无力。
民主政治中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并非所有的结果都会是好的。新技术可以操纵人，也可以给人以力量，或者两样兼施。政治和商业圈中都会有大把演员拿奥巴马2012大选的创新方式作工具来操纵公众。但对我来说，就现在而言，看起来技术赋予了人民权力，也还政治以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