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读陈寅恪先生《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其慨叹“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颇有今不如昔、无可奈何之意味。“不夷不惠”引自《孟子·公孙丑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或暗喻此际前朝覆亡，新朝不尽如人意；“非驴非马”语出《汉书·西域传》“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驘也”，或借指彼时西风劲吹，中学遂分崩离析。要之，陈氏意在评骘清末民初这一大时代。
　　鲁迅曾言所谓“大时代”，“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若依此标准，那煌煌五千年中国史，唯有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堪入围其中。然清末民初之际，既有西力东侵，又有西学东渐，中西碰撞不已，亦融汇不休。如此时代语境之下，国人深感外患似亟于内忧，内忧又似重于外患，传统似敌不过西学，西学又不全适于华夏。于是内外逼仄挤迫之结果，便是历代循环的王朝模式宣告失效，销声匿迹，自西徂东的共和样板异军突起，取而代之。从此，帝国朝廷淡出，民族国家登场。短短七十余载，中国即完成翻天覆地之巨变，难怪连学问渊雅会通的陈寅恪也颇有望“洋”兴叹之感，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与之前三时代相较，清末民初确迥然不同。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存在于同一个现在。他们存在于同一个现在也只是外在状态，是通过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这一事实来实现的……他们身上携带着以前的成分，这就是区别。”简言之，这种不同代的并存姑且可称之为“同时异代”。而此现象，恰是清末民初这一大时代风貌之绝佳摹写。1912年3月5日，上海《时报》一则题为《新陈代谢》的社论，借助通俗歌谣的形式，来描述民国肇造后的美好愿景：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然像在中国传统“家底”异常丰厚的国度，江山易手、人心递嬗岂真如快刀斩乱麻般干脆爽利、一蹴可几？几乎同时，前清官僚于式枚（一说是王闿运）便私撰一联，俨然与主流话语立异：“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显然，虽同处一个线性时间点上，但就每个个体而言，其内心世界却活在不同朝代之中。辛亥鼎革后，此种时空错位感尤为凸显。当孙中山踌躇满地宣称“今后立国大计，即首在排去专制时代之种种恶习”，“人人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建设民国之事业”；当宋教仁心绪激昂地认定政党政治之春天已来临，力主“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时，前清故旧却是另一番模样。有人满腹愤恨，怒斥革命党人“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有人心存焦虑，深觉民国之混乱纷扰酷似纲常毁坏之五代，“今日西方如战国，中夏如五代，今方在朱梁时代”。故复辟帝制，回到同光中兴之时便成为这批遗民之心声，甚至郑孝胥还视“民国乃敌国也”。一边“民国肇建百废兴”，一边“鼎革之后万事空”，一边是“图南此日联镳返，逐北他时奏凯回”之高昂畅快，一边却是“碑碣犹题清处士，衣冠不改旧遗民”之固执落寞，求变更化与处常守故，锐意进取与抱道自任，此等巨大反差恰说明烙有不同朝代痕迹的人群在同一时空中游走并存。
　　即使于政治理念上认同共和，也未必意味着一定于文化主张上趋新。此情形在清末民初亦是常态，可谓之“同域异调”。科举停废实属近代文化之大事件。自此，迫于生计之需，传统士人不得不与传统经典绝缘，逐渐向知识分子阶层过渡。进入民国，伴随新式大学林立、旧式书院凋零之潮流，四部之学已让位于七科之学，胡适、傅斯年、冯友兰等新式学人崛起，成为莘莘学子之偶像。然仍有人眷恋旧学，孜孜以求。革命元勋章太炎晚年退居苏州，开设国学讲习会，其兼诗、书、画、学于一身，优游于文、史、哲、医众领域，孕育出一批国学素养深厚的章门弟子。唐文治弃政从教，出掌无锡国专，秉承“正人心，救民命”之宗旨，规定“躬行、孝悌、辨义”为修身要求，仍以经、史、子、集为研习内容，诸如王遽常、吴其昌、侯堮、唐兰、毕寿颐、蒋天枢、钱仲联等国学人才皆出自该校。面对国难，为维护传统文化之一线血脉，享“民国儒宗”之誉的马一浮，亲赴大渡河畔，青衣山下，创建复性书院，立“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之学规，定“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诤”之三戒，凭道义感人，以六艺授徒，金景芳、吴林伯诸人脱颖而出，将国学之流芳古韵承继绵延。合而观之，大学处于主流，乃引介西方学术之重镇，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书院降至边缘，为赓续传统文化之阵地，雅韵犹存，弦歌不绝。大学教授与书院先生，其思想世界并不处在一个时代，二者泾渭分明，底色各异，不过其皆致力于文化建设，倒也互有补益，相映成趣。
　　内心世界前后相隔，政治理念判若霄壤，文化主张古今不同，故活在“同时”的“异代人”难免正面交锋，即使昔日同道，也只得分道扬镳，“同途异归”。之前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有“寸金铸出民权脑”、“海天龙战血玄黄”之气概的李叔同、苏曼殊二人，进入民国后备受世事纷扰之苦，遂告别革命同仁，皈依佛门，以求解脱。同为章门弟子，黄侃与钱玄同之抉择亦大相径庭，黄始终以汉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对于五四新文化甚为抵制，坚信“即今国学衰苓，奇说充塞于域内。窃谓吾侪之责，不徒抱残守缺，必须启路通津”。而钱玄同则抛却往日崇古情结，蜕变为新文化运动急先锋，呼吁“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可见黄、钱之学，一仍于乾嘉之际徘徊，一引领“五四”文化风向，已是道不相谋，渐行渐远。无独有偶，于清末立宪运动中并称“三杰”的张謇、汤寿潜与郑孝胥，在民初亦境遇各异。张顺应共和，任职于民国，汤则经过一番内心挣扎，终认同革命，出任浙江都督，而郑孝胥始终视民国为仇雠，并指责张、汤“不知廉耻为何物？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二者区别在于，张、汤希望通过参与革命活动，告别“过去”，以实际行动与成就来建构“现在”，从而再造个人存在之合法性；郑却执意于书写、称谓、历法等象征仪式，企图借此留住“过去”，经由“过去”所认可的政治价值以形塑“现在”，并为自己的处境寻求正当性理由。一方与时俱进，一方未步时趋，故“高者入九天，低者入九渊”，化为彼此对立的“异代人”，实在所难免。
　　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开篇，有一段被后世奉为经典之语：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岁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甚至当年有些大发议论的权威人士都坚持认为，无论说那一时代好也罢，坏也罢，只有用最高比较级，才能接受。
　　清末民初即是如此，有的人活在当下，认为时代美好；有的活在过去，喟叹时代丑恶。杜甫在《咏怀古迹》中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一句，意指自己同宋玉虽身处异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落之境况相同。笔者于此妄改一字，以“萧条易代却同时”来形容清末民初大时代中貌合神离、同时异代之众生相，似颇恰当。
　　是为自序。
　　（王学斌：《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