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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谷坐在我对面，茶几上的水果刀在他掌上如鱼儿般不停地跳跃。
夜深了，外面起风，呼呼地嘶叫，从阳台、门窗的缝隙不断地涌人逼人的寒气。我听不清老谷在说什么。他的声音像被一股空气猛力地鼓动挤压着，却又无法从细细的喉管里畅然而出，那碜人的沙沙声让人轻易地想起脖子冒着血沫，如没断气的鸭子。我点了下指头。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从公文包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边喘着气边抖着手写道：“那个贱货真的是贱货!”
我的心脏很响地跳了一下。悬在那儿。手也跟着停在半空中，任那弯冒着白烟的开水飞落进紫砂壶里，化成茶汤后再不断地溢出。一股醇厚且带着暖意的茶香顷刻弥漫了整个房间。
老谷抬起头。目光狠狠地撞击着我的脸，一丝似有若无的笑从他的嘴边掠过。没有任何举动比这个更让我受不了了。一时间。我的脑子里挤满了好多声音，老谷的，张雪的，孙兰香的、我女儿的……乱糟糟的。吵得我都想缴械了，好在一阵脚步声将我从迷乱中解救出来。孙兰香揉着惺忪的睡眼倚在门边，说：“老谷，我是这么想的，张雪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谷收住笔抬起头，眼里闪着那种横横的、很不服气的光芒，我们看见本子上写着“哪样”两个字，还有一长串的问号。
孙兰香望了望我，她大概是觉得这种话从一个男人的嘴里说出来更有说服力。
我没有退路，只能从老谷那里杀出一条血路。
“你得了这么重的病，张雪砸锅卖铁都要把你的命夺回来。你说她对你好不好?”我把嗓音压得很低。听上去诚挚感人。老谷用手背抹了下聚敛在眉锋上的汗水，不大情愿地点了点头。
就像受了莫大的鼓舞，我浑身血脉如被疏浚的河道畅快地流动起来。
“你病了这么久，又丢掉了工作，她说过你没有?”我乘胜追击，不能给对方留下喘息的机会。老谷不吭声。也不摇头。显然是默认了。一想到张雪所受的委屈，我的声音就不可遏制地高起来。“倒是你，成天没完没了地抱怨、猜疑、折腾。”
在我熠熠发亮的目光里。老谷一截截地萎缩下去。我扭过脸。换了种语调说：“老谷啊，你有没有替她想过，她是个人，她有需要，不仅需要别人的尊重、关爱、鼓励、承认、感激。还需要你作为丈夫却给不了她的那些。知道吗?”
老谷浑身一颤，眼睛失了神，刀子当即落地。很显然。他被一种如此浅显。甚至不能算做理由的理由冷不丁地击了一下。
我拍了拍他的手背推心置腹地说：“做人嘛，要将心比心。况且也只是怀疑，从来就没见你拿证据出来。”
不同于以往的是，这回他狠狠地点了下头，颤巍巍地去翻那个成天与他形影不离的公文包。
我和老谷相识多年。他原是做纺织品贸易的。那时候深圳国际贸易火得一塌糊涂，他到我单位来办事，次数多了，大家便成了朋友。他结婚后，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络。后来张雪给我们打电话。才知道老谷得了场大病。我还没来得及替他难过。脑子里就跳出这样的想法：张雪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果真不久，他们俩的关系就迅速恶化。老谷很羡慕我们。老当着孙兰香的面竖起两个大拇指，夸我们最登对。张雪也喜欢往我家跑，找孙兰香诉诉苦。当然，临走时也忘不了夸一夸她。什么身材更好看了，样子挺滋润的。
跟张雪比。孙兰香的身材显得过于娇小。她剪着一头让人心清气爽的短发，眉目常描得很黑，嘴巴大，爱笑，嗓门也大，只要你听她说话，就知道她是个大大咧咧的性格。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算不上一见钟情。只是觉得彼此单位都比较稳定，年龄也不小了。孙兰香是小学老师。一年有寒暑假。很适合往后照顾家庭，教育子女。我是公务员，朝九晚六，只要你不想往上爬。就没有多大的压力。当然，我们有个共同爱好。文学。一个爱写诗，一个爱看书。从初次见面我们就谈到了一块。孙兰香看书极快，这可能跟她的急性子有关，我却慢慢悠悠。目光如蜗牛般在字里行间爬行。每晚睡觉前，她总忍不住要告诉我新书里的内容，并大声嘲笑里面的情节如何弱智。我不太想听，但要堵住她的嘴并不容易，除非干点她喜欢的事儿。就我的观察，她对我是满意的，对我们的婚姻也是满意的。她一直认为我深爱着她。就像当初向她求婚时所保证的那样。每次只要在别人面前谈起我，她总会一口一个“我家赵年”。幸福得跟灌了蜜似的。有一次。她发现我没有像她那样。在钱包里放着一张三口之家的相片，大失所望，好在那股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她主动帮我裁了一张放进去。又有一次，我把她的生日忘了。看着她的泪水快要从眼眶里漫出来。我急中生智，从阳台上折了一朵月季花递到她手上，撒了颇难为情的谎，“知道不。我当初把这盆花买回家，就是为了等你生日。”不管孙兰香信不信，反正她破涕为笑。而我却惊出一身冷汗。
不知道老谷心里是否清楚。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曾经是多么的羡慕他。那时候他挣了点钱，春风得意，谈笑风生，俊朗的外表常让人想起港台那些当红的小生。有一天他告诉我恋爱了。三十好几的人了，朋友亲戚曾给他介绍过很多女孩，多数时候是他看不上别人。他急不可待地邀上我。装作路过，到医院看看他对上眼的那位白衣天使。他说她身上有股喷涌而出的青春气息让人迷醉。果然，张雪模样俊俏，眼睛出奇的大，水汪汪的，清澈透亮，皮肤又白又嫩，闪着迷人的光泽。她斜倚在三楼的回廊，嘴巴微微往上撅，好像对我说了声你好。或者别的什么，腮边泛起了粉嘟嘟的桃花红。我的心头隐隐掠过一丝说不出的难受。只想掉头就走。回到家看见蓬头垢面、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孙兰香，才明白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在纺织品贸易跌入低谷时。老谷和张雪结婚了。他们摆了酒。我没去，推说有事，其实是打不起精神来。我成天围着女儿、奶瓶、尿布转，孙兰香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经常陷入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中不能自拔，父母好不容易从老家找来的保姆。却被她一个个地赶跑。她对床事也变得冷漠起来，偶尔为之，都是十分勉强。没有比这个更让一个男人绝望的，我仿佛看见自己在茫茫无际的水泊里疲惫不堪地划水，却不知道何时才能靠岸。记不得谁说过，婚姻只是一纸合同，久而久之，大家已经想不起去享受权利。只是不得不去履行义务。那些温情脉脉的笑脸。那些嘘寒问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惨淡生活的一种掩饰，自欺欺人。欲望是个暴徒，你不得不把它们镇压下去或关到一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我有时赌气，好长时间不去碰她。我想看看她是否需要我?她有没有一个正常女人的那种欲望?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尽人意。我后来就真的不去碰她了。我没那么贱。
差不多有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不敢邀请老谷到我家来。偶尔通个电话，他不再向我诉说“啄食”艰难，而是大谈他和张雪的快乐时光，他们迷上了登山探险，还有摄影，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 老谷没有任何信仰，可是在他三十五岁时却信仰起婚姻来。而我刚好相反。恨不得从里面挣脱出来。
一觉醒来。我最急于做的事就是摆脱孙兰香的唠叨与奚落。我发现当家变成了战场之后。单位就成了最好的避难所。在办公室里。我和一位面容姣美身材丰满的女同事好上了。她比我大两岁，是有钱的商人妇。老公长年在澳洲。我常去她家。穿着她老公的睡衣，跟她一起呆到深夜。月光柔和、明澈地从落地玻璃照进来，我躲在暗影里抚摸着她，忧伤而又消沉，那短暂的欢愉根本无法满足我不安的灵魂。有时一个恍惚。我就会看见家里的情形：厅里灯光明亮。厨房烟雾笼罩，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两头奔走，时而哄着又哭又闹的孩子。时而对着一桌饭菜发呆……
我和女同事断断续续地保持了两年的关系。我们各取所需，谈不上有多火热。男女之间的事就像一道菜。多吃了几遍就容易生厌。还有。我总担心哪天东窗事发，会招来很多的麻烦。老谷的不幸正好成为我结束这段关系的理由，当然也让我在无意间萌发了与孙兰香离婚的念头。
老谷得的是鼻咽癌，做过放疗，还开了刀，虽然保住了生命，但那副惨状让我觉得苟且偷生有时比结束一条性命更加残忍。生命何等脆弱，渺小的顿悟和惊惧让我突然回心转意，我不该放纵自己，除了健康，我不该对别的要求更多。我渴望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去当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我想断，那个女同事却不肯，她威胁我说如果不给个说法，她会把整件事捅出去，来个玉石俱焚。我感到愤怒，但更多的是悲哀。我怎么会看上这种女人?
这件事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直到有一天张雪替我解围。
那天我去老谷家看望他，他瘦得像个骷髅。坐在床头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着什么。张雪告诉我。单位一直没给老谷买医保，生病后的好多医药费又不给报销。老谷告到劳动局去。没有结果。我劝老谷以身体为重。别的暂且搁在一边。他不停地嘟囔着，怨气很大。趁送我下楼的机会，张雪对我大吐苦水，这两年的起落太大了。老谷像变了个人，怪僻、暴躁，记忆力明显衰退。只要没事他就往单位跑，去要钱，还抱着被子到领导家里睡。领导只好报警。老谷又抱着被子到办公室睡，有好几次被保安抬出去。单位开了个会，就把老谷给开除了。老谷很窝火，病情又加重了，只好回到张雪的医院去继续治疗。在那里，有个男医生对他格外照顾。他就怀疑人家跟自己妻子有什么，对他“说”了些过激的话。张雪知道后除了愤慨，又能对他做什么呢?可她越是忍气吞声，他就越认为她做贼心虚，只要有点气力，便故意弄得砰砰乱响，像是谁惹了他。她要是敢说他一下，他就索性抄起东西就往地上砸……有时候她走得太热，回家马上冲个凉，他偏要“说”她在消灭罪证。他经常像条猎犬在她身上嗅来嗅去。明知他嗅不出什么。她还是此气难平，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你不知道。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有多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我安慰张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惋惜地说：“多好的日子啊，你们怎么不珍惜。兰香都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
见我不吱声，她又说：“想想当初，在那么多人中你能相中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觉得你是爱她的，她也是爱你的。”
“爱不爱现在早就记不得了。”我满面羞惭地说。我甚至连第一次和孙兰香在哪个地方见面都忘了。
“你不会是有了别人吧?”张雪冷不丁地问。
我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就将和那个女同事的纠葛全盘托出。她没有显出过分的惊讶。只是对我的信任感到有些不解。她给我出了个主意。没想到还真是立竿见影。我对那个女同事说：“最近我和老婆在闹离婚，离了马上就娶你。”她怔怔地看了我老半天。嘴里的茶水好不容易咕噜地咽下去，红着脸说：“对不起，我很快就要辞职出国了。”
为了感谢张雪。我在她医院附近的一个西餐厅请她吃午饭。她点了海鲜杂烩饭，外加一杯冻咖啡。我点了黑椒牛扒套餐。我们就像被两个家庭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怪兽，同病相怜地坐在一起，幻想着用友情来熨平皱巴巴的心灵，搏动死水般的生活。我掏出烟，她也要了一根。我们边吃边聊。像两只笔胆一滴一滴地往外挤出苦涩的墨汁。从张雪那里我了解到，老谷最近的病情已趋于稳定，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多活几年，甚至十几年。现在，他要做的事就是遵医嘱。每天服药，定期检查，不干重活，保持心情愉快。虽然，他总盼望着妻子的手去抚摸他的血肉之躯，可事实上他在床上已经无所作为了。
张雪要去上班。我还意犹未尽，就邀她晚上一起去喝酒。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下班前我给孙兰香挂了个电话，说单位有活动，可能会晚点回去。在她的印象中，我好久没这么礼貌了，虽感突然，但更多的是委屈。声音变得堵堵的。她叫我放心地玩。注意安全。
那天我把张雪带到“海上世界”的那艘游轮上，时已深秋，一轮浑圆、橘黄的月亮很大地挂在湛蓝的天空。风里夹着神清气爽的凉意。我靠着船舷，望着远处渔火点点的浅海。想着自己好像好久没有这么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酒了。张雪似乎也将诸多烦恼抛之脑后，放松起来。她说话的眼神、喝酒的嘴型、夹烟的姿势在我眼里都变得赏心悦目。有一刹那。我思绪像朵云，飘回到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下午：她站在医院回廊，一身洁白，长发挽起露着顾长的脖颈。精致的耳朵被光线照得鲜红剔透，耳钉闪闪发亮。
那个夜晚我肯定喝高了，这后来成为我替自己开脱的理由。我把张雪带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她的脸红红的。没有拒绝。我慌里慌张把她让进房间，又带上床去，一切像在做梦。在昏暗中，张雪赤身裸体，像披上月光一样白得令人晕眩。她眼光灼灼地望着我，嘴角似乎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我不知道她在嘲弄我，还是嘲弄命运。我跪在她身边，硬着头皮说：“张雪，如果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她抓住我手，把它放在她坦开来的胸脯上。
“来吧，赵年，来吧——”她的声音听上去平静而又空洞。
我一直想跟孙兰香说：“咱们还是离了吧?”
只要听到“还是”两字。你就会明白我是个有良心、负责任的男人。我是多么的佩服孙兰香当初的眼光，而又多么地鄙视自己，茫茫人海，竟找了一个想跟她离婚的妻子。每次我准备开口，孙兰香那受伤的样子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她乱发披垂，声音歇斯底里：“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双方父母，难道我付出的还不够多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的确，在这方面，我说不出她的一句不好来。
当然，更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女儿。她才六岁，就要经受家庭的分裂与重构。不久之后有个与她毫无血缘关系、完全陌生的男人代替了我，变成了她的爸爸，带着她去上学、弹钢琴或者吃“肯德基”，那是个多么滑稽可笑的场面。而我。她的亲生父亲，只能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打量着她，与她保持距离。偶尔的相聚也 是短暂的，像是得了别人的施舍。说不上几句话，她又会被她的母亲领走。我知道孙兰香不会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但我不能保证她的外公外婆、还有其他亲友不会把他们的看法强加给她，把一个坏爸爸的形象塞进她稚嫩的脑子里。
孙兰香对我的想法毫不知情，除了教书育人，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她把我对她的冷淡归咎于身材的变化。她迷上了瑜伽，天天放着光盘苦练。还时不时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我要她小声点。以免让周遭的同事误会。她说这是“开口大笑”练习，它可以让人抛开烦恼，达到身心平和。有时候她会让我摸摸。屁股是不是结实了，腰肢是不是变细了。她已经很瘦了。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在嫌自己太胖。都在努力把“太胖”变成自己必须日减的一种借口。
我和张雪好上了。但我不得不去面对老谷。就像她不得不去面对孙兰香一样。失去工作后，老谷跟单位打起官司，最终获得了一点赔偿。这次小小的胜利并没能让快乐持续多久，他郁闷地发现自己又少了个去处，圈子变得更小。为了对抗那些怜悯的目光，他成天装模作样夹着个公文包，做出一副来去匆匆的样子。他来单位找我，在电梯上，熟人没能马上认出他来，更不要说会去跟他那鸡爪似的手握一下。他像受了多大的打击，双手抱住脑袋，愠怒地踯躅在走廊上。从喉咙里不断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把别人吓得远远地躲开。
在与老谷的“言谈”中。我知道他对张雪一直很不放心，他一口咬定她外边有人。我劝他看开点。可是他做不到，他还弄不明白自己与过去是两回事。他仍然要求夫妻必须忠于彼此，即便是不忠于自己的身体。只要吃得消，他就会去跟踪张雪。于是医院的楼梯口、大街的拐角处，或者住宅区的大门口，到处晃动着那个鬼鬼祟祟、弱不禁风的身影。
老谷终于还是抓到了张雪的把柄。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抖抖索索地拎出一团脏乎乎的东西。我内心有种奇怪的、令人不安的平静，就像台风将至的那一瞬间。它被轻轻地抖开来，是一只暗绿条纹的男士羊毛袜。
我几乎停止了呼吸!
“袜子能证明什么?”孙兰香急汹汹地问，那口气就像被人栽赃。我定了定神，顺着她的话说：“就算张雪外边有人，你又能怎样?”老谷一脸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
老谷走后，我一直无法入眠，待孙兰香发出微微的鼾声。我偷偷地起床，跑去打开洗衣机，才发现这几天堆积的衣服已经洗了。我又跑到阳台，把所有的袜子收回来，躲在漱洗间仔细辨认，奇怪，那只穿错的袜子呢?
春节快到了，我带着妻儿回老家与父母团聚，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孙兰香跟我算账。不过还好。她心情平静有说有笑，一切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除夕之夜，我们一家三口站在长风浩荡的河堤上放烟花。噗噗噗，一道道银光朝高处抛出优美的弧线，轰然炸开。夺目的彩光瞬间照亮了夜空。女儿兴奋得小脸通红，孙兰香比孩子还要激动，抓着我的手又跳又叫的。我紧紧地搂着她。感觉却像自己捡回了一条命，重新投入亲人的怀抱。
回到深圳后，我试图跟张雪联系。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从老谷那里，我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有种要命的伤感从我的心底直冲眼窝，泪水差点就掉下来。
“你拿那只袜子给她做什么?现在好了，一切都没了。”我躲过那张瘦削惨白的脸，还有那双灰淡淡的什么也没有的眼睛，咬着牙问。他俯下身去，沙沙沙，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浮出一行字：“我没有，倒是她收到跟别人换错的那一只。”
作者简介：厚圃，原名陈宇，居深圳。著有长篇小说两部及中短篇小说多部，有作品被转载或入选文学选本。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我和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长篇小说铜奖等多个奖项。
夜深了，外面起风，呼呼地嘶叫，从阳台、门窗的缝隙不断地涌人逼人的寒气。我听不清老谷在说什么。他的声音像被一股空气猛力地鼓动挤压着，却又无法从细细的喉管里畅然而出，那碜人的沙沙声让人轻易地想起脖子冒着血沫，如没断气的鸭子。我点了下指头。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从公文包里掏出个皱巴巴的本子，边喘着气边抖着手写道：“那个贱货真的是贱货!”
我的心脏很响地跳了一下。悬在那儿。手也跟着停在半空中，任那弯冒着白烟的开水飞落进紫砂壶里，化成茶汤后再不断地溢出。一股醇厚且带着暖意的茶香顷刻弥漫了整个房间。
老谷抬起头。目光狠狠地撞击着我的脸，一丝似有若无的笑从他的嘴边掠过。没有任何举动比这个更让我受不了了。一时间。我的脑子里挤满了好多声音，老谷的，张雪的，孙兰香的、我女儿的……乱糟糟的。吵得我都想缴械了，好在一阵脚步声将我从迷乱中解救出来。孙兰香揉着惺忪的睡眼倚在门边，说：“老谷，我是这么想的，张雪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谷收住笔抬起头，眼里闪着那种横横的、很不服气的光芒，我们看见本子上写着“哪样”两个字，还有一长串的问号。
孙兰香望了望我，她大概是觉得这种话从一个男人的嘴里说出来更有说服力。
我没有退路，只能从老谷那里杀出一条血路。
“你得了这么重的病，张雪砸锅卖铁都要把你的命夺回来。你说她对你好不好?”我把嗓音压得很低。听上去诚挚感人。老谷用手背抹了下聚敛在眉锋上的汗水，不大情愿地点了点头。
就像受了莫大的鼓舞，我浑身血脉如被疏浚的河道畅快地流动起来。
“你病了这么久，又丢掉了工作，她说过你没有?”我乘胜追击，不能给对方留下喘息的机会。老谷不吭声。也不摇头。显然是默认了。一想到张雪所受的委屈，我的声音就不可遏制地高起来。“倒是你，成天没完没了地抱怨、猜疑、折腾。”
在我熠熠发亮的目光里。老谷一截截地萎缩下去。我扭过脸。换了种语调说：“老谷啊，你有没有替她想过，她是个人，她有需要，不仅需要别人的尊重、关爱、鼓励、承认、感激。还需要你作为丈夫却给不了她的那些。知道吗?”
老谷浑身一颤，眼睛失了神，刀子当即落地。很显然。他被一种如此浅显。甚至不能算做理由的理由冷不丁地击了一下。
我拍了拍他的手背推心置腹地说：“做人嘛，要将心比心。况且也只是怀疑，从来就没见你拿证据出来。”
不同于以往的是，这回他狠狠地点了下头，颤巍巍地去翻那个成天与他形影不离的公文包。
我和老谷相识多年。他原是做纺织品贸易的。那时候深圳国际贸易火得一塌糊涂，他到我单位来办事，次数多了，大家便成了朋友。他结婚后，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络。后来张雪给我们打电话。才知道老谷得了场大病。我还没来得及替他难过。脑子里就跳出这样的想法：张雪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果真不久，他们俩的关系就迅速恶化。老谷很羡慕我们。老当着孙兰香的面竖起两个大拇指，夸我们最登对。张雪也喜欢往我家跑，找孙兰香诉诉苦。当然，临走时也忘不了夸一夸她。什么身材更好看了，样子挺滋润的。
跟张雪比。孙兰香的身材显得过于娇小。她剪着一头让人心清气爽的短发，眉目常描得很黑，嘴巴大，爱笑，嗓门也大，只要你听她说话，就知道她是个大大咧咧的性格。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算不上一见钟情。只是觉得彼此单位都比较稳定，年龄也不小了。孙兰香是小学老师。一年有寒暑假。很适合往后照顾家庭，教育子女。我是公务员，朝九晚六，只要你不想往上爬。就没有多大的压力。当然，我们有个共同爱好。文学。一个爱写诗，一个爱看书。从初次见面我们就谈到了一块。孙兰香看书极快，这可能跟她的急性子有关，我却慢慢悠悠。目光如蜗牛般在字里行间爬行。每晚睡觉前，她总忍不住要告诉我新书里的内容，并大声嘲笑里面的情节如何弱智。我不太想听，但要堵住她的嘴并不容易，除非干点她喜欢的事儿。就我的观察，她对我是满意的，对我们的婚姻也是满意的。她一直认为我深爱着她。就像当初向她求婚时所保证的那样。每次只要在别人面前谈起我，她总会一口一个“我家赵年”。幸福得跟灌了蜜似的。有一次。她发现我没有像她那样。在钱包里放着一张三口之家的相片，大失所望，好在那股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她主动帮我裁了一张放进去。又有一次，我把她的生日忘了。看着她的泪水快要从眼眶里漫出来。我急中生智，从阳台上折了一朵月季花递到她手上，撒了颇难为情的谎，“知道不。我当初把这盆花买回家，就是为了等你生日。”不管孙兰香信不信，反正她破涕为笑。而我却惊出一身冷汗。
不知道老谷心里是否清楚。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曾经是多么的羡慕他。那时候他挣了点钱，春风得意，谈笑风生，俊朗的外表常让人想起港台那些当红的小生。有一天他告诉我恋爱了。三十好几的人了，朋友亲戚曾给他介绍过很多女孩，多数时候是他看不上别人。他急不可待地邀上我。装作路过，到医院看看他对上眼的那位白衣天使。他说她身上有股喷涌而出的青春气息让人迷醉。果然，张雪模样俊俏，眼睛出奇的大，水汪汪的，清澈透亮，皮肤又白又嫩，闪着迷人的光泽。她斜倚在三楼的回廊，嘴巴微微往上撅，好像对我说了声你好。或者别的什么，腮边泛起了粉嘟嘟的桃花红。我的心头隐隐掠过一丝说不出的难受。只想掉头就走。回到家看见蓬头垢面、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孙兰香，才明白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在纺织品贸易跌入低谷时。老谷和张雪结婚了。他们摆了酒。我没去，推说有事，其实是打不起精神来。我成天围着女儿、奶瓶、尿布转，孙兰香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经常陷入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中不能自拔，父母好不容易从老家找来的保姆。却被她一个个地赶跑。她对床事也变得冷漠起来，偶尔为之，都是十分勉强。没有比这个更让一个男人绝望的，我仿佛看见自己在茫茫无际的水泊里疲惫不堪地划水，却不知道何时才能靠岸。记不得谁说过，婚姻只是一纸合同，久而久之，大家已经想不起去享受权利。只是不得不去履行义务。那些温情脉脉的笑脸。那些嘘寒问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惨淡生活的一种掩饰，自欺欺人。欲望是个暴徒，你不得不把它们镇压下去或关到一个你认为安全的地方。我有时赌气，好长时间不去碰她。我想看看她是否需要我?她有没有一个正常女人的那种欲望?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尽人意。我后来就真的不去碰她了。我没那么贱。
差不多有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不敢邀请老谷到我家来。偶尔通个电话，他不再向我诉说“啄食”艰难，而是大谈他和张雪的快乐时光，他们迷上了登山探险，还有摄影，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 老谷没有任何信仰，可是在他三十五岁时却信仰起婚姻来。而我刚好相反。恨不得从里面挣脱出来。
一觉醒来。我最急于做的事就是摆脱孙兰香的唠叨与奚落。我发现当家变成了战场之后。单位就成了最好的避难所。在办公室里。我和一位面容姣美身材丰满的女同事好上了。她比我大两岁，是有钱的商人妇。老公长年在澳洲。我常去她家。穿着她老公的睡衣，跟她一起呆到深夜。月光柔和、明澈地从落地玻璃照进来，我躲在暗影里抚摸着她，忧伤而又消沉，那短暂的欢愉根本无法满足我不安的灵魂。有时一个恍惚。我就会看见家里的情形：厅里灯光明亮。厨房烟雾笼罩，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两头奔走，时而哄着又哭又闹的孩子。时而对着一桌饭菜发呆……
我和女同事断断续续地保持了两年的关系。我们各取所需，谈不上有多火热。男女之间的事就像一道菜。多吃了几遍就容易生厌。还有。我总担心哪天东窗事发，会招来很多的麻烦。老谷的不幸正好成为我结束这段关系的理由，当然也让我在无意间萌发了与孙兰香离婚的念头。
老谷得的是鼻咽癌，做过放疗，还开了刀，虽然保住了生命，但那副惨状让我觉得苟且偷生有时比结束一条性命更加残忍。生命何等脆弱，渺小的顿悟和惊惧让我突然回心转意，我不该放纵自己，除了健康，我不该对别的要求更多。我渴望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去当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我想断，那个女同事却不肯，她威胁我说如果不给个说法，她会把整件事捅出去，来个玉石俱焚。我感到愤怒，但更多的是悲哀。我怎么会看上这种女人?
这件事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直到有一天张雪替我解围。
那天我去老谷家看望他，他瘦得像个骷髅。坐在床头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着什么。张雪告诉我。单位一直没给老谷买医保，生病后的好多医药费又不给报销。老谷告到劳动局去。没有结果。我劝老谷以身体为重。别的暂且搁在一边。他不停地嘟囔着，怨气很大。趁送我下楼的机会，张雪对我大吐苦水，这两年的起落太大了。老谷像变了个人，怪僻、暴躁，记忆力明显衰退。只要没事他就往单位跑，去要钱，还抱着被子到领导家里睡。领导只好报警。老谷又抱着被子到办公室睡，有好几次被保安抬出去。单位开了个会，就把老谷给开除了。老谷很窝火，病情又加重了，只好回到张雪的医院去继续治疗。在那里，有个男医生对他格外照顾。他就怀疑人家跟自己妻子有什么，对他“说”了些过激的话。张雪知道后除了愤慨，又能对他做什么呢?可她越是忍气吞声，他就越认为她做贼心虚，只要有点气力，便故意弄得砰砰乱响，像是谁惹了他。她要是敢说他一下，他就索性抄起东西就往地上砸……有时候她走得太热，回家马上冲个凉，他偏要“说”她在消灭罪证。他经常像条猎犬在她身上嗅来嗅去。明知他嗅不出什么。她还是此气难平，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你不知道。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有多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
我安慰张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惋惜地说：“多好的日子啊，你们怎么不珍惜。兰香都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
见我不吱声，她又说：“想想当初，在那么多人中你能相中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觉得你是爱她的，她也是爱你的。”
“爱不爱现在早就记不得了。”我满面羞惭地说。我甚至连第一次和孙兰香在哪个地方见面都忘了。
“你不会是有了别人吧?”张雪冷不丁地问。
我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就将和那个女同事的纠葛全盘托出。她没有显出过分的惊讶。只是对我的信任感到有些不解。她给我出了个主意。没想到还真是立竿见影。我对那个女同事说：“最近我和老婆在闹离婚，离了马上就娶你。”她怔怔地看了我老半天。嘴里的茶水好不容易咕噜地咽下去，红着脸说：“对不起，我很快就要辞职出国了。”
为了感谢张雪。我在她医院附近的一个西餐厅请她吃午饭。她点了海鲜杂烩饭，外加一杯冻咖啡。我点了黑椒牛扒套餐。我们就像被两个家庭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怪兽，同病相怜地坐在一起，幻想着用友情来熨平皱巴巴的心灵，搏动死水般的生活。我掏出烟，她也要了一根。我们边吃边聊。像两只笔胆一滴一滴地往外挤出苦涩的墨汁。从张雪那里我了解到，老谷最近的病情已趋于稳定，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多活几年，甚至十几年。现在，他要做的事就是遵医嘱。每天服药，定期检查，不干重活，保持心情愉快。虽然，他总盼望着妻子的手去抚摸他的血肉之躯，可事实上他在床上已经无所作为了。
张雪要去上班。我还意犹未尽，就邀她晚上一起去喝酒。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下班前我给孙兰香挂了个电话，说单位有活动，可能会晚点回去。在她的印象中，我好久没这么礼貌了，虽感突然，但更多的是委屈。声音变得堵堵的。她叫我放心地玩。注意安全。
那天我把张雪带到“海上世界”的那艘游轮上，时已深秋，一轮浑圆、橘黄的月亮很大地挂在湛蓝的天空。风里夹着神清气爽的凉意。我靠着船舷，望着远处渔火点点的浅海。想着自己好像好久没有这么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酒了。张雪似乎也将诸多烦恼抛之脑后，放松起来。她说话的眼神、喝酒的嘴型、夹烟的姿势在我眼里都变得赏心悦目。有一刹那。我思绪像朵云，飘回到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下午：她站在医院回廊，一身洁白，长发挽起露着顾长的脖颈。精致的耳朵被光线照得鲜红剔透，耳钉闪闪发亮。
那个夜晚我肯定喝高了，这后来成为我替自己开脱的理由。我把张雪带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她的脸红红的。没有拒绝。我慌里慌张把她让进房间，又带上床去，一切像在做梦。在昏暗中，张雪赤身裸体，像披上月光一样白得令人晕眩。她眼光灼灼地望着我，嘴角似乎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我不知道她在嘲弄我，还是嘲弄命运。我跪在她身边，硬着头皮说：“张雪，如果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她抓住我手，把它放在她坦开来的胸脯上。
“来吧，赵年，来吧——”她的声音听上去平静而又空洞。
我一直想跟孙兰香说：“咱们还是离了吧?”
只要听到“还是”两字。你就会明白我是个有良心、负责任的男人。我是多么的佩服孙兰香当初的眼光，而又多么地鄙视自己，茫茫人海，竟找了一个想跟她离婚的妻子。每次我准备开口，孙兰香那受伤的样子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她乱发披垂，声音歇斯底里：“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了双方父母，难道我付出的还不够多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的确，在这方面，我说不出她的一句不好来。
当然，更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女儿。她才六岁，就要经受家庭的分裂与重构。不久之后有个与她毫无血缘关系、完全陌生的男人代替了我，变成了她的爸爸，带着她去上学、弹钢琴或者吃“肯德基”，那是个多么滑稽可笑的场面。而我。她的亲生父亲，只能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打量着她，与她保持距离。偶尔的相聚也 是短暂的，像是得了别人的施舍。说不上几句话，她又会被她的母亲领走。我知道孙兰香不会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但我不能保证她的外公外婆、还有其他亲友不会把他们的看法强加给她，把一个坏爸爸的形象塞进她稚嫩的脑子里。
孙兰香对我的想法毫不知情，除了教书育人，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她把我对她的冷淡归咎于身材的变化。她迷上了瑜伽，天天放着光盘苦练。还时不时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我要她小声点。以免让周遭的同事误会。她说这是“开口大笑”练习，它可以让人抛开烦恼，达到身心平和。有时候她会让我摸摸。屁股是不是结实了，腰肢是不是变细了。她已经很瘦了。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在嫌自己太胖。都在努力把“太胖”变成自己必须日减的一种借口。
我和张雪好上了。但我不得不去面对老谷。就像她不得不去面对孙兰香一样。失去工作后，老谷跟单位打起官司，最终获得了一点赔偿。这次小小的胜利并没能让快乐持续多久，他郁闷地发现自己又少了个去处，圈子变得更小。为了对抗那些怜悯的目光，他成天装模作样夹着个公文包，做出一副来去匆匆的样子。他来单位找我，在电梯上，熟人没能马上认出他来，更不要说会去跟他那鸡爪似的手握一下。他像受了多大的打击，双手抱住脑袋，愠怒地踯躅在走廊上。从喉咙里不断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把别人吓得远远地躲开。
在与老谷的“言谈”中。我知道他对张雪一直很不放心，他一口咬定她外边有人。我劝他看开点。可是他做不到，他还弄不明白自己与过去是两回事。他仍然要求夫妻必须忠于彼此，即便是不忠于自己的身体。只要吃得消，他就会去跟踪张雪。于是医院的楼梯口、大街的拐角处，或者住宅区的大门口，到处晃动着那个鬼鬼祟祟、弱不禁风的身影。
老谷终于还是抓到了张雪的把柄。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抖抖索索地拎出一团脏乎乎的东西。我内心有种奇怪的、令人不安的平静，就像台风将至的那一瞬间。它被轻轻地抖开来，是一只暗绿条纹的男士羊毛袜。
我几乎停止了呼吸!
“袜子能证明什么?”孙兰香急汹汹地问，那口气就像被人栽赃。我定了定神，顺着她的话说：“就算张雪外边有人，你又能怎样?”老谷一脸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
老谷走后，我一直无法入眠，待孙兰香发出微微的鼾声。我偷偷地起床，跑去打开洗衣机，才发现这几天堆积的衣服已经洗了。我又跑到阳台，把所有的袜子收回来，躲在漱洗间仔细辨认，奇怪，那只穿错的袜子呢?
春节快到了，我带着妻儿回老家与父母团聚，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孙兰香跟我算账。不过还好。她心情平静有说有笑，一切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除夕之夜，我们一家三口站在长风浩荡的河堤上放烟花。噗噗噗，一道道银光朝高处抛出优美的弧线，轰然炸开。夺目的彩光瞬间照亮了夜空。女儿兴奋得小脸通红，孙兰香比孩子还要激动，抓着我的手又跳又叫的。我紧紧地搂着她。感觉却像自己捡回了一条命，重新投入亲人的怀抱。
回到深圳后，我试图跟张雪联系。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从老谷那里，我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有种要命的伤感从我的心底直冲眼窝，泪水差点就掉下来。
“你拿那只袜子给她做什么?现在好了，一切都没了。”我躲过那张瘦削惨白的脸，还有那双灰淡淡的什么也没有的眼睛，咬着牙问。他俯下身去，沙沙沙，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浮出一行字：“我没有，倒是她收到跟别人换错的那一只。”
作者简介：厚圃，原名陈宇，居深圳。著有长篇小说两部及中短篇小说多部，有作品被转载或入选文学选本。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我和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长篇小说铜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