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疫情的长期化，不仅给各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更在全球范围内激发起一场共时性的“心理海啸”。世界卫生组织（WHO）2020年便发出警告，认为人们忽视了与疫情共发的“隐性”心理健康问题，而全球共有近10亿人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新冠疫情在日本已先后掀起四次扩散高潮。2021年5月8日，日本政府宣布将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延长至5月底;5月底又宣布再次延长到6月20日。疫情变化下，日本民众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整个社会在苦乐交织的变奏中，对生命的意义进行着新思考。

疫情趋势难料，加剧国民心理不安

　　2020年底，日本厚生劳动省曾公布《新冠疫情下国民心理健康相关调查结果概要》。报告指出，超半数受访者都经历了难以平静的不安感。历史上每次大疫大灾都曾诱发过国民社会心理起伏变化，而国民负面情绪的社会性累积与放大有时可以引发社会动荡。
　　调查显示，日本国民的不安首先源自对未知病毒的恐慌。这种心理是人之常情，但与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情结以及内向隐忍的民族性格发生碰撞后，便产生了独特的情感走向。他们将以往的日常社会交往中既需要与他者建立联系、又不愿为其增添麻烦的情感模式投射到疫情上，不仅担心自己被感染，还忧虑自身成为他人感染的源头。若不幸成为病患，国民更对医疗系统的应急救援效率表示担忧。自己是否能被及时救治，是否会受到社会歧视，长久隔离治理是否会破坏家庭和睦，是否会痛失亲朋好友，等等，都成为他们忧心的问题。如何在一系列不可控的“麻烦”纠缠中，处理个人、家族、集团这些社会圈层关系，令日本人纤细、敏感的内心万般纠结，一部分人甚至因此患上了恐惧症和妄想症。
　　此外，日本大众心理变化还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社会性，疫情防控的需要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依托5G、人工智能、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新兴技术而产生的新工作方式及新生活方式改革，侵蚀了日本大众固有的心理舒适圈。瞬息之间，周围熟悉的现实场景都被深度融合到虚拟的“线上”世界之中。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会议、在线聚会、在线相亲、甚至还出现了在线世界旅行等新鲜事物。旧有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运行方式正在走向崩溃，民众在调适过程中，出现了压力增大、焦躁不安等不良心理反应。2020年，日本配偶家暴、虐待儿童和老人的暴力事件与前年同比增加约1.5倍。疫情最严重时期的5～8月间，政府设立的反暴力求助机构处理了30000多件报警案件。
　　线上的工作方式，还令一些上班族难以平衡公私时间，产生了被称为“劳动方式改革副作用”的精神疾患。目前，日本约有1200万男性劳动者患有此种隐性更年期障碍症，与此同时，厚生省还关注到“新冠抑郁症”的严重性。据日本学者估算，约有一半以上的国民在疫情长期化走势中罹患抑郁，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疏解，人的内心便会出现强烈的绝望感。2020年，日本自杀者人数为20177人，为11年来首次增长。其中又以10～30岁的青少年和女性为最多。未来梦想的幻灭，谋生技能的丧失，以及社会融入感的匮乏是造成他们选择以死亡的方式对抗现状的重要原因。

政府防疫不力降低国民信任感

　　相比疫情引起的身心健康焦虑，社交方式恐惧感等消极心态的滋长、在疫情的波折反复中对政府萌生的不信任感，更具危机性。5月10日民调显示，菅义伟支持率跌至其上任以来的最低值35%。其中，参与民调的民众中，61.4%的人对菅首相的防疫对策深感不满。与疫情影响深切相关的经济复苏、举办奥运等重大事件，也都引起了国民心理的较大震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对政府防疫能力的质疑由来已久。去年疫情初发时，安倍首相便承诺，为消除国民不安，以发放口罩的方式凝聚社会共同抗疫。政府这一杯水车薪的举措，令国民大跌眼睛，“安倍口罩”成为讽刺政府抗疫不力的年度流行语。直到安倍称病卸任，不仅有效的防疫机制未能建立起来，且有提振日本经济意味的“去旅行”（Go To Travel）政策，也因放松了人員流动管制，反而为疫情推波助澜。有研究报告称，“去旅行”政策执行期间，以东京都和首都圈为核心出现了变异的“东京型”新冠毒株。
　　菅义伟内阁上台后，日本疫情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把控。没有采取有效的入境管控措施，招致印度变异病毒入侵。另一方面，日本从今年2月才开始国内疫苗接种，目前一针疫苗接种率仅为2.9%。这在经合组织（OECD）的37个成员中排名垫底，与英美等接种率超过60%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在社会救济上，日本政府也仅仅采取了短期发放补助金的方式，接济贫困阶层。截至2021年3月，日本完全失业率已达2.6%，失业人口总数为188万人，与前年同月相比增加12万人。这种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就业、消除困顿的措施，于挽回政府信誉毫无助益，还引来部分民众的更加不满。在经济复兴方面，日本企业家也不再听信政府的承诺。2020年底，日本政府曾发表预测数字，认为2021财政年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有望增长4%，但目前为止，超七成以上日本大企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走向并不乐观，认为日本经济将长期停滞，复苏艰难。
　　复杂的矛盾丛生令民众反对奥运的声浪日渐高涨。日媒调查显示，超过60%受访者认为奥运将成为病毒的“超级传播”场，应予以终止。5月9日，东京都的国立竞技场周边，发生了约有100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他们挂出了“奥运杀死穷人”“比起奥运更要保护生命的”横幅来申明主张。5月13日，日本约有40个城镇因担心医疗资源不足而直接取消了接待国际运动员的计划，他们希望将有限的生命救治机会留给日本公民。日本医生行业协会也向厚生省正式提出，从医学角度而言，日本已无力确保举办一场可被国际社会和国民认可的“安全、安心”的赛事。6月初，东京奥组委官员透露，约10000名原计划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服务的志愿者因担心感染新冠病毒而退出，占到志愿者总数的八分之一。

多维度的国民社会价值观重塑

　　疫情常态化正在全方位地考验社会韧性。与压力和苦痛相伴，日本国民的生活价值观出现了多重转变以适应社会环境的骤变。
　　这首先体现在“健康观”的重塑，日本政府在以“新生活样式”重建人们的卫生防疫习惯、抑制病毒传播的同时，这一制度的规训过程也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刻下了特定的健康认同。大部分日本国民接纳了防止“三密”（密集、密接、密闭）的新社会距离。外出佩戴口罩、洗手消毒等防疫观念已然确立。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传染病的大行其道，日本民众对疾病的思考也从最初的身体受害转为对内心状态的关注。很多国民逐渐摒弃单纯的物质索取，开始关切心灵的健康。而只有当个体心灵的维度更加丰富，社会才能汲取更多的生命力量，抵御疫病的社会性扩张。在这样的状态下，“健康”才有可能回歸自然的状态，与世卫组织（WHO）定义下的“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日趋契合。

　　与此相关，与疫情共生的“新常态”让日本人的消费观更加务实。宏观数据显示，当疫情向好时，欧美以及中国都曾出现报复性消费反弹。但目前为止，日本消费未现反弹迹象，总体上未能恢复到疫前水平。从微观看来，日本民众中以“绿色、适度、文明、健康”为内核的可持续消费观念正日渐形成。不仅如此，有“互联网世代”之称的“Z世代”（1995～2009年出生的人）已成长为疫情中的消费主力。这些青年人与拥有集团氛围感的父辈不同，他们的社会归属感不强，也能较快适应网上购物的新模式。在购物选择上，他们更加注重“质”而非“量”，喜欢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买单。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旷日持久的后疫情时代，日本社会的“治愈文化”彰显了非凡的价值力量。日本的治愈文化源于二战后的“原罪”意识，始盛于世纪之交。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自我迷失感的加剧让人们注重寻求内心的平静。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国民心理发生了重要转变，更加渴望在一个阶层固化严重、无望变革的社会中找到救赎的希望。而今，日本泛属“治愈系”文化范畴的事物不胜枚举。温泉旅馆、文学、各类美食、猫咖啡店、明星、玩具等，凡可让人感觉慰籍的事物，都被贴上了“治愈”的标签。“治愈系”还迅速集成了经济的规模效应，电影、电视、动漫、美妆等产业成为大规模输出治愈价值观的庞大载体。去年以来，韩剧《爱的迫降》的高收视率、任天堂游戏《动物之森》的热卖、动画版《鬼灭之刃》的高票房、单人帐篷野外旅行的流行等，都是国民在灾难中治愈自我的见证。
　　当前的日本，是一个疫情管控并不成功的国家，疫情反复已使社会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但联合国2021年3月公布的《全球幸福报告》却让人看到，日本幸福度排名为第56位，相比上一年反而上升了六位。疫病横行中，大众心态会自然呈现愤懑不满、焦躁难安。但如果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内心衡量社会价值的尺度，学会珍惜“失序”生活中的小确幸，那么生命又是否会因苦难而变得从容与自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