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难解的全局性问题一样，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有维持现状、小步改良和推倒重来3种意见。大多数人口经济学家持最后一种立场，尽管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淡化这一立场的激进色彩——比如设置一个时间不长的政策过渡期，但最终目标仍然是全面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方案。
　　在宣布放开“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限制之后，卫计委强调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贡献，以及在当前形势下坚持计划生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并不出人意料，但说服力却很有限。在中国社会，4个因素显著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计划生育这种曾被看作是必要和正确的社会政策，逐渐遭到政治、法律和伦理上的责难。
　　第一个因素是人们认识到，不可能有温和的生育管制政策。政策的调门越高，执行的标准越严格，针对妇女、胎儿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体伤害就越是严重。和维稳考核体系一样，生育管制是衡量官员施政的硬指标，中止妊娠和绝育手术因此屡见不鲜。贩卖婴儿屡禁不绝，在很大程度上也和生育管制有关。有些交不起超生罚款的家庭愿意出售婴儿，希望有更多孩子但受困于生育管制的家庭成为潜在的买家。在“邵氏孤儿”这样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剥夺父母的抚养权，福利院伪造被遗弃儿童或孤儿的身份，把孩子交给海外家庭收养，从中获利。
　　计划生育的手段超出了法律边界，但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完成法律规定的政策目标——这种悖反说明，不可能通过调整法律来适应层出不穷的暴力，最后人们只能怀疑，计划生育的目标到底能不能为现行法律体系所包容。
　　实施高强度计生政策的前提是限制人口流动，这个前提如今不复存在。20年前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已经发现了如下现象：人口流动能有效地削弱计生政策的效力。尽管10年前还有内地的乡村干部被派往东部沿海城市，监管本地外出务工人员不要违反计划生育，但这种缘木求鱼的愚蠢做法只是昙花一现。对计划生育进行异地监管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如此之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级政府能够承受的限度。
　　与人口流动的效应类似，官员的牟利行为进一步导致政策松弛。管制毫无意外地产生了腐败，为获得生育指标而造假屡见不鲜。管制使行贿泛滥，通过向官员行贿，可以获得政策之外的许可，或是缴纳比规定数额少的罚款。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使罚款的震慑力急剧下降。越來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在生育问题上他们有了更多选择。生育管制的权力性质，从事前审批变成了事后罚款。换句话说，一个人合法生育后代的机会，取决于他支付罚款的能力——至此，生育权利变成了特许经营，管制变成了歧视。这扭曲了政策的出发点，动摇了人口管制政策的意识形态根基。
　　最后，对流动和罚款都很敏感的城市中产阶层，在生育上受到的限制最严。他们中很多人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一代人如今面临的养老危机。生育管制改变了这代人在人口结构中的位置，当他们老去的时候，养老危机将更加深重。
　　生育管制政策形成之初，特定的权威使得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创造现代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图景，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甘愿接受管制。但在那之后不久，经济学重新解释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中国却没有跟上这个重大的转变。在社会观念层面，“生育管制是必要的”这种看法已经被抛弃。但政策调整却迟迟没能启动。时间流逝，良机难再，结构失衡、老龄化和生育率低下的状况积重难返。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城市中产阶层怀有的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本不应该延续3代人之久。展望未来，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才刚刚开始。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