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全球CEO罗睿兰（Ginni Rometty）曾说，数字革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硅谷公司所统领，它们开创新的市场，淘汰了老旧行业中坐以待毙的“弱者”。2014年以来美国股市获得的市值增长中，科技公司就占了42%。商业领域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被亚马逊（Amazoned）”，指的是亚马逊仅靠宣布其将进入某个新的领域，就能令其潜在竞争对手的市值蒸发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
　　而后到第二阶段，是老牌企业受到眷顾的时代。这一阶段现已开启，传统巨头开始改革、创新，开发出新的数字化产品，同时提高公司效率。
　　如今，距Netflix开始经营流媒体已有11年，距特斯拉推出电动汽车Model S也已过去5年，这么久的时间，怕是再迟钝的人也能感受到科技的异军突起和威胁了。2017年，福特董事会炒掉了时任CEO马克·菲尔兹，原因是后者在科技变革方面过于自满以致故步自封。
　　就拿美国排在前20的最具价值的非科技类公司来说，其中14家都已经把数字化纳入到了公司的发展战略之中。一些蓝筹公司正让自己“多条腿走路”，涉足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还有一些公司则赌上了几十亿美元，决心将数字技术与其原本的业务进行融合，比如，通用汽车正在研发电动和自动驾驶汽车，沃尔玛则大力推动线上购物。
　　为应对来自硅谷科技势力的威胁，许多老牌企业发起并购以求出路。2017年12月，华特迪士尼宣布以660億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的大部分资产，从而对抗来自Netflix和亚马逊流媒体视频服务的威胁。同月，还有澳大利亚最大的零售集团Westfield与专门投资购物中心的欧洲商业地产巨头Unibail合并，联合应对电子商务的挑战，并计划建立一个能在数字化世界中立足的全球品牌。
　　事实上，老牌企业自身的发展基础不错，甚至颇具优势。据罗睿兰所说，全球商业数据的80%都为这些老牌企业所掌握。虽然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人们做出更优决定，但其利用的历史数据本身（如喷气引擎的性能、服装供应链等）可不归亚马逊和脸书这些公司所有，而是在老牌企业手中。老牌企业的资源优势还体现在，在标普500公司中，它们的总现金流是科技公司的4倍、是风险投资者年投资额的18倍。
　　不仅如此，老牌企业还受益于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游说能力，后者在美国受金钱驱使的政治系统中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12月14日，美国监管部门废除了“网络中立”规定（注：“网络中立”指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得向支付更高费用的互联网公司提供更快网速），这对于传统电信和有线电视公司来讲可是个好消息。而硅谷公司则在隐私和税务问题上面临着全球监管机构的“技术抵制”。
　　传统公司的一个典型做法是：一方面收购初创企业弥补业务不足，另一方面投资开发新技术。比如，通用汽车投资了共乘公司Lyft，同时还在研发电动引擎；折扣店Target买下了在线送货平台Shipt；西方的银行开始忙于收购金融科技公司，亚洲的金融老牌企业则更精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App用户数量已高达2.65亿。
　　还有一些老牌企业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收购。美国第二大连锁药店运营商CVS在去年宣布以770亿美元收购医疗保险公司安泰保险，抱团求生，想在亚马逊启动在线售药业务前锁定更多客户；英特尔斥资150亿美元收购专攻无人驾驶汽车芯片和软件的公司Mobileye。
　　作为老牌企业拥抱数字化的先驱者，通用汽车和沃尔玛的股价不断上涨，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的老板相信加大数字化的赌注是错不了的。对于这些企业，2018年，数字化战略已不是赶时髦的尝鲜，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本文译自英国 《经济学人》 熊彼特专栏 《The year of the incumbent》，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济学人》 为文章作者不署名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