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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天，在《纽约客》供职的资深撰稿人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突然辞职，他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从曼哈顿四十八街的公寓，搬到位于缅因州的咸水农场，过起远避尘嚣的小镇生活，怀特同时开始他作为独立作家的写作生活，开启了个人生命的新时期。
最初我知道怀特是因为一幅照片。一幢简朴得几乎没有任何陈设的房间，向上打开的窗户能看到辽阔的海面，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癯的白发老人近于肃穆地安坐桌前，面对一台老式打印机安然工作。其时我被这影像的纯粹气息所吸引，也被它安宁的精神气质所打动，我理解和向往的写作生活就是这样的仪态——肃穆而精进。
那时我还不断地奔走在祖国各地的新闻现场，追逐即时发生的事件，访问在各业中享有声誉的人，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纷杂、繁复琐碎的新闻劳作中。只能在夜里写出我想写的文字。然而心里渴望有一天结束这一切，真正沉潜于与心性相适的创造性写作。
认识怀特是因为《纽约客》，这份創刊于1925年的杂志聚集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塞林格、杜鲁门·卡波特、厄普代克，怀特是其中之一。《纽约客》当然不必神化，就像任何事物都不必神化一样。不过它近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几乎不丢失的人文传统，还是令人尊敬。相较于一切都速变的中国社会，这种历史传承和淀积愈显价值。
怀特的离职让我心有所感。离开《纽约客》的原因是被它每个星期的截稿期限所苦，《纽约客》写作所要求的“古怪的第一人称多数”也是困扰他的缘由。告别《纽约客》的怀特过起真正个人化的生活，他仔细体察深味他的农场生活，记录乡间生活的日常变化，捕捉个人现实的微小体验，也呈现个人在国家主义笼罩之下的自然生存。在缅因州的乡下，他找到了他的写作主题，就是思考世界和他在其中的意味和状态。
2012年7月，我结束十年的新闻生涯开始全职写作，把自己从日常的碎片式的新闻资讯里解救出来，投身于更有价值的独立写作，真正建树自己的文学志业。当然不能说我的离职受怀特影响。但是在离职之后，看到怀特随笔集《人各有异》，内心还是有同道相通的亲近感。我对怀特的尊敬缘于他的独立姿态。以前喜欢一个词语：遗世独立。就是指这种状态罢——作为个人能不被时代和潮流裹挟，与时代保持或者隔开相应的距离，自由而丰沛地生于天地之间。时间流逝，人事消失，唯有艺术和思想的文字长存。这种存在状态令我欣赏。
怀特珍爱自由。他说：“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
独立者怀特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他警惕以国家、政府、集体等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侵害：他在写于1939年1月的《咸水农场》的文字中说道：“自由遇到挑战，艺术家和作家必须最先拔剑投笔。他们这样做无需动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纪念苏珊·桑塔格
2004年12月28日，正是辞旧迎新之时，我出街准备到居所附近的餐馆用餐。
突然收到手机简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病逝。这消息让我停下脚步，立即返身回到住处。开电脑搜索新闻，确认桑塔格辞世的消息，心里隐隐作痛。我给总部的编辑电话报告相关讯息并讨论纪念专题的操作。编辑部同意专题操作方案，我迅速投入工作。
给远在英国的诗人杨炼发电邮预约采访时间，我知道杨炼跟桑塔格素有交往。同时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杨小滨电邮预约采访时间，小滨是专访过桑塔格的学者。同时还给作家张承志发出电邮，预约采访时间。互联网时代就是这样，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瞬间就可以联络到。午后需要联系的作家学者的电子信箱都躺着我发出的电子邮件。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像沉没的轮船沉入伤悼的情绪里。桑塔格远在美国，在另一片国土生存或死亡。可她的消息即刻抵达了我，知道桑塔格的卓越是通过对她的阅读，她广博的人文素养，犀利的论辩才华，坚定的个人立场给世人留下强烈印象。她对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批评，对美国政府火力十足的批判使她在国际知识界享有广泛影响力。我读过她很多著作的中文译本，读过记者对她的专访，也因此熟悉她的思想，钦敬她的杰出表现。
以个人的声音反抗世界的冷漠。这是杨炼为桑塔格勾勒的精神肖像。
“我们认识之后，每次我去美国，都会打电话给她，也多次去过她在纽约的寓所。那所很大的公寓，布置得非常美丽。它位于曼哈顿西侧的一座大楼顶层，直接俯瞰哈德逊河的水面。我们的每次交谈，都热烈深刻，不论是在煮咖啡的厨房里，还是在摆着一辆锃亮摩托车（她儿子的礼物）的大客厅里，她的目光总是热烈而专注，她的谈话，很少空洞的寒暄，总是直接切入主题，无论谈的是中国、文学或电影，她三句两句就会把老生常谈抛开，去抓住最值得思考的东西。和她谈话，我好像能看见，她的头脑像一架思维机器，不停地超高速运转。那实在不像一个女人的思维状态。话说回来，她的家，正处处体现出男性之旷达和女性温柔的组合：想想那辆客厅里的摩托车象征的含义吧；但她招呼起客人的茶点来，又活脱一个家庭主妇。苏珊当过妻子、当过母亲，晚年又和一位女士同居，在性别上，也是如此特立独行。”
诗人讲述着与桑塔格的交往，他的充满细节和情感的回忆呈现一个感性而清晰的桑塔格。杨小滨也回忆了他见到过的桑塔格，包括对她的观察和认识以及评价；张承志的态度是保留的，他为了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约定写文章而不是做采访，我答应下来，后来收到他的随笔文稿《他人的尊严》，然而因为媒体的表达尺度，文稿需要删节，有“一字不改”之约在前，只好原稿奉还，这自然是后话。就是这样，仔细阅读梳理人们记忆中的桑塔格，对我而言，是对一个杰出思想家再度认识的机会，在我的居所彻夜响着录音机播放采访录音的声音，我就这么迅疾涉入一个逝者的生命之河。
最初我知道怀特是因为一幅照片。一幢简朴得几乎没有任何陈设的房间，向上打开的窗户能看到辽阔的海面，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癯的白发老人近于肃穆地安坐桌前，面对一台老式打印机安然工作。其时我被这影像的纯粹气息所吸引，也被它安宁的精神气质所打动，我理解和向往的写作生活就是这样的仪态——肃穆而精进。
那时我还不断地奔走在祖国各地的新闻现场，追逐即时发生的事件，访问在各业中享有声誉的人，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纷杂、繁复琐碎的新闻劳作中。只能在夜里写出我想写的文字。然而心里渴望有一天结束这一切，真正沉潜于与心性相适的创造性写作。
认识怀特是因为《纽约客》，这份創刊于1925年的杂志聚集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塞林格、杜鲁门·卡波特、厄普代克，怀特是其中之一。《纽约客》当然不必神化，就像任何事物都不必神化一样。不过它近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几乎不丢失的人文传统，还是令人尊敬。相较于一切都速变的中国社会，这种历史传承和淀积愈显价值。
怀特的离职让我心有所感。离开《纽约客》的原因是被它每个星期的截稿期限所苦，《纽约客》写作所要求的“古怪的第一人称多数”也是困扰他的缘由。告别《纽约客》的怀特过起真正个人化的生活，他仔细体察深味他的农场生活，记录乡间生活的日常变化，捕捉个人现实的微小体验，也呈现个人在国家主义笼罩之下的自然生存。在缅因州的乡下，他找到了他的写作主题，就是思考世界和他在其中的意味和状态。
2012年7月，我结束十年的新闻生涯开始全职写作，把自己从日常的碎片式的新闻资讯里解救出来，投身于更有价值的独立写作，真正建树自己的文学志业。当然不能说我的离职受怀特影响。但是在离职之后，看到怀特随笔集《人各有异》，内心还是有同道相通的亲近感。我对怀特的尊敬缘于他的独立姿态。以前喜欢一个词语：遗世独立。就是指这种状态罢——作为个人能不被时代和潮流裹挟，与时代保持或者隔开相应的距离，自由而丰沛地生于天地之间。时间流逝，人事消失，唯有艺术和思想的文字长存。这种存在状态令我欣赏。
怀特珍爱自由。他说：“自由乃是人世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的神圣状态。”
独立者怀特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关注，他警惕以国家、政府、集体等名义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和侵害：他在写于1939年1月的《咸水农场》的文字中说道：“自由遇到挑战，艺术家和作家必须最先拔剑投笔。他们这样做无需动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
纪念苏珊·桑塔格
2004年12月28日，正是辞旧迎新之时，我出街准备到居所附近的餐馆用餐。
突然收到手机简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病逝。这消息让我停下脚步，立即返身回到住处。开电脑搜索新闻，确认桑塔格辞世的消息，心里隐隐作痛。我给总部的编辑电话报告相关讯息并讨论纪念专题的操作。编辑部同意专题操作方案，我迅速投入工作。
给远在英国的诗人杨炼发电邮预约采访时间，我知道杨炼跟桑塔格素有交往。同时给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杨小滨电邮预约采访时间，小滨是专访过桑塔格的学者。同时还给作家张承志发出电邮，预约采访时间。互联网时代就是这样，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瞬间就可以联络到。午后需要联系的作家学者的电子信箱都躺着我发出的电子邮件。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像沉没的轮船沉入伤悼的情绪里。桑塔格远在美国，在另一片国土生存或死亡。可她的消息即刻抵达了我，知道桑塔格的卓越是通过对她的阅读，她广博的人文素养，犀利的论辩才华，坚定的个人立场给世人留下强烈印象。她对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批评，对美国政府火力十足的批判使她在国际知识界享有广泛影响力。我读过她很多著作的中文译本，读过记者对她的专访，也因此熟悉她的思想，钦敬她的杰出表现。
以个人的声音反抗世界的冷漠。这是杨炼为桑塔格勾勒的精神肖像。
“我们认识之后，每次我去美国，都会打电话给她，也多次去过她在纽约的寓所。那所很大的公寓，布置得非常美丽。它位于曼哈顿西侧的一座大楼顶层，直接俯瞰哈德逊河的水面。我们的每次交谈，都热烈深刻，不论是在煮咖啡的厨房里，还是在摆着一辆锃亮摩托车（她儿子的礼物）的大客厅里，她的目光总是热烈而专注，她的谈话，很少空洞的寒暄，总是直接切入主题，无论谈的是中国、文学或电影，她三句两句就会把老生常谈抛开，去抓住最值得思考的东西。和她谈话，我好像能看见，她的头脑像一架思维机器，不停地超高速运转。那实在不像一个女人的思维状态。话说回来，她的家，正处处体现出男性之旷达和女性温柔的组合：想想那辆客厅里的摩托车象征的含义吧；但她招呼起客人的茶点来，又活脱一个家庭主妇。苏珊当过妻子、当过母亲，晚年又和一位女士同居，在性别上，也是如此特立独行。”
诗人讲述着与桑塔格的交往，他的充满细节和情感的回忆呈现一个感性而清晰的桑塔格。杨小滨也回忆了他见到过的桑塔格，包括对她的观察和认识以及评价；张承志的态度是保留的，他为了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约定写文章而不是做采访，我答应下来，后来收到他的随笔文稿《他人的尊严》，然而因为媒体的表达尺度，文稿需要删节，有“一字不改”之约在前，只好原稿奉还，这自然是后话。就是这样，仔细阅读梳理人们记忆中的桑塔格，对我而言，是对一个杰出思想家再度认识的机会，在我的居所彻夜响着录音机播放采访录音的声音，我就这么迅疾涉入一个逝者的生命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