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山水、人物表现临泉山居、名士雅集的绘画在五代、北宋间即已开始流行。至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以山水图抒写心绪的文人画巅峰。明清以降，描绘文士生活的图像变得更为多样，在一大批被归为山水画的作品中，携琴访友、策杖寻幽、溪亭清谈、临流品茗……其中点景人物虽然身形微小、面目模糊，却具有鲜明的象征姿态，为山林赋予清逸高迈的人文主题。被视作身心归宿的园林书斋图和以山水田园为背景的文士肖像画，成了这一时期的创作风尚。
　　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了“幽居与雅集——明清山水人物画中的文士生活”展，展览汇集了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的部分藏品，其中既有会意典故或借浪漫想象构境言志的山居读书图、林泉雅集图，也包括一些实有所指的书斋图和文士写真。它们中有对史实的记录，也有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和虚构。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有许多原本即是为书画酬答、雅集结社而作，是对一段史实的忠实记录，而图像背后，往往还潜藏着画家与受画人及观画者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与人际互动，因此，这些图像往往还透露着一个群体的幽微心曲、社交模式以及当时的人情世态。

　　明永乐十六年（14侣年），谢缙为23岁的杜琼作草堂图，描绘“门无县吏催租税，座有邻翁慰寂寥。松影满庭闲白日，茶烟绕榻扬清飙”的幽居之乐。
　　以博学闻名于世的杜琼，曾数次辞去朝廷的征辟，而以授课为业，在家乡苏州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宣德至正统年间，他组织文社，修筑园林，以“图画中人”自许。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杜琼对自己的园居日常有如下描述：“家居之东，有一别墅，名曰东园，其中杂艺花卉，惟竹为多，曾于竹间构一草亭，颇觉幽雅”，“斯亭之胜，传之遐远，四方士大夫之过吴而不登斯亭者为欠事”。
　　杜琼的东园，是其时吴中文士的雅集之地，而作为吴门画派的先驱，他隐于市而耕于艺的人生模式也反映了明代中前期吴中地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人心态——于园居生活中体会山林气息，以景物寄寓情趣和志向。园林书斋作为主人审美的体现和身心的归宿，成为吴门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不论是一生不仕的沈周，还是曾为功名奔波的文徵明及其子、侄，皆对书斋中的幽居生活有过描绘。

　　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作有《书斋铭》，感慨以往的名人高士“其学多得之长山大谷之中，人迹之所不至，以其气清神凝而不乱也”，并说这种隐居山林的生活虽令人向往，但“今遥望者几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离世尘，去之寻丈，不可得也”。“山居”如同一个特殊的意象，代表着高蹈清逸的理想境界，但栖山而居在现实中却往往面临着地域、时间、经济的种种限制。伴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明代文士的生活场域多由郊野山林转向城市，对于草堂书斋的图绘却往往承袭前代的隐居图式，以重峦叠嶂的构图来强化有别于市井喧嚣的隐逸气息。
　　宋懋晋和吴振都是活跃于晚明而受到董其昌赏识的松江画家，《匡山读书》和《雉衡草堂》二图虽皆非特有所指的书斋图，却反映出这种结合北宋和元代风格的山居图式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吴兴画家关思的《奇山书屋》，更是将人工园林的细节放置于重叠高耸的山岭中，细密而矫饰的画风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明时期的文艺氛围。
　　丁云鹏的《玩蒲图》和吴彬的《林泉放鹤图》亦为同时期的作品，二者都结合了庭院馆舍和人物小像，笔法繁密而具装饰性，营造的气氛却迥然不同。《玩蒲图》系画家为松江名士孙克弘而作;《林泉放鹤图》静谧诡谲而具奇幻色彩，可惜未留下关于像主身份的确凿信息。
　　清初画家王晕的《水竹幽居图》，作于常州名士、收藏家杨兆鲁的近园竹深斋，秀逸的江南水乡小景，正是对园居环境的诗意描绘。
　　竹屿垂钓图 132.4×44.6cm 清 王翚 浙江省博物馆藏由画家自题可知，这件以“山水幽居”為主题的作品，恰是为一次书斋中的名士雅集而作：“壬子八月，余过毗陵（常州），江上笪先生（笪重光）亦至，同客杨先生竹深斋。抵掌十日夜，明窗净几，伸纸抽毫，谈讨古今，商量丘壑。有正叔恽子（恽寿平）时来参语，讥谈得失。”近园竹深斋是王晕与笪重光、恽寿平三人艺途交游中的重要驿站，三人在这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并互为题赠，而主人杨兆鲁的收藏也为画家们提供了大量可研讨的资源。
　　如果说《水竹幽居图》展现的是江南风流雅士的交往互动和艺术家与收藏家相知相契、互为依存的关系，那么《竹屿垂钓图》中的幽居图景则既彰显了“君赐”之荣耀，亦承载着文士于归隐和仕宦间徘徊的矛盾心曲。此作系王晕为朝中名臣，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的陈元龙所作。从陈氏本人的题跋可知，康熙曾御笔赐书孟襄阳“竹屿见垂钓，茅斋闻读书”之句。陈元龙于康熙、雍正两朝当官49年，可谓一生沉浮于宦海，竹屿深处的书斋是他躲避现实的精神空间，为其仕途中的栖心之境。

　　奚冈《山居编书图》题谓：“熟梅时节雨晴初，泼翠云峦带远墟。啜茗听香尘事外，草堂移榻一编书。”一派闲适散淡的情状。比其晚出而同样以山水画著称的汤贻汾，于《秋山琴隐图》中描绘的是自己琴隐园中的生活：“独坐秋山空，山香吟思发。试将太古琴，静夜弹松月。”于画于诗，都可谓同声相应。只是与不应科举、以布衣终老的奚冈不同，汤贻汾是一名武将，中年后，虽隐逸之念每有流露，却在漫漫仕途中亲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并在太平军破南京城后慨然投池赴死。幽雅的山居图景背后，藏有他复杂而挣扎的心路历程。
　　从乾隆、嘉庆至清末，形形色色的书斋图、园居图，或为雅集记事，或为寄寓心志，并在人际交往中牵引着士子学人间的情感脉络。汤贻汾晚年虽久居南京，却是杭州东轩吟社的成员，其“坐而琴”的身影被费丹旭留在《东轩吟社图》的社友群像之中。钱杜《息庐图》系赠别山阴学者李柯溪之作，笔墨间除寄托二人他乡宦游过程中“身高幻境真飞鸟，贫恋残书胜拜官”的感慨外，亦有桂馥、陈孝升、胡峙斋等人的题跋，依稀透露出其时云南一地官场所聚的文士点滴。
　　沈雒为蔡载樾作《遁斋图》、徐福谦请吴滔等人作《永安砚斋图》。这些人虽都其名不彰，却联结起了嘉兴、海宁和桐乡学人的交游圈，或可成为寻索地方文脉的一点参证。

　　晚清大儒沈曾植于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其门生金蓉镜的《山居图》，是遵老师之嘱而作，体现了身居闹市而心系山林的人生姿态。近人陈衡恪为张宗祥作《读书楼图》，修竹长松间，读书楼面山临水，同是由诗意构境，以作“丹青卧游”。世异时移，山水之间的书斋意象却绵延相续，始终是文士理想与情致的寄托。
　　沈周为海宁名士祝淇所绘的山水小像是一件贺寿之作。图中老者身着红衣，头戴官帽，趺坐于溪岸，山石、松鹤的组合传达了画家对寿翁“间生邦国称人瑞，高隐山林与世违”的祝福。沈周曾多次为师友画过这类程式化的图景，由此也可见借助山水景物来为主人公寓兴、比德的表现手法。不过在这些作品中，人物都仅作类型化的描绘而不求肖似。晚明以后，随着曾鲸等技艺成熟的肖像画家的崛起，以“留影存真”为目的的文士肖像画开始盛行。

　　张远和禹之鼎都是清代前期的写真高手。禹之鼎因擅画而被推荐为宫廷画师，周旋于京师朝野，为一众名流留下其时的神采形容。这些以山水田园为背景的肖像，惯以优游林下的“行乐”姿态展现像主的情致，但其背后往往也潜藏着主人公对自我身份、经历的审视。
　　道光年间游走于杭州、海宁之间的费丹旭，見证了其时杭嘉湖地区艺文炽盛的景况，他笔下的《东轩吟社图》和《果园感旧图》，一则速写杭州汪氏振绮堂的清幽池馆和优游酬唱的吟社群贤，一则感忆海宁藏书楼别下斋中过往的岁月和逝去的身影。风流名士聚合飘零，展现的是晚清江南地方精英的交游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