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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董老为同岁的朱德所作的祝寿诗《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中有这样一句：“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这句诗不仅是评价朱德的由衷之言，更是董老一生的真实写照。曾跟随董老多年，现已迈入耄耋之年的老警卫员柳志清接受笔者采访时仍一直难掩激动的心情。董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更是人民的公仆……
“你要给我在玉泉山盖上小楼，
我是不会来住的”
1949年2月，董必武率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从石家庄进驻北平。他的全家随即搬进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的一座四合院。
董老和夫人何连芝、三个孩子，还有两个侄儿（革命烈士遗孤）住在北院。秘书李一清、卫士长张文健、警卫员柳志清等一些工作人员住在南院。两个院相隔一条胡同。
刚进城的那几年非常忙，董老是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出国期间出任代总理，同时还兼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当年他写的一首诗就是对这段生活的最好写照：“五十六十匆匆过，而今忽及古稀年。先忧后乐吾何敢，尊圣希贤志则然。老去愈知学不足，春来弥觉物增妍。风和日丽精神旺，准拟勤劳作业便。”
董老的女儿董良翚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个会接着一个会。我们家吃饭，习惯是全家一起，而那时为了等爸爸回家吃饭，往往没有个准时间。就连夏天的晚饭，也常是掌灯时分。还记得，中午开饭时间，总是先由随爸爸去开会的警卫员同志在爸爸散会时，或即将离开办公室时，打个电话回来，家里就准备好饭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饭桌了。”
笔者看到董老1950年2月13日给一位亲属的信：“我忙的情形你们是难以想象的。别人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一般不办公。夜晚只有我们党内少数人办公。夜晚办公的，白天往往不办公。我呢，早晨总是7点多起床，晚上总是2点多才睡觉，无所谓星期六下午，无所谓星期日。随我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都拖得很辛苦。”
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多次到董老家里来看望，劝他换一个环境好一些的住所，董老总是说：“这里挺好，不用换。”
周总理特意说：“董老，给你在玉泉山盖个小楼吧，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应该享受享受。”
“你要给我在玉泉山盖上小楼，我是不会来住的。”董老语气坚定地回绝了。
“中央定了，我搬”
1952年秋天，周总理又一次来到董老家，查看了南北两个小院，郑重地对董老说：“董老，中央作了决定，请你搬到小石桥胡同16号。你在艰苦的环境中已经度过大半辈子，年近七十啦，换个舒适的环境吧。”
董老非常感谢中央的关怀，有些激动地说：“中央定了，我搬。”
周总理临走时，董老指着柳志清讲道：“他们住在南院，我住在北院，他们来回跑，拖累了他们啦。”
周总理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叮嘱说：“董老和林老（伯渠）、吴老（玉章）、徐老（特立）、谢老（觉哉）是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毛主席见了面都叫董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央，只有毛主席和董老两个一大代表啦。你们为董老的工作、生活搞好服务，就是为党做贡献。”
第二天，周总理派专人来请董老去看房子。
柳志清跟随董老乘坐苏制“吉斯”轿车，来到小石桥胡同16号（现为24号，已改建为竹园宾馆）。
这是一座建于清朝末年的古老院落，原是曾任晚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私邸。传说还是清朝太监安德海的外宅。民国时期的民政部长马汉三等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此居住。
这里，春天是海棠盛开，桃红柳绿；夏天是绿荫掩道；秋天是葡萄满架，红枣压枝；冬天是银装素裹，别开洞天。
早就在此迎候的中办工作人员，引领着董老穿过古香古色的亭台楼阁，走进了一栋掩映在一片竹林深处的平房。
董老一进房屋，就发现走廊里铺着崭新的地毯，他边走边看，问：“为什么要铺新地毯？”
中办同志默不作声。
“立即把地毯撤掉！”董老指着地毯挥了一下手，重重地跺了一脚。
“照办。”中办同志当场表态。
董老又到后花园和工作人员住的地方看了看，临走前站在院子里，把左手撩起衣角插进裤腰里，肘部微微向后用力动了几下（习惯动作），疾首蹙额，深沉地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勤务员，绝不可以因为进了城市，就贪图享乐舒适搞特殊，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
时隔不久，董老全家搬进了这个幽静的院落。
柳志清等7名内勤、外勤工作人员，秘书、司机、厨师，还有30多人的警卫排，都住进了院内一座仿古楼里。
董老自从住进这个院里，常常念叨说，“工作人员太多了，太浪费了。”
他首先辞退了花匠，要求儿女们和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养花、打扫卫生。
1955年10月的一天，董老把卫士长张文健和柳志清等5名随身警卫员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
董老自己站起来，请警卫员们坐下。董老的这一举动，使大家感觉这次谈话迥然不同往常。
董老神色俨然：“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落后，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苦。怎么办呢？党中央号召要增产节约。增产要从挖掘潜力着手，节约要从消除浪费开始。什么是浪费？我的意见，可花可不花的钱花了，就是浪费；可办可不办的事办了，就叫浪费。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可多可少，如果多了，就是浪费人才。我向总理报告了，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我带头精简工作人员。我身边一共有7个内勤和外勤工作人员，留下2个就够了。你们5位同志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了，不能老跟着我当一辈子警卫员。”
“我愿意。”柳志清表示自己舍不得离开董老，其他几位警卫员也表示愿意继续跟着董老。
“你们愿意，我可要为你们的前途着想。你们5人都去上海。”董老一锤定音，“公安部在上海办了一个公安学校，你们都去那里学习，主要学文化知识，学公安业务，学两年，合格了，正式毕业才能分配工作。”
董老带头精减工作人员，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决定，精简一批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当时，一次就精简下来200多位，全部都安排到上海公安学校学习培训。事后，周总理赞扬说：“董老带了个好头。”
董老对柳志清有些偏爱，刚进城时就安排他上文化夜校，亲自检查他写的作业，还破例让他随便看书房的图书，平常多次过问他的婚姻问题，结婚仪式还是董老的夫人何大姐亲自张罗操办的。
那时，董老的长子董良羽在上中学，自己乘坐公交车上学。女儿董良翚、次子董良翮、侄女董良哲、侄儿董良浩都在八一小学读书，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柳志清接送。几年的接送相处，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孩子们不让他走，他也舍不得离开董老一家。董老看出他的心思，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小柳，你这几年学文化很刻苦，进步很快。但是，文化知识、科学知识不是一看就会，一看就能掌握的。必须循序渐进，刻苦钻研，才能攻破文化和科学的堡垒。你到了上海，夫妻两地分居了，困难肯定多了。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要勇往直前，绝不能退缩。男儿有志在四方。小孙（柳志清爱人）有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找你何大姐也行。”
柳志清理解了董老的良苦用心，愉快地到了上海公安学校，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
我董必武不能做无情无义之人”
1957年，董老一家迁进中南海，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子。这个院子和怀仁堂之间有一条两米宽的胡同。
柳志清从上海回京探亲，来到中南海董老的住所。
在和董老交谈中，柳志清疑虑地问：“为什么搬到中南海？小石桥的院子环境多好，全北京也没有几个那么好的院子。”
董老笑呵呵地说，“那个院里的房子宽敞明亮，院子很大，花园漂亮。我70多岁，有冠心病、肺气肿、高血压。在那儿住对我修心养性确实好，可我住在那里心里很不安。”
说着，董老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住在小石桥，第一，为了我一个人，要一个警卫排30多名战士站岗，要烧锅炉，要买煤炭，经常有专人跑很远的路为我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警卫工作统一管，警卫排的30多名战士可以全部撤掉。锅炉也是统一烧。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
说着，他拨开中指讲：“第二，从小石桥到高院上班（当时高院在东交民巷27号）路很远。这些情况，你小柳最清楚。1954年我被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大部分时间是你跟着我到高院上班，要坐很长一段路的汽车，这样要用掉不少汽油。搬进中南海，再到高院去上班，近了一半的路程，就节约了一半的汽油。我们的国家还穷，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裕，大手大脚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我心不安啊！我写的一首诗里有两句：‘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我是党内最老的共产党员，时时事事都要为党的事业着想。说到就一定要做到。”
1959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董老，三次给中央打报告，坚持要求辞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中央尊重董老的意见，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董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此后，董老就不再做实际工作了。1959年底，董老到上海市视察工作时，打电话叫柳志清来到他住的锦江宾馆。
“小柳，听说小孙又给你怀上孩子啦？”
“预产期是明年3月份，大丫头都五岁啦。我打了几次报告，要求把家属从北京调来上海。组织上说上海控制人口，户口卡得严，不好办。”
“这事我知道啦。你给我写的信收到了，我已经给上海市委的秘书长说了，把你爱人和孩子调到上海来，解决你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他们答应了。”
孰料，董老一走，此事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60年“五一”期间，柳志清回北京探亲，看到第二个女儿已经出生一个多月了。爱人在京独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上班，困难实在难以克服。怎么办？他硬着头皮又到中南海董老家。
“回来往上海搬家？”董老第一句话就问。
“我是回来探亲，看看刚出生的二丫头……”柳志清想说的话，实在难以启齿。
董老明白了，沉思了片刻，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八字胡须，“你回上海之前再来一次。我写封信交给秘书，你找他拿吧。”“帮助我们的干部职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不是走后门，不是领导为身边工作人员谋私利。”董老的左手在办公桌上轻轻拍了一下，“再说，你跟了我那么多年，我董必武不能做无情无义之人。”
过了几天，柳志清再一次来到中南海，从李一清秘书手中接过了董老的亲笔信。
李秘书极为感慨地说，“董老从不给他的亲属写条子办私事，反而给你亲笔写信，解决你的实际困难。”
尘封往事，一下涌现在柳志清的眼前。
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董老家乡的一些亲属以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跑到北京来，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批条子购买钢材、拖拉机等等，董老一律回绝，并教育他们：“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加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是维护者。绝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牟取私利。”
柳志清回到上海，刚把董老的亲笔信交给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就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说已经接到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商调函，调柳志清回北京，另行安排工作。
前后不过十多天，5月17日，柳志清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五年的生活，在北京正式上班了。
被迫搬出中南海
董老自从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后，尽管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由于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实际上不再负责具体工作，在中南海和夫人过着平淡清静的生活。他经常写诗练字，留下了1000多首诗词。
在那疯狂的年代，中南海上空阴霾重重。面对纷乱的局势，董老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不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紧接着厄运降临到董老头上：他的小儿子董良翮突然被逮捕了，他的乒乓球室的大门被人用木板钉死了。身边的一位警卫员居然检举揭发他的所谓问题。
一天，董老蓦然提出要搬出中南海，在红墙外找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哪怕地面是泥土的房子都行。
1968年初春，董老一家被迫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的翠花湾。尽管董老仍然是高层领导人之一，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既不打听也不传说。只是默默地为许多老干部写证明材料，使他们免于诬陷和迫害。当时，几个孩子都需要安排工作，他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反复教育他们要甘愿跑“龙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当一辈子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
事隔不久，董良翮刚出狱，第二次又莫名其妙地被抓走了。
董老对小儿子两次被囚，不托人说情，也不询问原因。
1968年10月，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过问，董良翮才被放回了家。董老随即安排小儿子上山下乡，到河北晋县周头公社当了农民。
柳志清打听到董老的境遇，给董良翚打了个电话。良翚在电话里说：“柳叔叔，你来吧，我爸爸妈妈常念叨您。”
柳志清来到翠花湾，只见董老坐在沙发上，两手抓着拐杖。
“来啦。”董老骤然眼睛一瞬，低声闷气地说了两个字，然后抬起拐杖指了指沙发。
柳志清坐在董老身旁，一股酸楚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地坐了半天。
无声胜有声，两人的心是相通的。
柳志清起身告辞，董老的嘴唇在翕动，遽然冒出一句话：“八大发言。”
“八大发言”，柳志清知道，是董老1956年9月19日在中共八大的发言。
董老在八大发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办事的思想，郑重地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加强民主法制依法办事的治国方略的建议。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八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柳志清心里陡然一惊。此时此地，董老是在用这八个字，表明埋在心里的疑惑，是在暗示柳志清在动荡年代要头脑清醒。虽然“法”被砸烂了，但心里要有法。
1975年1月16日，董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接受了该大使递交的国书。这是董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和国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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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给我在玉泉山盖上小楼，
我是不会来住的”
1949年2月，董必武率领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华北人民政府，从石家庄进驻北平。他的全家随即搬进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的一座四合院。
董老和夫人何连芝、三个孩子，还有两个侄儿（革命烈士遗孤）住在北院。秘书李一清、卫士长张文健、警卫员柳志清等一些工作人员住在南院。两个院相隔一条胡同。
刚进城的那几年非常忙，董老是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出国期间出任代总理，同时还兼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当年他写的一首诗就是对这段生活的最好写照：“五十六十匆匆过，而今忽及古稀年。先忧后乐吾何敢，尊圣希贤志则然。老去愈知学不足，春来弥觉物增妍。风和日丽精神旺，准拟勤劳作业便。”
董老的女儿董良翚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个会接着一个会。我们家吃饭，习惯是全家一起，而那时为了等爸爸回家吃饭，往往没有个准时间。就连夏天的晚饭，也常是掌灯时分。还记得，中午开饭时间，总是先由随爸爸去开会的警卫员同志在爸爸散会时，或即将离开办公室时，打个电话回来，家里就准备好饭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饭桌了。”
笔者看到董老1950年2月13日给一位亲属的信：“我忙的情形你们是难以想象的。别人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一般不办公。夜晚只有我们党内少数人办公。夜晚办公的，白天往往不办公。我呢，早晨总是7点多起床，晚上总是2点多才睡觉，无所谓星期六下午，无所谓星期日。随我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都拖得很辛苦。”
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多次到董老家里来看望，劝他换一个环境好一些的住所，董老总是说：“这里挺好，不用换。”
周总理特意说：“董老，给你在玉泉山盖个小楼吧，你是我们党的元老，应该享受享受。”
“你要给我在玉泉山盖上小楼，我是不会来住的。”董老语气坚定地回绝了。
“中央定了，我搬”
1952年秋天，周总理又一次来到董老家，查看了南北两个小院，郑重地对董老说：“董老，中央作了决定，请你搬到小石桥胡同16号。你在艰苦的环境中已经度过大半辈子，年近七十啦，换个舒适的环境吧。”
董老非常感谢中央的关怀，有些激动地说：“中央定了，我搬。”
周总理临走时，董老指着柳志清讲道：“他们住在南院，我住在北院，他们来回跑，拖累了他们啦。”
周总理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叮嘱说：“董老和林老（伯渠）、吴老（玉章）、徐老（特立）、谢老（觉哉）是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毛主席见了面都叫董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央，只有毛主席和董老两个一大代表啦。你们为董老的工作、生活搞好服务，就是为党做贡献。”
第二天，周总理派专人来请董老去看房子。
柳志清跟随董老乘坐苏制“吉斯”轿车，来到小石桥胡同16号（现为24号，已改建为竹园宾馆）。
这是一座建于清朝末年的古老院落，原是曾任晚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私邸。传说还是清朝太监安德海的外宅。民国时期的民政部长马汉三等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此居住。
这里，春天是海棠盛开，桃红柳绿；夏天是绿荫掩道；秋天是葡萄满架，红枣压枝；冬天是银装素裹，别开洞天。
早就在此迎候的中办工作人员，引领着董老穿过古香古色的亭台楼阁，走进了一栋掩映在一片竹林深处的平房。
董老一进房屋，就发现走廊里铺着崭新的地毯，他边走边看，问：“为什么要铺新地毯？”
中办同志默不作声。
“立即把地毯撤掉！”董老指着地毯挥了一下手，重重地跺了一脚。
“照办。”中办同志当场表态。
董老又到后花园和工作人员住的地方看了看，临走前站在院子里，把左手撩起衣角插进裤腰里，肘部微微向后用力动了几下（习惯动作），疾首蹙额，深沉地说：“我们是老百姓的勤务员，绝不可以因为进了城市，就贪图享乐舒适搞特殊，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
时隔不久，董老全家搬进了这个幽静的院落。
柳志清等7名内勤、外勤工作人员，秘书、司机、厨师，还有30多人的警卫排，都住进了院内一座仿古楼里。
董老自从住进这个院里，常常念叨说，“工作人员太多了，太浪费了。”
他首先辞退了花匠，要求儿女们和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养花、打扫卫生。
1955年10月的一天，董老把卫士长张文健和柳志清等5名随身警卫员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
董老自己站起来，请警卫员们坐下。董老的这一举动，使大家感觉这次谈话迥然不同往常。
董老神色俨然：“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落后，老百姓的日子还很苦。怎么办呢？党中央号召要增产节约。增产要从挖掘潜力着手，节约要从消除浪费开始。什么是浪费？我的意见，可花可不花的钱花了，就是浪费；可办可不办的事办了，就叫浪费。比如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可多可少，如果多了，就是浪费人才。我向总理报告了，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我带头精简工作人员。我身边一共有7个内勤和外勤工作人员，留下2个就够了。你们5位同志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了，不能老跟着我当一辈子警卫员。”
“我愿意。”柳志清表示自己舍不得离开董老，其他几位警卫员也表示愿意继续跟着董老。
“你们愿意，我可要为你们的前途着想。你们5人都去上海。”董老一锤定音，“公安部在上海办了一个公安学校，你们都去那里学习，主要学文化知识，学公安业务，学两年，合格了，正式毕业才能分配工作。”
董老带头精减工作人员，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决定，精简一批中央首长的警卫员。当时，一次就精简下来200多位，全部都安排到上海公安学校学习培训。事后，周总理赞扬说：“董老带了个好头。”
董老对柳志清有些偏爱，刚进城时就安排他上文化夜校，亲自检查他写的作业，还破例让他随便看书房的图书，平常多次过问他的婚姻问题，结婚仪式还是董老的夫人何大姐亲自张罗操办的。
那时，董老的长子董良羽在上中学，自己乘坐公交车上学。女儿董良翚、次子董良翮、侄女董良哲、侄儿董良浩都在八一小学读书，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是柳志清接送。几年的接送相处，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孩子们不让他走，他也舍不得离开董老一家。董老看出他的心思，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小柳，你这几年学文化很刻苦，进步很快。但是，文化知识、科学知识不是一看就会，一看就能掌握的。必须循序渐进，刻苦钻研，才能攻破文化和科学的堡垒。你到了上海，夫妻两地分居了，困难肯定多了。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要勇往直前，绝不能退缩。男儿有志在四方。小孙（柳志清爱人）有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找你何大姐也行。”
柳志清理解了董老的良苦用心，愉快地到了上海公安学校，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
我董必武不能做无情无义之人”
1957年，董老一家迁进中南海，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子。这个院子和怀仁堂之间有一条两米宽的胡同。
柳志清从上海回京探亲，来到中南海董老的住所。
在和董老交谈中，柳志清疑虑地问：“为什么搬到中南海？小石桥的院子环境多好，全北京也没有几个那么好的院子。”
董老笑呵呵地说，“那个院里的房子宽敞明亮，院子很大，花园漂亮。我70多岁，有冠心病、肺气肿、高血压。在那儿住对我修心养性确实好，可我住在那里心里很不安。”
说着，董老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住在小石桥，第一，为了我一个人，要一个警卫排30多名战士站岗，要烧锅炉，要买煤炭，经常有专人跑很远的路为我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警卫工作统一管，警卫排的30多名战士可以全部撤掉。锅炉也是统一烧。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
说着，他拨开中指讲：“第二，从小石桥到高院上班（当时高院在东交民巷27号）路很远。这些情况，你小柳最清楚。1954年我被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大部分时间是你跟着我到高院上班，要坐很长一段路的汽车，这样要用掉不少汽油。搬进中南海，再到高院去上班，近了一半的路程，就节约了一半的汽油。我们的国家还穷，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裕，大手大脚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我心不安啊！我写的一首诗里有两句：‘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我是党内最老的共产党员，时时事事都要为党的事业着想。说到就一定要做到。”
1959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董老，三次给中央打报告，坚持要求辞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中央尊重董老的意见，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董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此后，董老就不再做实际工作了。1959年底，董老到上海市视察工作时，打电话叫柳志清来到他住的锦江宾馆。
“小柳，听说小孙又给你怀上孩子啦？”
“预产期是明年3月份，大丫头都五岁啦。我打了几次报告，要求把家属从北京调来上海。组织上说上海控制人口，户口卡得严，不好办。”
“这事我知道啦。你给我写的信收到了，我已经给上海市委的秘书长说了，把你爱人和孩子调到上海来，解决你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他们答应了。”
孰料，董老一走，此事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60年“五一”期间，柳志清回北京探亲，看到第二个女儿已经出生一个多月了。爱人在京独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上班，困难实在难以克服。怎么办？他硬着头皮又到中南海董老家。
“回来往上海搬家？”董老第一句话就问。
“我是回来探亲，看看刚出生的二丫头……”柳志清想说的话，实在难以启齿。
董老明白了，沉思了片刻，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八字胡须，“你回上海之前再来一次。我写封信交给秘书，你找他拿吧。”“帮助我们的干部职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不是走后门，不是领导为身边工作人员谋私利。”董老的左手在办公桌上轻轻拍了一下，“再说，你跟了我那么多年，我董必武不能做无情无义之人。”
过了几天，柳志清再一次来到中南海，从李一清秘书手中接过了董老的亲笔信。
李秘书极为感慨地说，“董老从不给他的亲属写条子办私事，反而给你亲笔写信，解决你的实际困难。”
尘封往事，一下涌现在柳志清的眼前。
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董老家乡的一些亲属以为他在北京做了“大官”，跑到北京来，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批条子购买钢材、拖拉机等等，董老一律回绝，并教育他们：“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加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是维护者。绝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牟取私利。”
柳志清回到上海，刚把董老的亲笔信交给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就接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说已经接到北京市委组织部的商调函，调柳志清回北京，另行安排工作。
前后不过十多天，5月17日，柳志清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五年的生活，在北京正式上班了。
被迫搬出中南海
董老自从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后，尽管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由于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实际上不再负责具体工作，在中南海和夫人过着平淡清静的生活。他经常写诗练字，留下了1000多首诗词。
在那疯狂的年代，中南海上空阴霾重重。面对纷乱的局势，董老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他不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紧接着厄运降临到董老头上：他的小儿子董良翮突然被逮捕了，他的乒乓球室的大门被人用木板钉死了。身边的一位警卫员居然检举揭发他的所谓问题。
一天，董老蓦然提出要搬出中南海，在红墙外找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哪怕地面是泥土的房子都行。
1968年初春，董老一家被迫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的翠花湾。尽管董老仍然是高层领导人之一，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既不打听也不传说。只是默默地为许多老干部写证明材料，使他们免于诬陷和迫害。当时，几个孩子都需要安排工作，他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反复教育他们要甘愿跑“龙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当一辈子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
事隔不久，董良翮刚出狱，第二次又莫名其妙地被抓走了。
董老对小儿子两次被囚，不托人说情，也不询问原因。
1968年10月，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过问，董良翮才被放回了家。董老随即安排小儿子上山下乡，到河北晋县周头公社当了农民。
柳志清打听到董老的境遇，给董良翚打了个电话。良翚在电话里说：“柳叔叔，你来吧，我爸爸妈妈常念叨您。”
柳志清来到翠花湾，只见董老坐在沙发上，两手抓着拐杖。
“来啦。”董老骤然眼睛一瞬，低声闷气地说了两个字，然后抬起拐杖指了指沙发。
柳志清坐在董老身旁，一股酸楚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地坐了半天。
无声胜有声，两人的心是相通的。
柳志清起身告辞，董老的嘴唇在翕动，遽然冒出一句话：“八大发言。”
“八大发言”，柳志清知道，是董老1956年9月19日在中共八大的发言。
董老在八大发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办事的思想，郑重地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党提出加强民主法制依法办事的治国方略的建议。他在发言中提出了“八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柳志清心里陡然一惊。此时此地，董老是在用这八个字，表明埋在心里的疑惑，是在暗示柳志清在动荡年代要头脑清醒。虽然“法”被砸烂了，但心里要有法。
1975年1月16日，董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接受了该大使递交的国书。这是董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和国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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