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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李娜现象”，是指自李娜6月3日法国网球公开赛夺冠以来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
以往某个中国运动员在某项国际体育比赛中夺冠，人们往往从他或她如何为国争光方面去议论，去赞扬。但是引发“李娜现象”的事由却与以往不同，因为这里面有个所谓“单飞”的因素在起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体育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就是“国家”的一个事业，只要你是个好苗子，“国家”就会主动找上门来，劝说和动员你的父母把你送到体校，开始走上体育事业，体育的这种“举国体制”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一个环节。
实行改革开放了，许多领域引入了市场化的机制，国家放松了对许多事业在各个领域的管制，体育是其中一个，于是在体育界出现了许多难解的“不了情”。
在乒乓球界，何智丽是个勇敢的反叛者。在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她大胆挑战“传统”，不服从“上级”决定，“上级”决定要她让球，故意输给管建华，因为上级认为，如果让管建华去对付梁英子可以更有把握为中国拿下本届比赛的女单冠军。由领导内定由谁去冲冠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上级”代表着国家，不服从“上级”决定，即使你拿了冠军，为国争了光，但“上级”还在，是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回国后，何智丽被要求写检查，后来是何智丽的老师、原国家乒乓球队主力队员孙梅英知道了这事情，写信给国务院，当时分管文体的最高领导李瑞环做了批示：“我们从不批判英雄”。尽管这样，在第二年的奥运会名单中还是没有了何智丽的名字。
如果你既没服从上级的安排，又没达到夺冠的目标，那惩罚你的理由就更多了，罚起来就更是名正言顺了，手段再“辣”点，你也别有脾气。
围棋界有一个“芮乃伟出走事件”，也是因为芮太个性，不服从“上级”的某一项规定，最后在各种配套的组织手段的“综合治理”下，不得不从国家队出走，从此“浪迹天涯”。
围棋界的聂卫平的国家情结也让我觉得不解，他在看到朗平率领美国国家女排打败了中国女排后说:“带着外国人打中国人，有意思吗？”
这些人的现代体育意识和修养实在太落伍了！
由某一项运动的主管部门来主持这一种体育项目的工作，使它成为此一领域的主宰，是那段历史形成的。历史的车轮滚过那个时段以后，所有的当事人都不愿意再重提那件事，因为所有当事各方都有难言之处，除了当年的成绩和所获得的荣誉以外，许多个人的思想、个人的义气用事、“上级”处理该事的具体领导的刻板的乃至不近人情的作法，都让现在的人听不懂、不理解，剩下的就只有让时间的“流水”把当年的故事冲刷干净了事。
但是，不能放手的还有对此进行的议论。现在国家每年还要把大批的国民财富投入到体育事业上来，这是几十年的传统了，它要不要被继承下去？要不要改造？这些问题早晚都要被摆上前台的。
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了辉煌战绩，一下子提振了国人的信心。也有人知道内情，把国家这些年投入的资金与金牌数相除，得出了每块金块的价值，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但不知道计算的人的原始数据是否准确。
中国人自清末成为弱国以后，自信心就成为稀缺的资源。鲁迅先生就曾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为题发表过见解。自1950年代以后，中国人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得很好。可是硬件好办，软件是细活，我们的文体事业还总不是那么让人感到自信，尤其是体育事业。中国人的体质天生不如白人身高马大，不如黑人筋骨强劲有力，就连周边的日本人、韩国人也比我们的身体素质强一些。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开始抓起，来了个全民大办体育。
记得那是1958年的事情。从苏联请来拳击师教中国人打拳击，没想到，一玩真的，在正式比赛时，在苏联运动员面前，中国拳击手就像个靶子——还是不成样的草料靶子，一下子就被打得不省人事。周总理看了十分痛心，当下决定停止比赛，事后还决定中国从此取消拳击运动。
1965年11月，周总理从日本请来原“东洋魔女”——日本贝冢女排教练大松博文，请他帮助训练中国女排的冠军队——四川女排，时间为一个月。期间，周总理亲自到现场观看了训练的过程，陪同人员（包括军人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站在一旁，不少人都看哭了。大松教练真的像个魔鬼一样，让中国姑娘练得累成了那个可怜的样子，这很让人心疼，周总理当然也很心疼，但这次他坚持住了。大松博文在已经累得爬起不来的女排队员面前野兽般地大吼，坚持完成自己制定的大运动量训练计划。许多人看不下去了，周总理却走上前去支持大松，向他表示赞许。就这样一两年后，才有了中国女排率先从三大球中脱颖而出，成了世界强队。
中国的体育与政治历来关联性极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转型,这种状况要不要改变？依我看，国家一手包办“大体育”的这种态势必需要转变，国家因素无可扭转地将被消弱，就像经济体制越来越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国家行政调控一样。
事实证明，如果不从体制上动大手术，国家包办大体育的恶果将会越加显现，不光是效率低下，还会滋生贪腐。国足圈内的那些落马的官员，吃亏就吃在国家赋予他们太大的操控权而缺少“保护性”的监督，以至于不拿白不拿，无法抗拒诱惑而走向不轨之路。而民间体育的长处，第一就表现为“监察来自上下各方”，有从中营私者极易漏馅，因而干真事、干实事的体育人才能出世，为中国迎来全面的体育“春天”。
李娜此次夺冠引来铺天盖地的相关报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体制问题。
2008年，国家网管中心的领导决定尝试国际上最通用的“职业化”。此前李娜作为国家队员，一个体制内的国家队主力，对于婆婆一般的“主管教练”余丽桥，李娜的抵触情绪很大。我不相信余是多么不好，而是那种体制赋予她的职责就是“管”字当头。对于已冲到世界级的网球明星，有如飞得最高的苍鹰，高处不胜寒，即心理活动、体能极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莫名的情绪，非当事人哪怕是名正言顺的教练也难以理解，更谈不上疏导和帮助化解了。因此，路已走到尽头。为了飞得更高更美，非职业化莫属。
我理解，“单飞”的学术化名词就是市场化，把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员、最好的心理医师、最能干和最高效的经纪人请来，才能让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球明星最好地发挥其短暂的黄金职业生涯。事实证明，在这事情上，李娜对了，网管中心对了，中国体总对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体育不应当像印度那样，在全球性的体育盛会上获得少得那么可怜的奖牌，因此国家的投入和体现全民意志的国家体制应当继续存在，只是管理的方式、方法必须变化。
再推而广之，今后在包括体育领域内所有事业单位的国家体制，都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吸取经验。
我们30年前的社会管理，政府可以包办一切，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官员都在“上级”的严密监管之下，一层一层，是一个结构致密的整体。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在战争和动乱的社会环境里是唯一的选择；而今天是发展的年代，每一个继承了原先“大政府”管理职能的权力单位都应当与时俱进，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的管理方法和试验新型的管理制度。这个开放的心态是我们取得今天成就的源泉。如果哪个部门或哪个权威人物出于部门利益和私利，试图逆此潮流而动，那个部门或那个权威人物必将付出相应的代价，更不用说做出什么成绩和贡献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各个管理部门的决策者都应当好好深思一下“李娜现象”带来的启迪。
以往某个中国运动员在某项国际体育比赛中夺冠，人们往往从他或她如何为国争光方面去议论，去赞扬。但是引发“李娜现象”的事由却与以往不同，因为这里面有个所谓“单飞”的因素在起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体育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就是“国家”的一个事业，只要你是个好苗子，“国家”就会主动找上门来，劝说和动员你的父母把你送到体校，开始走上体育事业，体育的这种“举国体制”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一个环节。
实行改革开放了，许多领域引入了市场化的机制，国家放松了对许多事业在各个领域的管制，体育是其中一个，于是在体育界出现了许多难解的“不了情”。
在乒乓球界，何智丽是个勇敢的反叛者。在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她大胆挑战“传统”，不服从“上级”决定，“上级”决定要她让球，故意输给管建华，因为上级认为，如果让管建华去对付梁英子可以更有把握为中国拿下本届比赛的女单冠军。由领导内定由谁去冲冠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上级”代表着国家，不服从“上级”决定，即使你拿了冠军，为国争了光，但“上级”还在，是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回国后，何智丽被要求写检查，后来是何智丽的老师、原国家乒乓球队主力队员孙梅英知道了这事情，写信给国务院，当时分管文体的最高领导李瑞环做了批示：“我们从不批判英雄”。尽管这样，在第二年的奥运会名单中还是没有了何智丽的名字。
如果你既没服从上级的安排，又没达到夺冠的目标，那惩罚你的理由就更多了，罚起来就更是名正言顺了，手段再“辣”点，你也别有脾气。
围棋界有一个“芮乃伟出走事件”，也是因为芮太个性，不服从“上级”的某一项规定，最后在各种配套的组织手段的“综合治理”下，不得不从国家队出走，从此“浪迹天涯”。
围棋界的聂卫平的国家情结也让我觉得不解，他在看到朗平率领美国国家女排打败了中国女排后说:“带着外国人打中国人，有意思吗？”
这些人的现代体育意识和修养实在太落伍了！
由某一项运动的主管部门来主持这一种体育项目的工作，使它成为此一领域的主宰，是那段历史形成的。历史的车轮滚过那个时段以后，所有的当事人都不愿意再重提那件事，因为所有当事各方都有难言之处，除了当年的成绩和所获得的荣誉以外，许多个人的思想、个人的义气用事、“上级”处理该事的具体领导的刻板的乃至不近人情的作法，都让现在的人听不懂、不理解，剩下的就只有让时间的“流水”把当年的故事冲刷干净了事。
但是，不能放手的还有对此进行的议论。现在国家每年还要把大批的国民财富投入到体育事业上来，这是几十年的传统了，它要不要被继承下去？要不要改造？这些问题早晚都要被摆上前台的。
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了辉煌战绩，一下子提振了国人的信心。也有人知道内情，把国家这些年投入的资金与金牌数相除，得出了每块金块的价值，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但不知道计算的人的原始数据是否准确。
中国人自清末成为弱国以后，自信心就成为稀缺的资源。鲁迅先生就曾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为题发表过见解。自1950年代以后，中国人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得很好。可是硬件好办，软件是细活，我们的文体事业还总不是那么让人感到自信，尤其是体育事业。中国人的体质天生不如白人身高马大，不如黑人筋骨强劲有力，就连周边的日本人、韩国人也比我们的身体素质强一些。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开始抓起，来了个全民大办体育。
记得那是1958年的事情。从苏联请来拳击师教中国人打拳击，没想到，一玩真的，在正式比赛时，在苏联运动员面前，中国拳击手就像个靶子——还是不成样的草料靶子，一下子就被打得不省人事。周总理看了十分痛心，当下决定停止比赛，事后还决定中国从此取消拳击运动。
1965年11月，周总理从日本请来原“东洋魔女”——日本贝冢女排教练大松博文，请他帮助训练中国女排的冠军队——四川女排，时间为一个月。期间，周总理亲自到现场观看了训练的过程，陪同人员（包括军人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站在一旁，不少人都看哭了。大松教练真的像个魔鬼一样，让中国姑娘练得累成了那个可怜的样子，这很让人心疼，周总理当然也很心疼，但这次他坚持住了。大松博文在已经累得爬起不来的女排队员面前野兽般地大吼，坚持完成自己制定的大运动量训练计划。许多人看不下去了，周总理却走上前去支持大松，向他表示赞许。就这样一两年后，才有了中国女排率先从三大球中脱颖而出，成了世界强队。
中国的体育与政治历来关联性极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转型,这种状况要不要改变？依我看，国家一手包办“大体育”的这种态势必需要转变，国家因素无可扭转地将被消弱，就像经济体制越来越依靠市场机制而不是国家行政调控一样。
事实证明，如果不从体制上动大手术，国家包办大体育的恶果将会越加显现，不光是效率低下，还会滋生贪腐。国足圈内的那些落马的官员，吃亏就吃在国家赋予他们太大的操控权而缺少“保护性”的监督，以至于不拿白不拿，无法抗拒诱惑而走向不轨之路。而民间体育的长处，第一就表现为“监察来自上下各方”，有从中营私者极易漏馅，因而干真事、干实事的体育人才能出世，为中国迎来全面的体育“春天”。
李娜此次夺冠引来铺天盖地的相关报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体制问题。
2008年，国家网管中心的领导决定尝试国际上最通用的“职业化”。此前李娜作为国家队员，一个体制内的国家队主力，对于婆婆一般的“主管教练”余丽桥，李娜的抵触情绪很大。我不相信余是多么不好，而是那种体制赋予她的职责就是“管”字当头。对于已冲到世界级的网球明星，有如飞得最高的苍鹰，高处不胜寒，即心理活动、体能极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莫名的情绪，非当事人哪怕是名正言顺的教练也难以理解，更谈不上疏导和帮助化解了。因此，路已走到尽头。为了飞得更高更美，非职业化莫属。
我理解，“单飞”的学术化名词就是市场化，把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员、最好的心理医师、最能干和最高效的经纪人请来，才能让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球明星最好地发挥其短暂的黄金职业生涯。事实证明，在这事情上，李娜对了，网管中心对了，中国体总对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体育不应当像印度那样，在全球性的体育盛会上获得少得那么可怜的奖牌，因此国家的投入和体现全民意志的国家体制应当继续存在，只是管理的方式、方法必须变化。
再推而广之，今后在包括体育领域内所有事业单位的国家体制，都可以从这件事情上吸取经验。
我们30年前的社会管理，政府可以包办一切，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官员都在“上级”的严密监管之下，一层一层，是一个结构致密的整体。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在战争和动乱的社会环境里是唯一的选择；而今天是发展的年代，每一个继承了原先“大政府”管理职能的权力单位都应当与时俱进，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的管理方法和试验新型的管理制度。这个开放的心态是我们取得今天成就的源泉。如果哪个部门或哪个权威人物出于部门利益和私利，试图逆此潮流而动，那个部门或那个权威人物必将付出相应的代价，更不用说做出什么成绩和贡献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各个管理部门的决策者都应当好好深思一下“李娜现象”带来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