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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相照暖胸怀，荣辱与共春又来。白发童颜竞献策，振兴中华喜颜开。”他总结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一门心思想国家大事、看国家发展
刚刚出版的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编写的《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一书里面记载了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第十一届中国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董寅初先生满腔热血、一心报国，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而上下求索的光辉事迹。
董寅初，1915年9月20日生于安徽合肥三河城的一个书香门第，5岁时随父离乡去上海求学。1928年秋，董寅初离开家乡，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与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同班。他的哥哥董叔照读高中，兄弟俩是学校著名的体育明星——田径100米、400米冠军，都曾参加全国比赛。
学生领袖 抗日救国
上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民族危亡。在国家多难之秋，董寅初心系国家安危，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仅16岁的董寅初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他和同学们一起拦火车从苏州奔赴南京，参加总统府前的抗日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抵御日寇。他们一到南京就被军警扣押，被关押2天后押回苏州。回到苏州后，董寅初和同学们并没有停止抗日行动，他们继续罢课，被校方开除。
这件事，在董寅初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伤痕，他立下誓言：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为驱除日寇、振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爱国主义情怀成为贯穿他一生的光辉品格。无论是祖国山河破碎之际，还是国家百废待兴之时，董寅初同志始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担当，为救国兴国而奔走，呕心沥血、义无反顾。
1934年夏，董寅初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学习。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董寅初联合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交大救国会，并被推选为救国会执行主席，成为学生领袖。全权处理“关于爱国运动对内对外一切事件”，以“最大决心，在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下，从事爱国运动”。
救国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联合上海的各大学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作为声援团的负责人，董寅初举着校旗在前面引路，声援团从徐家汇步行到江湾，声势浩大，董寅初对这次活动作了精心策划。他们午夜行动，成功地避开军警的拦截，于清晨到达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迫使吴铁城接见学生代表。并作为交大学生代表与吴铁城面谈。经过大家努力抗争，吴铁城最终允诺将学生抗日救国意向转达南京政府，完成了此次爱国抗日游行示威运动。
这次游行既防止了流血冲突，又达到了目的，董寅初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从而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在抗日的风暴和政治斗争中，董寅初逐渐成熟起来。
笔伐南洋 报业救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寅初在上海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因喜爱写作，曾担任校刊的记者兼编辑。1938年，董寅初毕业后在上海《大美晚报》任翻译，后到香港邮政汇金局任职，并兼任香港《申报》的翻译和编辑，从事新闻报业工作。此时，他兄妹6人中，大哥早夭；二哥董晓存在老家主持家务，遭土匪洗劫，一病而亡；三哥董叔照在九江溺水而亡；妹妹随母亲逃难到四川江津，天各一方，音讯全无。青年董寅初把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痛苦，转化为极大的抗日热情。
董寅初利用自己媒体人的身份，以报纸为阵地，口诛笔伐，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暴行，唤起民众抗日的斗志。向海外侨胞报道国内抗战情况，争取援助。特别是在编国际新闻时，董寅初还同香港当局斗智斗勇，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严格的审查。香港当局在检查新闻时有严格规定，不能用带有“敌”“寇”等字样的文章，他大胆地与当局玩起了捉迷藏，一会儿用“日×”替代，一会儿以“××”蒙混，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严格审查（英国当时宣称“中立”），撰写、编发大量抗日文章，产生很大影响，顺利地达到了宣传抗日的目的，受到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赞誉。
1939年8月，董寅初从香港只身来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应聘至印度尼西亚《天声日报》工作。随后创办《朝报》，自任经理兼总编辑。不久，他又联合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等报刊，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成为东南亚闻名的爱国报人。在此期间，他也收获了爱情，和湖南湘潭著名人士杨度的女儿结为夫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3月1日，日军在爪哇岛登陆，董寅初于3月3日离开巴达维亚，躲到茂场乡下。日军占据巴达维亚后开始大肆搜捕抗日人士。他的报馆有7名员工遭到逮捕。董寅初一路向东逃亡，在芝巴德附近与避难的张国基、李春鸣等抗日人士相遇，他们一起以保护侨民安全的名义，组织武装守夜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登陆。不久，他们与中国政府派驻爪哇的秘密情報小组取得联系，董寅初利用记者身份帮助他们搜集日军情报，为盟军太平洋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1942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两名年轻人在运送无线电发报机途中，被日军发觉，日军随即在爪哇开展大搜捕。董寅初又逃往泗水乡间隐藏，但不幸于于12月23日被日军宪兵逮捕。在审讯中，面对凶残的敌人，他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始终没有透露半点抗日组织的信息，坚持说组织守夜队是为了保护华侨安全。
“尽管受到拷打审问，但我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并没有屈服，相反更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董寅初回忆时说。
最后，日军给他定了3项罪名：办报发表抗日言论、逃避逮捕、组织抗日武装，判他7年牢狱。在狱中，董寅初仍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同囚室的一位荷兰人难友很钦佩他，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像赠给他，董寅初一直珍藏家中。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但爪哇日军封锁消息。通过秘密渠道获知消息后，董寅初与原巴达维亚市市长（荷兰人）以及印尼人校罗玛一起代表难友与日军谈判，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答应将关押的抗日人士分批放出。8月底，坐了日军3年半黑牢的董寅初出狱，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他成为南洋华侨中闻名的抗日英雄和华侨领袖，被推选为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 四海归心 实业报国
印尼“糖王”、建源公司老板黄仲涌之子黄宗诒是和董寅初一起坐牢的难友，出狱后便慕名邀请董寅初加盟建源公司，董寅初由此投身实业界。
在海外生活多年、有众多海外关系的董寅初，从未忘记自己的报国理想。美国政府曾希望他加入美国籍，他一口回绝，郑重地讲：“我是中国人，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1947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担任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
建源公司，是福建人黄季信创办，时为印尼最大企业，在广东、上海也办有糖厂、橡胶厂、酒精厂。在抗日战争中，工厂受到严重破坏，机器设备被日军拆卸运回日本。董寅初到任后，便着手恢复建源公司的产业，发展民族工业，在浦东陆家嘴建成亚洲最大酒精厂。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市场物价飞涨，工厂恢复缓慢，经营十分困难，董寅初“振兴实业”的梦想无法实现。1949年，当上海解放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劝他出国。但董寅初毅然决定留下来，保护他辛苦恢复的工厂，不让国民党特务破坏。
上海解放不久，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董寅初用了一年时间，重建了已停业18个月的亚洲最大的酒精厂“建源公司”，将酒精厂改为上海溶剂厂，恢复生产。该厂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批高级化学溶剂，他利用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组织货源，冲破反华势力的封锁线，把大量日用品化整为零运进上海，解决了上海市场的燃眉之急，对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董寅初耳闻目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界鼓足干劲医治战争创伤，使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快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6年，董寅初率先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把上海溶剂厂和他创办的另两家企业第一批进入公私合营行列，他先后任合营总公司副经理，华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董寅初还多次慷慨捐出巨资，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片丹心赤忱可见。
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董寅初找到了实现救国强国的力量。董寅初曾讲，他对中国共产党最直接的认识，是从上海解放时，亲眼目睹解放军战士露宿马路边开始的。1956年，董寅初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聆听其殷殷教诲，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董寅初始终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集中中国现代史以来的历史事实而得出的千真万确的结论。与日月同辉，使四海归心，中国共产党无愧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爱侨爱党 参政兴国
1956年，董寅初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后任主席，从此献身侨务工作。他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40多万元，创建华侨大厦，使之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中心。华侨大厦几经改建，至今已成为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巍然矗立在延安中路129号。踏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大厅，迎面金光闪闪的“华侨之家”几个大字，便是董寅初亲笔题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更大的热情向海外朋友宣传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号召“三胞”回祖国投资，主动做好外引内联。
1980年，董寅初加入致公党，并受致公党中央领导的委托，开始着手在上海筹建地方组织的工作。先后担任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致公党在上海建立组织时间不久，尽管急需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但他提出，一定要以对致公党事业负责的态度，严格根据有关章程规定，把緊发展质量关，确保党员具有较高素质，不能为单纯完成指标发展党员。当时发展党员的审批工作都是在主委会议上进行的。董寅初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要求组织部门的同志一定要对申请对象的情况反复了解、充分核实，不仅要去他们所在的单位或者街道，还要去各级侨联，多方听取意见，只有条件成熟，才能发展进党。他把多党合作的理念贯穿在实际行动中。在党员发展过程中，他叮嘱组织部门一定要把工作做细，争取被发展对象所在单位的中共党组织的支持。遇到有发展对象同时被其他兄弟民主党派相中的情况，他也不会去“抢人”，而是充分尊重发展对象自己的意见。他真心诚意地指出：“发展致公党员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共和其他兄弟民主党派合作，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在董寅初的领导下，致公党上海组织从无到有，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成为上海民主政治体制中一支特色鲜明的队伍。董寅初也被上海的致公党员们亲切地称为组织“当之无愧的缔造者”。1983年，董寅初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88年12月和1992年12月，董寅初当选第九、十届致公党中央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从北京德胜门桥北望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办公楼，最耀眼的是顶层四个大字——“致力为公”。这四个字已经成为致公党的宗旨。最先叫响“致力为公”的，便是董寅初先生。在担任致公党主席期间，他带领致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国是建言、为发展献策。且一直在思考致公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致公党的宗旨是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他理直气壮地提出：“致公、致公，致力为公”，“致公党就是‘致力为公’”。从此，“致力为公”成为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响亮称谓，得到了广大致公党员的认同和拥护，成为致公党凝聚全党力量、开拓奋进的响亮号角。
在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期间，董寅初坚持以“侨”搭桥，10年间协助引进港币7.8亿元、美元14.1亿元，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发，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和交大老同学、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学家林同琰一起，提出开发浦东、修建浦东大桥等重要建议，并多次陪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专家学者考察浦东。他的很多重要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们的肯定。他还关心海外华人华侨的发展、变迁，并与港澳台同胞广泛联系，与台湾的高层人物接触，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他还撰写大量文章，其中《关于美国华侨华人演变和现状的探讨》、《关于加强海外华侨工作的探讨》等，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侨务工作加以研究、探索，为政府招商引资、制定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充分显示了她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理想追求和崇高风范。
2000年，在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75周年之际，华文出版社把他的文章结集为《董寅初文集》出版。
董寅初经常说，“致公党是侨党，‘侨’既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也是我们的特色。”他利用自己在侨界的声望和致公党的特色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协助政府贯彻落实侨务政策。他时刻关注海外侨情的新变化，深入了解华侨华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为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侨务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9年底，董寅初代表致公党出席了美国洪门致公总堂新春团拜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90年6月，他带领中国致公党代表团出访菲律宾，参加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在海外引起了积极反响。1993年，致公党邀请澳大利亚洪门民治党、大溪地致公总堂和中华会馆访华，1994年又邀请秘鲁洪门民治党总支部、澳大利亚悉尼致公总堂访华。特别是1995年10月，致公党成立70周年之际，邀请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牙买加、墨西哥和菲律宾等7个国家15个华侨华人社团来京参加纪念活动。在董寅初的领导下，致公党的海外联谊遍及南北美洲、欧洲、澳洲和东南亚各国，海外联谊前所未有的高潮。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经济日益好转、社会发展欣欣向荣，这一切使其深信：这是人民的党，是带领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繁荣的党。而与三代中共领导人的结缘，使董寅初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得到了升华，无论在任何时候，他始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文革期间历经磨难，也不改初心。有人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他回答：“当时我回到内地是为了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后悔！”有人劝他躲一躲，他断然拒绝。跟着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董寅初坚定不移的政治选择。
董寅初总结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一门心思想国家大事、看国家发展。他的一首诗，最能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信和深情：
肝胆相照暖胸怀，
荣辱与共春又来。
白发童颜竞献策，
振兴中华喜颜开。
责任编辑 李菡丹
刚刚出版的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编写的《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一书里面记载了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九、十届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第十一届中国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董寅初先生满腔热血、一心报国，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而上下求索的光辉事迹。
董寅初，1915年9月20日生于安徽合肥三河城的一个书香门第，5岁时随父离乡去上海求学。1928年秋，董寅初离开家乡，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与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同班。他的哥哥董叔照读高中，兄弟俩是学校著名的体育明星——田径100米、400米冠军，都曾参加全国比赛。
学生领袖 抗日救国
上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民族危亡。在国家多难之秋，董寅初心系国家安危，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仅16岁的董寅初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他和同学们一起拦火车从苏州奔赴南京，参加总统府前的抗日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抵御日寇。他们一到南京就被军警扣押，被关押2天后押回苏州。回到苏州后，董寅初和同学们并没有停止抗日行动，他们继续罢课，被校方开除。
这件事，在董寅初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伤痕，他立下誓言：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为驱除日寇、振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爱国主义情怀成为贯穿他一生的光辉品格。无论是祖国山河破碎之际，还是国家百废待兴之时，董寅初同志始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担当，为救国兴国而奔走，呕心沥血、义无反顾。
1934年夏，董寅初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实业管理系学习。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董寅初联合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交大救国会，并被推选为救国会执行主席，成为学生领袖。全权处理“关于爱国运动对内对外一切事件”，以“最大决心，在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下，从事爱国运动”。
救国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联合上海的各大学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作为声援团的负责人，董寅初举着校旗在前面引路，声援团从徐家汇步行到江湾，声势浩大，董寅初对这次活动作了精心策划。他们午夜行动，成功地避开军警的拦截，于清晨到达江湾国民党市政府，迫使吴铁城接见学生代表。并作为交大学生代表与吴铁城面谈。经过大家努力抗争，吴铁城最终允诺将学生抗日救国意向转达南京政府，完成了此次爱国抗日游行示威运动。
这次游行既防止了流血冲突，又达到了目的，董寅初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从而在学生中树立了威信。在抗日的风暴和政治斗争中，董寅初逐渐成熟起来。
笔伐南洋 报业救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董寅初在上海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因喜爱写作，曾担任校刊的记者兼编辑。1938年，董寅初毕业后在上海《大美晚报》任翻译，后到香港邮政汇金局任职，并兼任香港《申报》的翻译和编辑，从事新闻报业工作。此时，他兄妹6人中，大哥早夭；二哥董晓存在老家主持家务，遭土匪洗劫，一病而亡；三哥董叔照在九江溺水而亡；妹妹随母亲逃难到四川江津，天各一方，音讯全无。青年董寅初把国难当头、家破人亡的痛苦，转化为极大的抗日热情。
董寅初利用自己媒体人的身份，以报纸为阵地，口诛笔伐，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暴行，唤起民众抗日的斗志。向海外侨胞报道国内抗战情况，争取援助。特别是在编国际新闻时，董寅初还同香港当局斗智斗勇，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严格的审查。香港当局在检查新闻时有严格规定，不能用带有“敌”“寇”等字样的文章，他大胆地与当局玩起了捉迷藏，一会儿用“日×”替代，一会儿以“××”蒙混，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严格审查（英国当时宣称“中立”），撰写、编发大量抗日文章，产生很大影响，顺利地达到了宣传抗日的目的，受到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赞誉。
1939年8月，董寅初从香港只身来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应聘至印度尼西亚《天声日报》工作。随后创办《朝报》，自任经理兼总编辑。不久，他又联合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等报刊，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成为东南亚闻名的爱国报人。在此期间，他也收获了爱情，和湖南湘潭著名人士杨度的女儿结为夫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3月1日，日军在爪哇岛登陆，董寅初于3月3日离开巴达维亚，躲到茂场乡下。日军占据巴达维亚后开始大肆搜捕抗日人士。他的报馆有7名员工遭到逮捕。董寅初一路向东逃亡，在芝巴德附近与避难的张国基、李春鸣等抗日人士相遇，他们一起以保护侨民安全的名义，组织武装守夜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登陆。不久，他们与中国政府派驻爪哇的秘密情報小组取得联系，董寅初利用记者身份帮助他们搜集日军情报，为盟军太平洋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1942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两名年轻人在运送无线电发报机途中，被日军发觉，日军随即在爪哇开展大搜捕。董寅初又逃往泗水乡间隐藏，但不幸于于12月23日被日军宪兵逮捕。在审讯中，面对凶残的敌人，他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始终没有透露半点抗日组织的信息，坚持说组织守夜队是为了保护华侨安全。
“尽管受到拷打审问，但我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并没有屈服，相反更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董寅初回忆时说。
最后，日军给他定了3项罪名：办报发表抗日言论、逃避逮捕、组织抗日武装，判他7年牢狱。在狱中，董寅初仍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同囚室的一位荷兰人难友很钦佩他，为他画了一张素描像赠给他，董寅初一直珍藏家中。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但爪哇日军封锁消息。通过秘密渠道获知消息后，董寅初与原巴达维亚市市长（荷兰人）以及印尼人校罗玛一起代表难友与日军谈判，据理力争，日方不得不答应将关押的抗日人士分批放出。8月底，坐了日军3年半黑牢的董寅初出狱，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他成为南洋华侨中闻名的抗日英雄和华侨领袖，被推选为中华侨团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 四海归心 实业报国
印尼“糖王”、建源公司老板黄仲涌之子黄宗诒是和董寅初一起坐牢的难友，出狱后便慕名邀请董寅初加盟建源公司，董寅初由此投身实业界。
在海外生活多年、有众多海外关系的董寅初，从未忘记自己的报国理想。美国政府曾希望他加入美国籍，他一口回绝，郑重地讲：“我是中国人，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1947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担任建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
建源公司，是福建人黄季信创办，时为印尼最大企业，在广东、上海也办有糖厂、橡胶厂、酒精厂。在抗日战争中，工厂受到严重破坏，机器设备被日军拆卸运回日本。董寅初到任后，便着手恢复建源公司的产业，发展民族工业，在浦东陆家嘴建成亚洲最大酒精厂。
然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市场物价飞涨，工厂恢复缓慢，经营十分困难，董寅初“振兴实业”的梦想无法实现。1949年，当上海解放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劝他出国。但董寅初毅然决定留下来，保护他辛苦恢复的工厂，不让国民党特务破坏。
上海解放不久，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董寅初用了一年时间，重建了已停业18个月的亚洲最大的酒精厂“建源公司”，将酒精厂改为上海溶剂厂，恢复生产。该厂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第一批高级化学溶剂，他利用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组织货源，冲破反华势力的封锁线，把大量日用品化整为零运进上海，解决了上海市场的燃眉之急，对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董寅初耳闻目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界鼓足干劲医治战争创伤，使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快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1956年，董寅初率先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把上海溶剂厂和他创办的另两家企业第一批进入公私合营行列，他先后任合营总公司副经理，华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董寅初还多次慷慨捐出巨资，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片丹心赤忱可见。
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董寅初找到了实现救国强国的力量。董寅初曾讲，他对中国共产党最直接的认识，是从上海解放时，亲眼目睹解放军战士露宿马路边开始的。1956年，董寅初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聆听其殷殷教诲，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董寅初始终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集中中国现代史以来的历史事实而得出的千真万确的结论。与日月同辉，使四海归心，中国共产党无愧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爱侨爱党 参政兴国
1956年，董寅初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后任主席，从此献身侨务工作。他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40多万元，创建华侨大厦，使之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和归侨侨眷中心。华侨大厦几经改建，至今已成为几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巍然矗立在延安中路129号。踏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大厅，迎面金光闪闪的“华侨之家”几个大字，便是董寅初亲笔题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更大的热情向海外朋友宣传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号召“三胞”回祖国投资，主动做好外引内联。
1980年，董寅初加入致公党，并受致公党中央领导的委托，开始着手在上海筹建地方组织的工作。先后担任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建设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致公党在上海建立组织时间不久，尽管急需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但他提出，一定要以对致公党事业负责的态度，严格根据有关章程规定，把緊发展质量关，确保党员具有较高素质，不能为单纯完成指标发展党员。当时发展党员的审批工作都是在主委会议上进行的。董寅初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要求组织部门的同志一定要对申请对象的情况反复了解、充分核实，不仅要去他们所在的单位或者街道，还要去各级侨联，多方听取意见，只有条件成熟，才能发展进党。他把多党合作的理念贯穿在实际行动中。在党员发展过程中，他叮嘱组织部门一定要把工作做细，争取被发展对象所在单位的中共党组织的支持。遇到有发展对象同时被其他兄弟民主党派相中的情况，他也不会去“抢人”，而是充分尊重发展对象自己的意见。他真心诚意地指出：“发展致公党员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共和其他兄弟民主党派合作，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
在董寅初的领导下，致公党上海组织从无到有，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成为上海民主政治体制中一支特色鲜明的队伍。董寅初也被上海的致公党员们亲切地称为组织“当之无愧的缔造者”。1983年，董寅初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并担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88年12月和1992年12月，董寅初当选第九、十届致公党中央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从北京德胜门桥北望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办公楼，最耀眼的是顶层四个大字——“致力为公”。这四个字已经成为致公党的宗旨。最先叫响“致力为公”的，便是董寅初先生。在担任致公党主席期间，他带领致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国是建言、为发展献策。且一直在思考致公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致公党的宗旨是什么？经过深思熟虑，他理直气壮地提出：“致公、致公，致力为公”，“致公党就是‘致力为公’”。从此，“致力为公”成为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响亮称谓，得到了广大致公党员的认同和拥护，成为致公党凝聚全党力量、开拓奋进的响亮号角。
在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期间，董寅初坚持以“侨”搭桥，10年间协助引进港币7.8亿元、美元14.1亿元，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扩大对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上海浦东的开发，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他和交大老同学、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学家林同琰一起，提出开发浦东、修建浦东大桥等重要建议，并多次陪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专家学者考察浦东。他的很多重要意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专家们的肯定。他还关心海外华人华侨的发展、变迁，并与港澳台同胞广泛联系，与台湾的高层人物接触，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他还撰写大量文章，其中《关于美国华侨华人演变和现状的探讨》、《关于加强海外华侨工作的探讨》等，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侨务工作加以研究、探索，为政府招商引资、制定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充分显示了她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理想追求和崇高风范。
2000年，在纪念中国致公党成立75周年之际，华文出版社把他的文章结集为《董寅初文集》出版。
董寅初经常说，“致公党是侨党，‘侨’既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也是我们的特色。”他利用自己在侨界的声望和致公党的特色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协助政府贯彻落实侨务政策。他时刻关注海外侨情的新变化，深入了解华侨华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为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侨务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9年底，董寅初代表致公党出席了美国洪门致公总堂新春团拜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90年6月，他带领中国致公党代表团出访菲律宾，参加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在海外引起了积极反响。1993年，致公党邀请澳大利亚洪门民治党、大溪地致公总堂和中华会馆访华，1994年又邀请秘鲁洪门民治党总支部、澳大利亚悉尼致公总堂访华。特别是1995年10月，致公党成立70周年之际，邀请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牙买加、墨西哥和菲律宾等7个国家15个华侨华人社团来京参加纪念活动。在董寅初的领导下，致公党的海外联谊遍及南北美洲、欧洲、澳洲和东南亚各国，海外联谊前所未有的高潮。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经济日益好转、社会发展欣欣向荣，这一切使其深信：这是人民的党，是带领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繁荣的党。而与三代中共领导人的结缘，使董寅初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得到了升华，无论在任何时候，他始终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文革期间历经磨难，也不改初心。有人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他回答：“当时我回到内地是为了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后悔！”有人劝他躲一躲，他断然拒绝。跟着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董寅初坚定不移的政治选择。
董寅初总结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一门心思想国家大事、看国家发展。他的一首诗，最能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信和深情：
肝胆相照暖胸怀，
荣辱与共春又来。
白发童颜竞献策，
振兴中华喜颜开。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