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句“把他杀掉”，江山话就有四种说法。这个位于浙西南深处的小县城，重峦叠翠，转过一道山岭，所说的方言就大相径庭。
在当年军统局机要处，叽叽呱呱的江山话成了工作语言。江山人向“老板”戴笠报告时，所操的一口家乡话让外人如坠云雾。
15岁加入军统（1943年）的江山人王庆莲，至今仍记得，在重庆罗家湾军统礼堂，“戴老板”每周都要对局本部人员进行长篇训示。
“他在台上一讲就两三个小时，有时忘了喊‘稍息’，我们就笔挺地站着。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战局，我们一刻也不敢走神。有时他话里露出江山口音，我只好使劲憋住笑，心想这话别人哪里听得懂……”
戴笠在故乡江山的遗迹如今只剩一处保安乡的故居，已经84岁高龄的王庆莲去过五六趟。“一到那里，看到墙头挂满戴老板的照片，我就不自觉地脚跟并拢、腰板挺直。”说着，一股肃穆之情开始在老人脸上凝住，往事的光彩与忧伤，在皱褶里来回打转。“我从来不看现在的谍战片，一见到电视里的人穿着军装制服，我就看不下去。”
那不是王庆莲心目中的戴笠，更抹煞了她记忆深处的军统生涯。
江山帮
缎子旗袍、漆皮鞋、交际舞会和点缀其间的美国大兵，是军统三年生活里让王庆莲最为留恋的，以至于盘旋重庆上空的敌机和十小时的译电工作，都已沦为她记忆中的背景。
那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世界，远离家乡的碧水、青山、雄关，和近乎避世的生活。
她至今仍记得收到录取通知时，老母亲把她的肩膀摇得直晃，“说是让我瞎猫逮着了死耗子”。15岁的她，对军统的工作性质一无所知。母亲代为在峡口镇常设的军统江山办事处报了名，那里离戴笠老家保安乡步行不出一小时。
同批招收的二十个江山人，有两个还走了后门，都是重庆军统局本部科长、处长的直系亲属。卡车拉着一车斗人经半个多月才抵达重庆，那时王庆莲才发现同伴之间都有拐了弯的亲戚关系。
她最早被分配在重庆磁器口的军统训练班当打字员，那里便是后人谈之色变的中美合作所。但王庆莲嫌磁器口地方荒僻，申请调到罗家湾局本部当译电员。“大概上面看我是江山人，二话没说就批了。”王庆莲说。
军统局译电科的大办公室里，八个股长中有七个是老乡，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也是江山人。当时，大家都管王庆莲叫“哪尼鬼”（江山话：小姑娘）。
除了每周的例会，见到“老板”戴笠的机会很少。有时从窗口望见大礼堂楼上“甲室”亮着灯，一辆眼熟的黑色轿车在操场等候，她猜测“老板”正在局本部办公。
趁一次“老板”离开重庆的机会，王庆莲和几个同事到戴笠的私宅曾家岩公馆一探究竟。“那所宅子阴气森森的，一进门就是暗道，我都忘了怎么走路。”好在她意外发现，宅子里的警卫、仆从、厨师，也都是江山人。“那时，随意进出戴公馆，是江山人的特权。”
第一次单独撞上“老板”时，王庆莲正裹着一袭睡衣踱回宿舍。看到那个长下巴颌儿、眼睛长得有点开的中年人，在三五随员簇拥下向这个方向走来，她扭捏着躲到路牙边，不想却被叫住：“哪尼鬼！”等她回过神，戴笠已经走远。
王庆莲没想到，这个在公共场合总是和蒋介石相随左右的重要人物，一见之下竟是这样亲切。
花街口
这些年里，江山的军统同事一个个相继离世。先后进入军统局的江山人数以千计，戴笠手下就出了14个将级军官和不下百名校级军官。戴笠及其继任者毛人凤，和军统元老毛万里、毛森，合称“三毛一戴”，是军统“江山帮”的台柱。
当初的“哪尼鬼”王庆莲，现如今已是军统在江山的最后一位直接见证人。她1943年加入军统，1946年就退伍回到江山。现在她居住的胡同里，“以前家家都是‘军统’的人。唯独不是的一家，‘文革’时到处贴我们的大字报。”
这条一端紧邻着江山县城南市街的胡同，叫“花街”。至今尚存往日气息的，只有巷口雕饰考究的石牌坊。王庆莲说，那里是他舅舅家出资建造的，舅舅王薇曾是军统译电科华南股的股长。
戴笠在蒋介石身边权倾一时，也荫泽了江山的建设。江山老县城南市的几条街道，路两旁栽种的城中罕见的法国梧桐，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花街口处在江山老县城的中心位置，距戴笠的老家保安村还有近五十公里。当初从保安加入军统的人为江山之最，只是如今旧家败零，这些人多在解放后各奔东西。
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到1955年的“肃反”，对戴笠的揭批和丑化，在“文革”前后达到顶峰。“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共魔王”等帽子，都是那个年代的发明。花街口的老住户受其连累，多被打成“黑五类”，王庆莲的舅舅一关就是20年。王庆莲自辩并没有参加内战，也难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
各种揪斗戴笠及其爪牙的“大字报”更是荒诞不经，有些还混入了当地文史档案所，充作真伪难辨的“史料”。
在政协江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的资料里，有这么一则戴笠走上反共歧路的记载：戴笠在栖霞关的竹林里，路见一幼女顿起淫念，正欲行淫之际，被一好汉候个正着。戴笠求饶不过，被迫立下《悔过书》。后来好汉加入了共产党，因遭戴笠嫉恨，私仇公报，终死军统之手。
这则记述混合着话本小说的语调，把江山戴笠写成一个西门庆、镇关西式的人物，那个好汉也被安上了一个真人真名——保安当地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华荣春。记述中更杜撰出一个荒谬的细节，称戴笠和留守江山的儿子戴藏宜密电往来，下手的暗号是“干湿得活（杀人见血）”。这明显伪造的电文，成了存于江山政协档案科的史料，后为不少戴笠研究著作所采用。
从事戴笠研究30多年的江山当地人毛作元说：“像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关于戴笠早年在家乡逞恶、从小惯偷善骗、吃喝嫖赌俱全的说法，大多缺乏真凭实据。”
戴公馆
曾供职于江山政协档案科的毛作元以戴笠研究为业，始于他意识到“戴笠之死能引起美联社的报道，这在江山前无古人”。
1988年，毛作元重访戴笠故居遗址——别号“率性斋”的戴公馆，却只见到一片断壁残垣。寻访遍周边故家，只打听到一户姜姓石匠曾在年少时见过戴笠。
那是1945年，戴笠陪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沦陷区，为建气象站配合美海军作战选址，顺道从闽东返家。这也是戴公馆落成之后，戴笠生前唯一一次亲身入住。听说戴笠返乡，平日出入家门锦衣华服的戴笠儿子戴藏宜、胞弟戴春榜，连忙换下那身摆阔的行头，换上朴素的布衫。平日从不离手、藏有暗器的文明棍，戴春榜也赶紧收了起来。据说，戴笠每次回到乡里，总要在离家五里地外步行到家，在门口向迎接他的母亲下跪请安。
戴笠自谓“整整受了十年严格的母教，经数百次痛苦的笞楚，才成为今天的我”，他常借《孟子》那套“苦其心智”的修身术训示属下，家里人也都对他敬畏三分。
戴家一门，堂兄戴春阳早年留日学医，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戴笠还有两个侄子留学日本学医，后来也为军统服务。“这样的家庭在保安算得上书香门第了。”毛作元说，上世纪80年代他上书要求恢复戴公馆，江山县政府拨下3000元的维修金。但新华社的一则内参，却让事情一搁就是十年。内参上说：“江山人为特务头子修屋，岂有此理。”
1994年，旧案重提，意在开发旅游业的江山市政府（1987年江山撤县为市）终于将戴笠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所门洞尤多的宅子，计有87扇门、122扇窗，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写道：“所有设计皆为杀人逃生。”
戴宅前高后低，据说这样有利于隐蔽重要设施。在最低层的房内，戴笠安装了一部军用发报机，便于常在外地的他与家中老母联络，也是为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收集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戴宅中，有的门高达2米，据说这是便于在危急时搬走重要物件；有的门却又显得低矮，仅供一人侧身而过，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旁人偷视前后情况；而有的门却只能弯腰进出，这是为了发生突发事件时阻挡追兵。更绝的是有一扇门与地下暗梯连接，开关设在墙脚根，旁人根本注意不到。险象环生时，用脚轻轻一拨，门就能打开，人可以顺着暗梯下到地室，再从地室小门里逃出。而这地室小门又隐藏在墙边的一处乱草丛中，外人无从识破。
戴笠在后三层内特别设制的暗梯，则更为惊奇。在卧室不到20平方米的两个小房间里，除了一些普通的家具外，最显眼的是在木板墙上挂有一幅山水图。掀开图画，拉开木板上的一把暗门拉条，一个圆形状的楼梯豁然出现在眼前，而在梯道边上还有一小块空位。
据说，当年戴笠在室内与人交谈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就站在木板背后的这块空位里。通过木板上细小的洞眼，卫兵就观察着室内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不知当年有多少达官贵人在这里面对戴笠谈笑风生，却全不知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如此杀机布置，难免让人生寒。
归乡客
在外表平平无奇的戴公馆，前来寻访戴笠生前气息的游客，为从佛龛后发现的一道暗梯或从电讯秘室突然斜出的一道暗哨，而感到某种满足。戴笠以及由他衍生出来的“江山军统文化”，俨然已成当地的品牌。
曾有人呼吁在江山为戴笠重修祖坟，但终未动土。就在离戴公馆不出千步的保安乡华龙溪村，还立着烈士华荣春（即轶事中那位好汉）的墓碑。每逢清明，乡政府和市档案馆都会抽调人手前来祭扫。
戴公馆一处遗迹的复原，已经足够吸引好奇的游人或是怀旧的故人前来凭吊。“戴笠一生毁谤有之，功过未定，说他是英雄可能抬高了，但他肯定是爱国的。”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从台湾返乡省亲的前军统少将毛森如是说。
在戴公馆的任何一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对着苍翠的江郎山。17岁的戴笠曾率一班友人登山，鉴古论今，颇有呈一时英豪之侠气。
江郎山口的仙霞关，扼闽赣浙三省门户，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末黄巢、清末石达开也曾在此用兵，养成了尚武的民风。当年跟随戴笠的6个文溪小学四年级学生中，出了3个军统少将。
50年过去，这些军统故人已垂垂老朽。若当年留在大陆，他们恐难逃一劫，如今归乡却受到了礼遇。失散多年的老同事在花街口和王庆莲重聚，见她一人独居祖屋，一脸雨打风吹去。“哪尼鬼，你怎么那么傻，那时不跟我们走？”王庆莲只觉得一肚子话憋到嘴边，却只说了一句：“能活着就好，共产党也养我二十年了。”
今年3月16日的《今日江山》，发文历数了生活在台湾的江山籍老人。王庆莲架起老花镜，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捐助创建江山育才中学的毛森，设立江山中学奖学金的王蒲臣……他们做善事是应该的，当年他们都曾享‘老板’的福。”
在戴笠故居的影壁上，题着毛泽东的老师章士钊挽戴笠联：“生为国家 死为国家 平生俱侠义风 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 乱世行春秋事 是非留待后人评”。
在当年军统局机要处，叽叽呱呱的江山话成了工作语言。江山人向“老板”戴笠报告时，所操的一口家乡话让外人如坠云雾。
15岁加入军统（1943年）的江山人王庆莲，至今仍记得，在重庆罗家湾军统礼堂，“戴老板”每周都要对局本部人员进行长篇训示。
“他在台上一讲就两三个小时，有时忘了喊‘稍息’，我们就笔挺地站着。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战局，我们一刻也不敢走神。有时他话里露出江山口音，我只好使劲憋住笑，心想这话别人哪里听得懂……”
戴笠在故乡江山的遗迹如今只剩一处保安乡的故居，已经84岁高龄的王庆莲去过五六趟。“一到那里，看到墙头挂满戴老板的照片，我就不自觉地脚跟并拢、腰板挺直。”说着，一股肃穆之情开始在老人脸上凝住，往事的光彩与忧伤，在皱褶里来回打转。“我从来不看现在的谍战片，一见到电视里的人穿着军装制服，我就看不下去。”
那不是王庆莲心目中的戴笠，更抹煞了她记忆深处的军统生涯。
江山帮
缎子旗袍、漆皮鞋、交际舞会和点缀其间的美国大兵，是军统三年生活里让王庆莲最为留恋的，以至于盘旋重庆上空的敌机和十小时的译电工作，都已沦为她记忆中的背景。
那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世界，远离家乡的碧水、青山、雄关，和近乎避世的生活。
她至今仍记得收到录取通知时，老母亲把她的肩膀摇得直晃，“说是让我瞎猫逮着了死耗子”。15岁的她，对军统的工作性质一无所知。母亲代为在峡口镇常设的军统江山办事处报了名，那里离戴笠老家保安乡步行不出一小时。
同批招收的二十个江山人，有两个还走了后门，都是重庆军统局本部科长、处长的直系亲属。卡车拉着一车斗人经半个多月才抵达重庆，那时王庆莲才发现同伴之间都有拐了弯的亲戚关系。
她最早被分配在重庆磁器口的军统训练班当打字员，那里便是后人谈之色变的中美合作所。但王庆莲嫌磁器口地方荒僻，申请调到罗家湾局本部当译电员。“大概上面看我是江山人，二话没说就批了。”王庆莲说。
军统局译电科的大办公室里，八个股长中有七个是老乡，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也是江山人。当时，大家都管王庆莲叫“哪尼鬼”（江山话：小姑娘）。
除了每周的例会，见到“老板”戴笠的机会很少。有时从窗口望见大礼堂楼上“甲室”亮着灯，一辆眼熟的黑色轿车在操场等候，她猜测“老板”正在局本部办公。
趁一次“老板”离开重庆的机会，王庆莲和几个同事到戴笠的私宅曾家岩公馆一探究竟。“那所宅子阴气森森的，一进门就是暗道，我都忘了怎么走路。”好在她意外发现，宅子里的警卫、仆从、厨师，也都是江山人。“那时，随意进出戴公馆，是江山人的特权。”
第一次单独撞上“老板”时，王庆莲正裹着一袭睡衣踱回宿舍。看到那个长下巴颌儿、眼睛长得有点开的中年人，在三五随员簇拥下向这个方向走来，她扭捏着躲到路牙边，不想却被叫住：“哪尼鬼！”等她回过神，戴笠已经走远。
王庆莲没想到，这个在公共场合总是和蒋介石相随左右的重要人物，一见之下竟是这样亲切。
花街口
这些年里，江山的军统同事一个个相继离世。先后进入军统局的江山人数以千计，戴笠手下就出了14个将级军官和不下百名校级军官。戴笠及其继任者毛人凤，和军统元老毛万里、毛森，合称“三毛一戴”，是军统“江山帮”的台柱。
当初的“哪尼鬼”王庆莲，现如今已是军统在江山的最后一位直接见证人。她1943年加入军统，1946年就退伍回到江山。现在她居住的胡同里，“以前家家都是‘军统’的人。唯独不是的一家，‘文革’时到处贴我们的大字报。”
这条一端紧邻着江山县城南市街的胡同，叫“花街”。至今尚存往日气息的，只有巷口雕饰考究的石牌坊。王庆莲说，那里是他舅舅家出资建造的，舅舅王薇曾是军统译电科华南股的股长。
戴笠在蒋介石身边权倾一时，也荫泽了江山的建设。江山老县城南市的几条街道，路两旁栽种的城中罕见的法国梧桐，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花街口处在江山老县城的中心位置，距戴笠的老家保安村还有近五十公里。当初从保安加入军统的人为江山之最，只是如今旧家败零，这些人多在解放后各奔东西。
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到1955年的“肃反”，对戴笠的揭批和丑化，在“文革”前后达到顶峰。“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共魔王”等帽子，都是那个年代的发明。花街口的老住户受其连累，多被打成“黑五类”，王庆莲的舅舅一关就是20年。王庆莲自辩并没有参加内战，也难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
各种揪斗戴笠及其爪牙的“大字报”更是荒诞不经，有些还混入了当地文史档案所，充作真伪难辨的“史料”。
在政协江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撰的资料里，有这么一则戴笠走上反共歧路的记载：戴笠在栖霞关的竹林里，路见一幼女顿起淫念，正欲行淫之际，被一好汉候个正着。戴笠求饶不过，被迫立下《悔过书》。后来好汉加入了共产党，因遭戴笠嫉恨，私仇公报，终死军统之手。
这则记述混合着话本小说的语调，把江山戴笠写成一个西门庆、镇关西式的人物，那个好汉也被安上了一个真人真名——保安当地共产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华荣春。记述中更杜撰出一个荒谬的细节，称戴笠和留守江山的儿子戴藏宜密电往来，下手的暗号是“干湿得活（杀人见血）”。这明显伪造的电文，成了存于江山政协档案科的史料，后为不少戴笠研究著作所采用。
从事戴笠研究30多年的江山当地人毛作元说：“像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关于戴笠早年在家乡逞恶、从小惯偷善骗、吃喝嫖赌俱全的说法，大多缺乏真凭实据。”
戴公馆
曾供职于江山政协档案科的毛作元以戴笠研究为业，始于他意识到“戴笠之死能引起美联社的报道，这在江山前无古人”。
1988年，毛作元重访戴笠故居遗址——别号“率性斋”的戴公馆，却只见到一片断壁残垣。寻访遍周边故家，只打听到一户姜姓石匠曾在年少时见过戴笠。
那是1945年，戴笠陪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沦陷区，为建气象站配合美海军作战选址，顺道从闽东返家。这也是戴公馆落成之后，戴笠生前唯一一次亲身入住。听说戴笠返乡，平日出入家门锦衣华服的戴笠儿子戴藏宜、胞弟戴春榜，连忙换下那身摆阔的行头，换上朴素的布衫。平日从不离手、藏有暗器的文明棍，戴春榜也赶紧收了起来。据说，戴笠每次回到乡里，总要在离家五里地外步行到家，在门口向迎接他的母亲下跪请安。
戴笠自谓“整整受了十年严格的母教，经数百次痛苦的笞楚，才成为今天的我”，他常借《孟子》那套“苦其心智”的修身术训示属下，家里人也都对他敬畏三分。
戴家一门，堂兄戴春阳早年留日学医，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戴笠还有两个侄子留学日本学医，后来也为军统服务。“这样的家庭在保安算得上书香门第了。”毛作元说，上世纪80年代他上书要求恢复戴公馆，江山县政府拨下3000元的维修金。但新华社的一则内参，却让事情一搁就是十年。内参上说：“江山人为特务头子修屋，岂有此理。”
1994年，旧案重提，意在开发旅游业的江山市政府（1987年江山撤县为市）终于将戴笠故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所门洞尤多的宅子，计有87扇门、122扇窗，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写道：“所有设计皆为杀人逃生。”
戴宅前高后低，据说这样有利于隐蔽重要设施。在最低层的房内，戴笠安装了一部军用发报机，便于常在外地的他与家中老母联络，也是为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收集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
戴宅中，有的门高达2米，据说这是便于在危急时搬走重要物件；有的门却又显得低矮，仅供一人侧身而过，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旁人偷视前后情况；而有的门却只能弯腰进出，这是为了发生突发事件时阻挡追兵。更绝的是有一扇门与地下暗梯连接，开关设在墙脚根，旁人根本注意不到。险象环生时，用脚轻轻一拨，门就能打开，人可以顺着暗梯下到地室，再从地室小门里逃出。而这地室小门又隐藏在墙边的一处乱草丛中，外人无从识破。
戴笠在后三层内特别设制的暗梯，则更为惊奇。在卧室不到20平方米的两个小房间里，除了一些普通的家具外，最显眼的是在木板墙上挂有一幅山水图。掀开图画，拉开木板上的一把暗门拉条，一个圆形状的楼梯豁然出现在眼前，而在梯道边上还有一小块空位。
据说，当年戴笠在室内与人交谈时，一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就站在木板背后的这块空位里。通过木板上细小的洞眼，卫兵就观察着室内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不知当年有多少达官贵人在这里面对戴笠谈笑风生，却全不知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如此杀机布置，难免让人生寒。
归乡客
在外表平平无奇的戴公馆，前来寻访戴笠生前气息的游客，为从佛龛后发现的一道暗梯或从电讯秘室突然斜出的一道暗哨，而感到某种满足。戴笠以及由他衍生出来的“江山军统文化”，俨然已成当地的品牌。
曾有人呼吁在江山为戴笠重修祖坟，但终未动土。就在离戴公馆不出千步的保安乡华龙溪村，还立着烈士华荣春（即轶事中那位好汉）的墓碑。每逢清明，乡政府和市档案馆都会抽调人手前来祭扫。
戴公馆一处遗迹的复原，已经足够吸引好奇的游人或是怀旧的故人前来凭吊。“戴笠一生毁谤有之，功过未定，说他是英雄可能抬高了，但他肯定是爱国的。”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从台湾返乡省亲的前军统少将毛森如是说。
在戴公馆的任何一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对着苍翠的江郎山。17岁的戴笠曾率一班友人登山，鉴古论今，颇有呈一时英豪之侠气。
江郎山口的仙霞关，扼闽赣浙三省门户，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末黄巢、清末石达开也曾在此用兵，养成了尚武的民风。当年跟随戴笠的6个文溪小学四年级学生中，出了3个军统少将。
50年过去，这些军统故人已垂垂老朽。若当年留在大陆，他们恐难逃一劫，如今归乡却受到了礼遇。失散多年的老同事在花街口和王庆莲重聚，见她一人独居祖屋，一脸雨打风吹去。“哪尼鬼，你怎么那么傻，那时不跟我们走？”王庆莲只觉得一肚子话憋到嘴边，却只说了一句：“能活着就好，共产党也养我二十年了。”
今年3月16日的《今日江山》，发文历数了生活在台湾的江山籍老人。王庆莲架起老花镜，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捐助创建江山育才中学的毛森，设立江山中学奖学金的王蒲臣……他们做善事是应该的，当年他们都曾享‘老板’的福。”
在戴笠故居的影壁上，题着毛泽东的老师章士钊挽戴笠联：“生为国家 死为国家 平生俱侠义风 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 谤满天下 乱世行春秋事 是非留待后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