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关于国进民退的话题非常火爆。专家不断质疑,官方不断否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家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至少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好事情。
　　2009年一年,经济领域到底有没有国进民退的趋势,笔者手边没有足够的证据,不好表态。不过,在社会领域,确实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国进民退。这里姑且举两个例子。
　　一是江苏睢宁县日前推出大众信用评级系统,从银行欠贷到早点摆摊,从官员受贿到司机闯红灯,从欠缴水费到家庭道德等无所不包。这些行为全部被量化为分数,并将公民个人评为ABCD四个等级。
　　二是南京某大学原副教授马尧春因涉嫌聚众淫乱罪,遭到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的公诉。庭审于4月7日开始,马尧春面临最高5年有期徒刑的指控。如果领刑,他将成为20年来第一个因为“聚众淫乱罪”获实刑的人。
　　这两件事情都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从表面上看,这两件事情风马牛不相及,实质上,他们都是另一种国进民退的必然结果——公权力不断挤压公民私权空间,造成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公民权利进一步式微。 纵观整个睢宁版“信用评级系统”,公权力强力介入私域,随意将信用和道德拼凑在一起,而民众交税后就应享受的政府服务,却变成了恩赏:表现好的给你发小红花,表现不好的打入另册。所以,有媒体将之称为“良民证”,是很有道理的。在这样一套“信用評级系统”之下,睢宁的民众很难做有独立人格精神的“公民”,只能是“臣民”或者“子民”。
　　后者也是如此。“换偶”只不过是一种本应无罪的生活方式。你尽可以在道德层面上鄙视之,但不得不承认,“换偶”是成年人之间的一项权利。李银河表示,“公民在隐私的场所自愿施行性活动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保护。”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也评论道,“性是私事,无关社会道德,社会道德不应该干涉个人私事。”事实上,近20年来,中国几乎没有一例按“聚众淫乱罪”判刑的案例,说明此法的严重滞后,司法机关据此对马尧春提起公诉,是一种司法理念的倒退,更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道德领域的横加干涉。
　　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中对公域、私域进行了划分,强调公域要讲民主,私域要讲自由。秦晖在《民主与福利国家的道路怎么了》一文中谈到,“公共领域的事情应该符合多数人的意见。私人领域的事情那就应该是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用那个所谓的公共名义强迫你。”睢宁版“信用评级系统”和马尧春事件,都是标准的“国进民退”。
　　吊诡的是,虽然公权力在私域大踏步前进,可在他们自己的舞台,却有一种“国退民进”的现象。比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地沟油事件,国家相关部门在地沟油的监管上严重失职,导致一大批地沟油走上消费者的餐桌。这是“国退”。消费者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常识来鉴别地沟油,抵御地沟油带来的风险,这是“民进”——无可奈何的民进。更多的例子我就不举了。总之,在每一个社会安全事故的背后,都站着一群尸位素餐的公权力代表。
　　不管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其实质是公权力的权力与义务严重不对等。权力过于嚣张,伸进了他们不该伸手的领域;义务又过于萎缩,退出了本该由他们承担责任的领域。这两种现象的得益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公权力;受损者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除去公权力之外所有的民众。我们都应该对此警惕,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弄成了一个公域既无民主,私域也无自由的最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