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诗文图书目录》，从日本汉诗发轫的奈良时代至它走向衰落的明治时代，先后问世的汉诗总集与别集达七百六十九种、两千三百三十九册。以每册收诗百首估算，总数超过二十万首，这还不包括已经佚失和未曾刊行以及新近结撰的汉诗总集与别集中的作品。——这是《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传达给读者的第一个信息。它足以使人相信，研究日本汉诗决非小题大作。
　　本书描绘了日本汉诗作者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种种情状，它们与当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某些现象惊人地相似，这里姑且称之为“借鉴的法则”。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它们可能是书中最饶有趣味的的章节。
　　借鉴往往从模仿开始，有时这种模仿显得相当幼稚，但它却是一个必不可免的过程。关于日本汉诗的始祖，历来有弘文天皇(公元六七二年在位)和大津皇子(略晚于弘文天皇)二说。前者最负盛名的是他尚为东宫太子时所作的《侍宴》诗：“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明治维新时期的诗人国分青崖在《咏诗》诗中赞颂道：“弘文聪睿焕奎章，东海诗流此滥觞。仰诵皇明光日月，于今艺苑祖君王。”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更誉之为“脍炙人口的古今绝唱”、“直欲凌驾盛唐作者之上。”然而此诗基本上可断定是陈叔宝《入隋侍宴应诏诗》的仿作。陈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大津皇子最为人传诵的是他谋反见诛前作的《临终》诗：“金乌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相传明初诗人孙临刑前曾口占：“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赵翼《陔余丛考》指出，孙作实出于五代江为临难诗：“衙鼓惊人急，西倾日又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中日三位诗人之作如属不约而同，倒可算是罕见的巧合；如互有渊源关系，则江、孙袭自大津的可能性似可排除，而孙袭自江、江更有所本、它又同为大津所本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
　　一个民族借鉴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步子总要晚半拍。如果说近江、奈良朝的作品更多地受到《文选》的影响，那么平安朝时期则以白居易的影响最为显著。日本汉诗诗坛风尚的转移，总要落后于中国诗坛半世纪或一世纪。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出现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即使在信息传播十分迅速的今天，类似的状况也不少见。往往某种学说在它的诞生地早已是明日黄花，在地球的另一些角落它却正被奉为最时髦的玩意儿。
　　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加上文化交流中的某些机缘，一个民族借鉴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情有独钟，甚或如瞎子摸象，摸到什么就是什么。在日本汉诗作者特别是王朝时代诗人心目中享有最崇高地位的，不是李白、杜甫，而是白居易。他们对白氏的顶礼膜拜可谓无以复加。藤原公任《和汉朗咏集》选入二十九位中国诗人的佳句二百三十二首，其中白居易一百四十二首，为全集之冠。其他诗人分属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包括章孝标、谢观、张读六、公乘亿、贾嵩、贺兰遂、郢展、刘元叔、傅温、谢偃等在内。但初唐不取王、杨、卢、骆“四杰”，盛唐不取李、杜，中唐不取韩、柳，晚唐不取杜牧、李商隐。类似的情况今人也并不陌生。某些在异邦正如日中天的人物，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某些在国内无足重轻的作家或学人，却意想不到地成了某位洋学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我们也大可不必把别人的取舍都当作最权威的评判。正像中国的先贤们并不因为白居易在日本的知名度最高，就认定他的成就一定超过李、杜一样。
　　以日本人而欣赏和仿作中国古典诗歌，已是另外一番景象；以中国学者而审视日本人所作的汉诗，则又将是另一番景象。这好比镜中照镜，不免令人眼花缭乱。然而正是在观照角度的不断转换和探寻光束的交替折射中，文学万花筒得以充分映现出它迷人的幻彩。
　　
　　(《日本汉诗发展史》〔第一卷〕，肖瑞峰著，吉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五月版，〔精〕1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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