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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准确揭示和深入阐释国家本质及其治理职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实践主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与主张为指导，又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国情，在巩固新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推动改革开放关键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不同发展阶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持续探索，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点的治国理政理念，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3-0016-06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成了一系列基本认识与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的创新和发展，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鲜活例证。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阐释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与完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的过程之中，在分析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巴黎公社伟大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并阐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一系列观点，其基本内容涵盖了国家的治理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原则、治理主体与领导力量、治理目标、无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的策略手段及其发展与变革等诸多方面。
1.揭示国家的本质及其治理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深刻揭示和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即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作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维护阶级统治即政治统治成为国家所要行使的首要职能，国家同时还要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治理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虽然国家最终会走向消亡，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新型国家的政治职能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行有效的国家政治治理，确保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政权。而其社会管理职能则是尽可能多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构建公开公平的社会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社会条件。
2.阐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主要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并取得最终胜利和掌握政权的关键性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夺取和掌握政权之后，民主集中制也必须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则，即国家治理既要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也要实行高度的集中。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是区别于资本主义虚假民主的真正的民主，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从而克服国家权力的异化，真正实现国家的民主治理。另一方面，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一定程度的集中和权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民主离开了集中就会缺乏约束和保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1]276。
3.明确国家治理的主体和领导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認为，无产阶级要在革命胜利之后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治理的主体，因为“他们既然是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社会存在自然就是他们实际参加了国家”[2]392，这是由无产阶级自身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决定了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后，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任只能而且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核心，而巴黎公社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开展有效的治理。
4.确立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措施。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展国家治理的最近目标就是巩固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最终目标则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国家治理的措施方面，为实现最近目标，就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4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工农业融合发展以消除城乡对立和差别、推动教育公平消除脑体差别等十条措施，设想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实现从最近目标向最终目标的过渡。
5.国家治理是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国家治理是受到具体社会条件影响和制约的。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变革都应该从经济当中寻找根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3。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这是维护经济基础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和影响，国家治理的理念、方式和策略也必然要不断进行变革与发展。同时，由于国家之间在地域、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差异，也会使不同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具体治理制度的发展、变革呈现明显的差异性。 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治国理政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强调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制度和经验，而是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经过不断探索与尝试，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初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果，这些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果既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认识和主张，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基础。
1.确立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与奋斗目标。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家治理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一是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从而建立起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开展治国理政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根本政治保证。二是顺利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开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确立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为长期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制定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2.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5]303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才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6]457。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依靠。在開展国家治理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调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党在与人民群众充分协商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治国理政。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5]19，最终形成“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局面。
3.初步明确治国理政的现实依据和基本方针。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党治国理政的认识前提和制定方针政策的现实依据，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成效。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党的八大报告中初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认识，阐明了我国社会矛盾的类型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正确方法，在此基础之上将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的认识，毛泽东强调党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并认真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重点领域所涉及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他进一步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应以此作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展治国理政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
三、改革开放关键转折与治国理政新发展
改革开放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历程。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推动了思想认识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关键转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认识与实践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从此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主题。从乡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不断拓展延伸，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经济领域，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要转变，确立和巩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有效开展治国理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顺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7]341，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领导能力，以更有力和有效的治国理政实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对治国理政现实依据与实践路径形成新认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阐明中国最大的现实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新时期党开展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认识和实践依据。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都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作出的决策和实施的政策都要与这个实际相符合和相适应。基于对现实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路线是党治国理政所必须长期遵循的生命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三步走”和“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遵循这一路径设计开展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逐步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为实现宏伟奋斗目标不断打牢基础。
3.明确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任务，这既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现实发展水平和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必然选择。从发展目标来看，这一根本任务明确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8]244。从时代背景与现实条件来看，这一根本任务建立在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基础之上。从发展对党自身建设提出的要求来看，这一根本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不断加强党作为治国理政领导核心的先进性建设。从发展的方法论要求来看，这一根本任务要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的要义、立场、方法的认识，牢牢抓住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应对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不稳定因素，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从对发展成果的评价来看，这一根本任务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去衡量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 4.通过民主法制建设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保障。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邓小平认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都必须得到加强，不能将二者分割和对立起来，他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7]359。制度问题是事关党治国理政成效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必须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7]146。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还要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江泽民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9]200一方面，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党治国理政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法治保障。另一方面，发挥德治的说服力、劝导力和规范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不断夯实党治国理政的民心基础。
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与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新境界。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重要判断，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战略布局、总体布局、目标及本质特征，指明了处理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重大关系的基本方略，为党在新时代有效开展治国理政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指引。
1.新时代治国理政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0]43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是党开展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和政治保证。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地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领作用，“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11]142。在治国理政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領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要求和关键之举。一是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确保执政安全的根本，党只有在政治上更加坚定才能胜任治国理政的使命与重任。二是持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腐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现象，是党执政安全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成败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只有以刮骨疗毒的魄力持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2.新时代治国理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由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和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以其为价值指引统领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体现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从价值目标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现实依据，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得到增强。从价值实现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人民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更加突出人民性。从价值主体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2]52，把人民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依靠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的作用，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中国力量。从价值评价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成果交由人民进行评判。人民是“阅卷者”，“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1]28。
3.新时代治国理政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谋篇布局。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党开展治国理政的一切实践都要有整体谋划和科学布局，“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13]26。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为新时代党开展治国理政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指引。一是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保证党治国理政有效开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推动民主和法治建设，为党治国理政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协商民主重要作用，保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三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作用。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使人民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升。四是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五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依托，为塑造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提供保证，确保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4.新时代治国理政要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發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任务与总体目标。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开展治国理政所依赖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是治国理政有效开展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11]9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对党治国理政提出的新要求，也对党有效开展治国理政实践具有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着力为新时代开展治国理政实践设置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1]105。
五、结语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理论认识和宝贵实践经验。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要求为指导开展治国理政实践，又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国家治理的理念、目标、主体、原则、方法、步骤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实现了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根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2]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 宋桂祝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3-0016-06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成了一系列基本认识与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在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的创新和发展，有力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鲜活例证。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阐释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与完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的过程之中，在分析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巴黎公社伟大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并阐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一系列观点，其基本内容涵盖了国家的治理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原则、治理主体与领导力量、治理目标、无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的策略手段及其发展与变革等诸多方面。
1.揭示国家的本质及其治理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深刻揭示和论述了国家的本质，即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作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维护阶级统治即政治统治成为国家所要行使的首要职能，国家同时还要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治理职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虽然国家最终会走向消亡，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新型国家的政治职能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行有效的国家政治治理，确保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政权。而其社会管理职能则是尽可能多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构建公开公平的社会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社会条件。
2.阐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主要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并取得最终胜利和掌握政权的关键性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夺取和掌握政权之后，民主集中制也必须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则，即国家治理既要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也要实行高度的集中。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是区别于资本主义虚假民主的真正的民主，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从而克服国家权力的异化，真正实现国家的民主治理。另一方面，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一定程度的集中和权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民主离开了集中就会缺乏约束和保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1]276。
3.明确国家治理的主体和领导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認为，无产阶级要在革命胜利之后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治理的主体，因为“他们既然是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社会存在自然就是他们实际参加了国家”[2]392，这是由无产阶级自身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和代表性决定了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后，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任只能而且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核心，而巴黎公社斗争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开展有效的治理。
4.确立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措施。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展国家治理的最近目标就是巩固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最终目标则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国家治理的措施方面，为实现最近目标，就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4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工农业融合发展以消除城乡对立和差别、推动教育公平消除脑体差别等十条措施，设想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实现从最近目标向最终目标的过渡。
5.国家治理是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国家治理是受到具体社会条件影响和制约的。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变革都应该从经济当中寻找根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3。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这是维护经济基础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和影响，国家治理的理念、方式和策略也必然要不断进行变革与发展。同时，由于国家之间在地域、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差异，也会使不同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具体治理制度的发展、变革呈现明显的差异性。 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治国理政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强调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制度和经验，而是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经过不断探索与尝试，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初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果，这些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果既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认识和主张，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基础。
1.确立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与奋斗目标。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家治理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一是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从而建立起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开展治国理政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根本政治保证。二是顺利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开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确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确立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为长期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制定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2.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5]303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才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6]457。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依靠。在開展国家治理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调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党在与人民群众充分协商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治国理政。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5]19，最终形成“生动活泼”的民主政治局面。
3.初步明确治国理政的现实依据和基本方针。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党治国理政的认识前提和制定方针政策的现实依据，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成效。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党的八大报告中初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认识，阐明了我国社会矛盾的类型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正确方法，在此基础之上将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的认识，毛泽东强调党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并认真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重点领域所涉及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他进一步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应以此作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展治国理政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
三、改革开放关键转折与治国理政新发展
改革开放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新历程。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推动了思想认识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关键转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认识与实践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从此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主题。从乡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不断拓展延伸，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经济领域，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要转变，确立和巩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有效开展治国理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在政治领域，中国共产党顺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7]341，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领导能力，以更有力和有效的治国理政实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对治国理政现实依据与实践路径形成新认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阐明中国最大的现实国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新时期党开展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认识和实践依据。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都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作出的决策和实施的政策都要与这个实际相符合和相适应。基于对现实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路线是党治国理政所必须长期遵循的生命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三步走”和“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遵循这一路径设计开展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逐步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为实现宏伟奋斗目标不断打牢基础。
3.明确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任务，这既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现实发展水平和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必然选择。从发展目标来看，这一根本任务明确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8]244。从时代背景与现实条件来看，这一根本任务建立在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基础之上。从发展对党自身建设提出的要求来看，这一根本任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不断加强党作为治国理政领导核心的先进性建设。从发展的方法论要求来看，这一根本任务要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的要义、立场、方法的认识，牢牢抓住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应对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不稳定因素，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从对发展成果的评价来看，这一根本任务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去衡量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 4.通过民主法制建设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保障。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邓小平认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都必须得到加强，不能将二者分割和对立起来，他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7]359。制度问题是事关党治国理政成效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必须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7]146。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还要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江泽民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9]200一方面，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党治国理政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法治保障。另一方面，发挥德治的说服力、劝导力和规范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不断夯实党治国理政的民心基础。
四、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理念与新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新境界。党的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重要判断，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战略布局、总体布局、目标及本质特征，指明了处理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重大关系的基本方略，为党在新时代有效开展治国理政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指引。
1.新时代治国理政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0]43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是党开展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和政治保证。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地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领作用，“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11]142。在治国理政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領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要求和关键之举。一是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确保执政安全的根本，党只有在政治上更加坚定才能胜任治国理政的使命与重任。二是持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腐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现象，是党执政安全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成败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只有以刮骨疗毒的魄力持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2.新时代治国理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由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和必然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以其为价值指引统领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实践，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体现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从价值目标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现实依据，明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得到增强。从价值实现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人民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更加突出人民性。从价值主体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2]52，把人民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依靠力量，充分发挥人民的作用，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中国力量。从价值评价来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成果交由人民进行评判。人民是“阅卷者”，“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1]28。
3.新时代治国理政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谋篇布局。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党开展治国理政的一切实践都要有整体谋划和科学布局，“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13]26。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制定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为新时代党开展治国理政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指引。一是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保证党治国理政有效开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推动民主和法治建设，为党治国理政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协商民主重要作用，保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三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作用。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使人民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升。四是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五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依托，为塑造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提供保证，确保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4.新时代治国理政要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發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任务与总体目标。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开展治国理政所依赖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是治国理政有效开展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11]9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对党治国理政提出的新要求，也对党有效开展治国理政实践具有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着力为新时代开展治国理政实践设置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1]105。
五、结语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理论认识和宝贵实践经验。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和原则要求为指导开展治国理政实践，又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国家治理的理念、目标、主体、原则、方法、步骤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实现了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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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