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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形成的文学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两者有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藏传佛教对西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作家群结构的影响，包括其中对西藏古代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中反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创作思想和思想内容的影响。
关键词：藏传佛教；后弘期；西藏古代文学；影响
西藏是千山之巅、万水之源，而在这神奇的土地上形成的文学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两者有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藏传佛教对西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作家群的结构影响，包括其中对西藏古代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中反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创作思想和思想内容的影响。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了在西藏的传播，而在这之前西藏信奉本土原始宗教苯教。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和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而在西藏佛教的“前弘期”，也就是吐蕃时期，或是因为佛教才在奴隶主贵族子弟及王室成员等上层阶级间开始传播，还没普及到全民的程度，虽然从敦煌古藏文学卷和《五部遗教》《贤者喜宴》等一些文学著述中，发现有吐蕃时期一些赞普和文臣武将吟唱的诗歌，但此时的诗歌受佛教影响还不深。而佛教对西藏文学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在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对西藏古代文学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藏传佛教先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当时，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囊派、夏鲁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等。由于各教派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各自势力，便极力宣传本教派的教理法规，吸引广大信众，开展辩论探讨，思想极为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片争鸣当中，许多僧人利用文学形式进行宣传和辩驳，有的借机著书立说，从而使此时的西藏文学有了极大的发展。[1]因此，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对西藏古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起到了繁荣壮大的作用，更是开辟了新的写作阵地，创造了新的文化土壤，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力。在这里笔者选出了在西藏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三件作品。
其一，14世纪由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和布顿·仁钦珠（1290—1364）综合整理，分别编纂成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即《藏文大藏经》。由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再加上佛教发展到大乘以后比较注意世俗的各类知识，因此在《藏文大藏经》中，除了宗教内容外，还有不少关于哲学、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工艺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述。[2]而且《大藏经》虽为佛经，但其内容本身就是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更何况在经过一大批优秀的藏族文人翻译和修订后，一方面文学性有所增强利于传播，另一方面使其熠熠生辉流传于西藏。
其二，15世纪时，主巴噶举派的僧人桑杰坚参（1452—1507）跑遍西藏各地，搜集流传在民间的米拉日巴道歌，编集成册，称为《米拉日巴道歌集》，因其别具一格的阐述内容和运用形式，后世僧徒起而效仿，著有许多道歌集，其内容、格律及风格与《米拉日巴道歌集》大体一致，形成了“道歌体”这一著名的诗歌流派。而米拉热巴本是佛教僧人同时身兼文学家的现象，以及像他这样利用诗歌咏唱本教派的教义、观点来宣扬佛法，修得正果，成为这一时期西藏古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样的特点下作者的出世思想和宿命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作者的思想，就像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来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指出：“就其本质来说，宗教窃取了人的自然的一切内涵，转赋予一个彼岸的神的幻影。而神又从它丰富的内涵中恩赐若干给人和自然。因此，对这个彼岸的幻影的信仰只要是强烈的生动的，那么，至少经过这条弯路可以取出若干内涵。”[3]在《米拉日巴道歌集》中有“我等众生世间人，生老病死四河深，人人难逃皆有份，轮回苦海不断根。溺于苦海不自知，安乐幸福无一时，怕苦反倒自作苦，祈福却做罪孽事。要想解脱人间苦，恶行罪惩应戒除，死时修法是正途”[4]。在这样的诗歌中我们需要取出的内涵便是 “四谛”中的“苦谛”，上面的诗歌是对“苦谛”的咏歌，佛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简要说起来就是“四谛”和“四法印”，它们实际上也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里藏传佛教的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成为了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其三，17世纪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著名的诗人仓央嘉措创作的《仓央嘉措情歌》，是在《诗境》传入西藏的影响下，加之来自“谐体”民歌形式的“四六体”创作的诗歌影响下应运而生的。所谓“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正是因为西藏古代文学史上有了仓央嘉措才使得西藏诗坛闪耀夺目、先声夺人，仿佛是有了仓央嘉措才使得西藏的诗歌发出了最强音。如果说米拉热巴的《道歌》是利用诗歌来宣扬佛法，宣扬的是一种出世思想，那么仓央嘉措的《情歌》则是将佛理当做一文学元素加入进其极富浪漫色彩的诗歌当中，要唤醒我们的是一种入世思想。且看《情歌》中表现出家修佛与追求爱情生活的矛盾。如：“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5]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文学上的痴情郎，而不是佛家的苦行僧。《仓央嘉措情歌》诞生的时期，正值西藏“年阿体”诗歌垄断诗坛，而当大部分文人竞相追求典雅深奥、讲求词藻堆砌、鄙视“俗词俚语”之时，仓央嘉措却以四行六言三顿的歌体形式，独树一帜，在经受住了历史岁月的考验后，成为千古绝唱和不朽名篇。由此可见《仓央嘉措情歌》在西藏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藏传佛教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上述三部作品的创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顺其自然地支配着作者创作出反映了藏传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
古代藏族文人的文学成果是西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在创作这一辉煌成果的作家里有着这样特殊的一个作家群。
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根深蒂固不仅丰富了独具魅力的西藏文学，还催生了一大批对西藏文学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的作家：米拉日巴（1040—1123），《米拉道歌集》的作者，名僧；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1182—1251），《萨迦格言》的作者，萨迦寺金刚密乘大教主，萨迦五祖之一；央金嘎瓦·策仁旺杰（1697—1764），《旋努达美》的作者，十五岁去山南敏珠寺，修习五明；仓央嘉措（1683—？），《仓央嘉措情歌》的作者，六世达赖喇嘛；达普巴·罗桑登白坚参（1725—?），《郑宛达瓦》的作者，西藏达普寺第四世活佛；贡却嘉措(1791—1858)，五岁出家拉卜楞寺，曾任该寺四十一任法台。许多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或本身便是僧侣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正是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催生了僧侣文学这一西藏文学史上独有的作家群。
由于篇幅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一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本文旨在让大家对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学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西藏是一片神秘且有浓厚宗教氛围的土地，在这里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土壤的独具民族特色与地方色彩的西藏文学。西藏文学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文学相比，其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其高寒贫瘠、人群稀少封闭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力的原始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全民信教的地域里藏传佛教对西藏文学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1][2] 参见佟锦华《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兼论编写藏族文学史应注意的基本原则》，《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4] 乳毕坚瑾：《米拉日巴传及道歌》（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04页。
[5] 仓央嘉措：《仓央嘉措诗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本栏责编：木溪
关键词：藏传佛教；后弘期；西藏古代文学；影响
西藏是千山之巅、万水之源，而在这神奇的土地上形成的文学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两者有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藏传佛教对西藏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作家群的结构影响，包括其中对西藏古代文人所创作的作品中反映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创作思想和思想内容的影响。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了在西藏的传播，而在这之前西藏信奉本土原始宗教苯教。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和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而在西藏佛教的“前弘期”，也就是吐蕃时期，或是因为佛教才在奴隶主贵族子弟及王室成员等上层阶级间开始传播，还没普及到全民的程度，虽然从敦煌古藏文学卷和《五部遗教》《贤者喜宴》等一些文学著述中，发现有吐蕃时期一些赞普和文臣武将吟唱的诗歌，但此时的诗歌受佛教影响还不深。而佛教对西藏文学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在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对西藏古代文学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藏传佛教先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当时，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囊派、夏鲁派以及后来的格鲁派等。由于各教派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各自势力，便极力宣传本教派的教理法规，吸引广大信众，开展辩论探讨，思想极为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一片争鸣当中，许多僧人利用文学形式进行宣传和辩驳，有的借机著书立说，从而使此时的西藏文学有了极大的发展。[1]因此，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对西藏古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起到了繁荣壮大的作用，更是开辟了新的写作阵地，创造了新的文化土壤，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力。在这里笔者选出了在西藏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三件作品。
其一，14世纪由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和布顿·仁钦珠（1290—1364）综合整理，分别编纂成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即《藏文大藏经》。由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再加上佛教发展到大乘以后比较注意世俗的各类知识，因此在《藏文大藏经》中，除了宗教内容外，还有不少关于哲学、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工艺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述。[2]而且《大藏经》虽为佛经，但其内容本身就是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更何况在经过一大批优秀的藏族文人翻译和修订后，一方面文学性有所增强利于传播，另一方面使其熠熠生辉流传于西藏。
其二，15世纪时，主巴噶举派的僧人桑杰坚参（1452—1507）跑遍西藏各地，搜集流传在民间的米拉日巴道歌，编集成册，称为《米拉日巴道歌集》，因其别具一格的阐述内容和运用形式，后世僧徒起而效仿，著有许多道歌集，其内容、格律及风格与《米拉日巴道歌集》大体一致，形成了“道歌体”这一著名的诗歌流派。而米拉热巴本是佛教僧人同时身兼文学家的现象，以及像他这样利用诗歌咏唱本教派的教义、观点来宣扬佛法，修得正果，成为这一时期西藏古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样的特点下作者的出世思想和宿命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作者的思想，就像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来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指出：“就其本质来说，宗教窃取了人的自然的一切内涵，转赋予一个彼岸的神的幻影。而神又从它丰富的内涵中恩赐若干给人和自然。因此，对这个彼岸的幻影的信仰只要是强烈的生动的，那么，至少经过这条弯路可以取出若干内涵。”[3]在《米拉日巴道歌集》中有“我等众生世间人，生老病死四河深，人人难逃皆有份，轮回苦海不断根。溺于苦海不自知，安乐幸福无一时，怕苦反倒自作苦，祈福却做罪孽事。要想解脱人间苦，恶行罪惩应戒除，死时修法是正途”[4]。在这样的诗歌中我们需要取出的内涵便是 “四谛”中的“苦谛”，上面的诗歌是对“苦谛”的咏歌，佛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简要说起来就是“四谛”和“四法印”，它们实际上也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里藏传佛教的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成为了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其三，17世纪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著名的诗人仓央嘉措创作的《仓央嘉措情歌》，是在《诗境》传入西藏的影响下，加之来自“谐体”民歌形式的“四六体”创作的诗歌影响下应运而生的。所谓“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正是因为西藏古代文学史上有了仓央嘉措才使得西藏诗坛闪耀夺目、先声夺人，仿佛是有了仓央嘉措才使得西藏的诗歌发出了最强音。如果说米拉热巴的《道歌》是利用诗歌来宣扬佛法，宣扬的是一种出世思想，那么仓央嘉措的《情歌》则是将佛理当做一文学元素加入进其极富浪漫色彩的诗歌当中，要唤醒我们的是一种入世思想。且看《情歌》中表现出家修佛与追求爱情生活的矛盾。如：“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5]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文学上的痴情郎，而不是佛家的苦行僧。《仓央嘉措情歌》诞生的时期，正值西藏“年阿体”诗歌垄断诗坛，而当大部分文人竞相追求典雅深奥、讲求词藻堆砌、鄙视“俗词俚语”之时，仓央嘉措却以四行六言三顿的歌体形式，独树一帜，在经受住了历史岁月的考验后，成为千古绝唱和不朽名篇。由此可见《仓央嘉措情歌》在西藏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藏传佛教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上述三部作品的创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顺其自然地支配着作者创作出反映了藏传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
古代藏族文人的文学成果是西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在创作这一辉煌成果的作家里有着这样特殊的一个作家群。
藏传佛教在西藏的根深蒂固不仅丰富了独具魅力的西藏文学，还催生了一大批对西藏文学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的作家：米拉日巴（1040—1123），《米拉道歌集》的作者，名僧；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1182—1251），《萨迦格言》的作者，萨迦寺金刚密乘大教主，萨迦五祖之一；央金嘎瓦·策仁旺杰（1697—1764），《旋努达美》的作者，十五岁去山南敏珠寺，修习五明；仓央嘉措（1683—？），《仓央嘉措情歌》的作者，六世达赖喇嘛；达普巴·罗桑登白坚参（1725—?），《郑宛达瓦》的作者，西藏达普寺第四世活佛；贡却嘉措(1791—1858)，五岁出家拉卜楞寺，曾任该寺四十一任法台。许多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或本身便是僧侣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正是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催生了僧侣文学这一西藏文学史上独有的作家群。
由于篇幅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一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本文旨在让大家对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学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西藏是一片神秘且有浓厚宗教氛围的土地，在这里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为土壤的独具民族特色与地方色彩的西藏文学。西藏文学与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的文学相比，其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其高寒贫瘠、人群稀少封闭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力的原始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全民信教的地域里藏传佛教对西藏文学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1][2] 参见佟锦华《藏族古代作家文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兼论编写藏族文学史应注意的基本原则》，《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4] 乳毕坚瑾：《米拉日巴传及道歌》（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04页。
[5] 仓央嘉措：《仓央嘉措诗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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