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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先生身上有着许多文化符号，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核心人物、电影编剧、邮票收藏爱好者，几乎目睹整个20世纪中国的沧桑变化。他还是中国第一代集邮家，在集邮界享有盛誉。他有集邮雅好，向国家捐赠藏邮，使之能永聚不散，是他长年的心愿
今年是夏衍先生逝世20周年，为感谢夏衍先生及其家人所捐赠的旧藏珍邮，上海博物馆值此契机，在第三展厅（四楼）将这些珍贵的邮品向公众展示，并缅怀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的收藏和捐赠，为世人树立了榜样，给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于2015年4月3日至5月3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本次旧藏邮品数量众多，择其精华展示于此，让这些曾经伴随他度过坎坷人生的藏品得到广大观众和集邮爱好者的鉴赏，届时可一睹文人风采和邮品的知识海洋。
藏家夏衍
在孙女沈芸眼中，祖父一生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人……
他总说：“人是要有些爱好的。”沈芸说祖父自谦，从来不说自己是收藏家，与戏剧、文学相比，集邮是业余的，相对低调。在集邮界前辈姜治方先生的《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的最后一章里有记述过他与“夏衍的交谊”经历。其中介绍了几次他与夏衍的换邮经历，夏衍和老集邮家周今觉之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煦良的信找到姜治方的羊毛胡同，便一见如故，成了邮友。
后来经姜治方介绍，得知燕京大学校长，同为集邮家的陆志韦先生有出让全部藏邮的想法。于是，1955年的元宵节，夏衍与陆先生在姜先生寓所见面，大家一边吃着姜夫人从稻香村买回来的元宵，一边鉴赏。
夏衍的日本邮品是藏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收藏。1920年留学日本7年的夏衍，为这批邮票及古封片的收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水原明窗是日本当代的集邮大家，也是邮友。水原先生对夏衍的日本古封向往，曾开玩笑要用一队丰田车换一张，夏衍听后哈哈大笑，“交易”显然没有谈成。但两人的友谊却保存始终。殊途同归，收藏的“格”与“品”，与钱有关，但最终又无关。夏衍和几位大集邮家的友谊和落点却高度统一，最终选择一样，都心系邮品会散失或不完整，而捐赠国家，是使邮品永聚不散的好法子和最好归宿，才可以说是“吾道不孤也”。
夏衍的第一次捐赠
夏衍的旧藏邮票捐赠缘起于1991年2月，当时夏衍先生就将233件珍贵邮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最重要的是清代邮票，包括大龙邮票51枚、小龙邮票135枚和红印花邮票146枚，还有日本邮票、明信片等若干。这些邮品 当时是由上海市文管委顾问方行和夏衍先生的前秘书携沪交本馆入藏的，据亲历人介绍，这些珍邮是夏衍先生十年藏邮的心血，因出于对上海博物馆的信任与可靠，并且很多邮票都是在上海印制的，足见对故土的热爱。对于邮品回归上海，夏衍曾说：“……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上海，青壮年时代都在上海，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 ，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于上海。”这大概就是捐赠于上海的方寸情怀。
1991年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专门召开了夏衍捐赠邮票鉴赏会，上海电视台进行了拍摄，当时杨缇、张承宗、柯灵、徐中玉等领导出席了鉴赏会，上海市集邮协会专家刘广实向大家介绍了这些邮票的知识和鉴赏要点。
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
大龙、小龙邮票均属清代海关邮政邮票，由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署造册处印制。海关邮政是大清邮政的前身，而不是国家正式邮政，只局限于通商口岸，不能满足当时社会通信的需要 。1896年清政府开办了国家邮政，并改用银元为面值币制，以代替海关邮政时期的关平银，通称“洋银”。
大龙邮票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先后分三期发行，分别称为“薄纸大龙”、“阔边大龙”和“厚纸大龙”。小龙邮票则是中国的第二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它也是中国第一套有水印的邮票。小龙邮票先后分两期发行，分别称为“小龙毛齿”和“小龙光齿”。
在实行以银元为计费单位的新邮资标准出现后，正式邮票赶印不及，于是就在小龙邮票上加盖黑字，暂作洋银面值，这就是小龙加盖改值邮票出现的背景。这种邮票有加盖小字和大字两种，展出的小龙加盖大字邮票，当时加盖的数量不多，目前国内留存极少，故而非常珍贵。
红印花邮票
夏衍先生的这一批捐赠中，还有在集邮界中大名鼎鼎的“红印花邮票”。红印花邮票，全称“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清代国家邮政是在海关邮政的基础上创办的，属于国家经营、社会公用的邮政通信事业。
清政府自1896年正式开办邮政以后，随着邮政业务的扩大，现有邮票不敷使用，于是将上海海关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00万枚红色收费凭证中的65万多枚加盖改作邮票。虽然原票票面上有英文“REVENUE”（税收）字样，但因从来没有作为收费凭证使用，所以与税收并无实质关系，其“印花税票”之称有名而无实。红印花邮票流传甚少，向来为集邮家所竞相搜藏。
加盖的面值共有5种，又因字体大小不同，共分大字壹分、贰分、肆分、壹元、伍元和小字壹贰分、肆分、壹元八种。其中小字肆分只加盖了200枚，小字壹圆更是只加盖了50枚，大字伍圆在当时面值极高，很少有人购买，目前已知的存世量大概在300枚左右。由于加盖数量少，且使用后保存下来的更少，所以红印花邮票极为罕见。据1991年2月14日的《解放日报》报道，1983年中华全国邮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夏衍先生所收藏的红印花邮票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集邮家的珍贵邮票一起成为荣誉级展品。
长女代行的第二次捐赠
2009年10月，夏衍先生的长女沈宁女士，又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赠我馆，其中邮票7255件（7427枚），其他邮品如首日封、纪念封、明信片284件。第二次捐赠的邮品数量大，整理、編目和装帧工作就历时三年完成。 邮品内容涉及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尤以中国、苏联、匈牙利、日本、德国的邮品居多。展品中，苏联邮票纸质考究、色泽柔和、制版精细，不仅设计新颖、印制精美，而且题材广泛、品类繁多。苏联邮票可以分成很多系列，组集展出的效果非常好，可以说这些邮票犹如苏联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科书。
中国首日封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一批夏衍先生收藏的首日封，以中国发行的居多。这些首日封大多由北京的中国集邮公司和上海著名集邮家赵士骏于发行当日寄给夏衍先生，也有少数几例的寄发地与邮票内容有關，如“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由浙江嘉兴市第一中学寄发等等。
而“首日封”，就是在邮票发行首日，贴用该种邮票并加盖当天邮政日戳或纪念邮戳的信封。从制作主体看，有官方首日封和自制首日封。
从盖销方式看，有首日实寄封和首日销印封。首日封将邮票、邮戳和信封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所印图案和文字与所贴邮票的内容密切相关，是邮票发行首日的见证，也是研究邮票发行史的实物资料。中国集邮公司在1957年11月7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时，正式印制发行了首日封，从此开始系列发行纪念和特种邮票首日封供集邮者收藏。
日本、德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邮票
日本早期邮票的种类、题材和数量都不多，但画面设计比较注重东方韵味的表达。德国邮票包括了德意志帝国、二战后盟军占领区以及民主德国发行的邮票。俄国邮票分为沙俄和苏俄两个时期。
匈牙利邮票在二战以前题材比较简单，多为各种数字公事邮票和附捐邮票，纪念邮票也占有很大比重。二战以后的匈牙利邮票变化很大，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苏联邮票题材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设计精美、色彩鲜亮，题材更加广泛，有国家建设、国家大事、人物、体育、特产、会议、节日等类型。
此外还有其他几个较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的邮票，包括后来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存在了两年后并入苏俄的远东共和国，这些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对研究邮票发行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
还有日本实寄封、明信片，是日本早期实寄封有普通封和邮资封两种形式，通过这些实寄封可以了解所贴用邮票在当时的邮政使用情况。除了文字信息以外，邮资图和邮戳也是鉴赏和研究的重点。邮资图显示当时的邮政资费情况。邮戳是划分邮政工作权责、记录邮件传递轨迹的书面形式。
日本早期邮资明信片印有樱花、菊花和小判三种邮资图，起初有市内五厘和全国壹钱两种邮资，后来实行全国单一价格，五厘邮资片加贴五厘邮票使用。这些实寄封和明信片对于研究日本早期通信方式、投递方式、销印形式以及印刷机构名称变更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两次捐赠中，我们看到了两代人的奉献精神，或许也值得现代社会一些思考，这种传承的精神也早已经把个人之物视作对历史见证的收藏观。
夏衍的孙女沈芸回忆祖父曾讲过的一席话：“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跟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我的祖父对那个逝去的理想时代，令人唏嘘、感叹、缅怀，这首诗，祖父写于1943年重庆，以此纪念他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贤者
……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今年是夏衍先生逝世20周年，为感谢夏衍先生及其家人所捐赠的旧藏珍邮，上海博物馆值此契机，在第三展厅（四楼）将这些珍贵的邮品向公众展示，并缅怀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的收藏和捐赠，为世人树立了榜样，给社会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于2015年4月3日至5月3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本次旧藏邮品数量众多，择其精华展示于此，让这些曾经伴随他度过坎坷人生的藏品得到广大观众和集邮爱好者的鉴赏，届时可一睹文人风采和邮品的知识海洋。
藏家夏衍
在孙女沈芸眼中，祖父一生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人……
他总说：“人是要有些爱好的。”沈芸说祖父自谦，从来不说自己是收藏家，与戏剧、文学相比，集邮是业余的，相对低调。在集邮界前辈姜治方先生的《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的最后一章里有记述过他与“夏衍的交谊”经历。其中介绍了几次他与夏衍的换邮经历，夏衍和老集邮家周今觉之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煦良的信找到姜治方的羊毛胡同，便一见如故，成了邮友。
后来经姜治方介绍，得知燕京大学校长，同为集邮家的陆志韦先生有出让全部藏邮的想法。于是，1955年的元宵节，夏衍与陆先生在姜先生寓所见面，大家一边吃着姜夫人从稻香村买回来的元宵，一边鉴赏。
夏衍的日本邮品是藏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收藏。1920年留学日本7年的夏衍，为这批邮票及古封片的收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水原明窗是日本当代的集邮大家，也是邮友。水原先生对夏衍的日本古封向往，曾开玩笑要用一队丰田车换一张，夏衍听后哈哈大笑，“交易”显然没有谈成。但两人的友谊却保存始终。殊途同归，收藏的“格”与“品”，与钱有关，但最终又无关。夏衍和几位大集邮家的友谊和落点却高度统一，最终选择一样，都心系邮品会散失或不完整，而捐赠国家，是使邮品永聚不散的好法子和最好归宿，才可以说是“吾道不孤也”。
夏衍的第一次捐赠
夏衍的旧藏邮票捐赠缘起于1991年2月，当时夏衍先生就将233件珍贵邮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最重要的是清代邮票，包括大龙邮票51枚、小龙邮票135枚和红印花邮票146枚，还有日本邮票、明信片等若干。这些邮品 当时是由上海市文管委顾问方行和夏衍先生的前秘书携沪交本馆入藏的，据亲历人介绍，这些珍邮是夏衍先生十年藏邮的心血，因出于对上海博物馆的信任与可靠，并且很多邮票都是在上海印制的，足见对故土的热爱。对于邮品回归上海，夏衍曾说：“……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上海，青壮年时代都在上海，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 ，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于上海。”这大概就是捐赠于上海的方寸情怀。
1991年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专门召开了夏衍捐赠邮票鉴赏会，上海电视台进行了拍摄，当时杨缇、张承宗、柯灵、徐中玉等领导出席了鉴赏会，上海市集邮协会专家刘广实向大家介绍了这些邮票的知识和鉴赏要点。
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
大龙、小龙邮票均属清代海关邮政邮票，由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署造册处印制。海关邮政是大清邮政的前身，而不是国家正式邮政，只局限于通商口岸，不能满足当时社会通信的需要 。1896年清政府开办了国家邮政，并改用银元为面值币制，以代替海关邮政时期的关平银，通称“洋银”。
大龙邮票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先后分三期发行，分别称为“薄纸大龙”、“阔边大龙”和“厚纸大龙”。小龙邮票则是中国的第二套邮票，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它也是中国第一套有水印的邮票。小龙邮票先后分两期发行，分别称为“小龙毛齿”和“小龙光齿”。
在实行以银元为计费单位的新邮资标准出现后，正式邮票赶印不及，于是就在小龙邮票上加盖黑字，暂作洋银面值，这就是小龙加盖改值邮票出现的背景。这种邮票有加盖小字和大字两种，展出的小龙加盖大字邮票，当时加盖的数量不多，目前国内留存极少，故而非常珍贵。
红印花邮票
夏衍先生的这一批捐赠中，还有在集邮界中大名鼎鼎的“红印花邮票”。红印花邮票，全称“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清代国家邮政是在海关邮政的基础上创办的，属于国家经营、社会公用的邮政通信事业。
清政府自1896年正式开办邮政以后，随着邮政业务的扩大，现有邮票不敷使用，于是将上海海关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00万枚红色收费凭证中的65万多枚加盖改作邮票。虽然原票票面上有英文“REVENUE”（税收）字样，但因从来没有作为收费凭证使用，所以与税收并无实质关系，其“印花税票”之称有名而无实。红印花邮票流传甚少，向来为集邮家所竞相搜藏。
加盖的面值共有5种，又因字体大小不同，共分大字壹分、贰分、肆分、壹元、伍元和小字壹贰分、肆分、壹元八种。其中小字肆分只加盖了200枚，小字壹圆更是只加盖了50枚，大字伍圆在当时面值极高，很少有人购买，目前已知的存世量大概在300枚左右。由于加盖数量少，且使用后保存下来的更少，所以红印花邮票极为罕见。据1991年2月14日的《解放日报》报道，1983年中华全国邮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夏衍先生所收藏的红印花邮票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集邮家的珍贵邮票一起成为荣誉级展品。
长女代行的第二次捐赠
2009年10月，夏衍先生的长女沈宁女士，又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赠我馆，其中邮票7255件（7427枚），其他邮品如首日封、纪念封、明信片284件。第二次捐赠的邮品数量大，整理、編目和装帧工作就历时三年完成。 邮品内容涉及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尤以中国、苏联、匈牙利、日本、德国的邮品居多。展品中，苏联邮票纸质考究、色泽柔和、制版精细，不仅设计新颖、印制精美，而且题材广泛、品类繁多。苏联邮票可以分成很多系列，组集展出的效果非常好，可以说这些邮票犹如苏联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科书。
中国首日封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一批夏衍先生收藏的首日封，以中国发行的居多。这些首日封大多由北京的中国集邮公司和上海著名集邮家赵士骏于发行当日寄给夏衍先生，也有少数几例的寄发地与邮票内容有關，如“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由浙江嘉兴市第一中学寄发等等。
而“首日封”，就是在邮票发行首日，贴用该种邮票并加盖当天邮政日戳或纪念邮戳的信封。从制作主体看，有官方首日封和自制首日封。
从盖销方式看，有首日实寄封和首日销印封。首日封将邮票、邮戳和信封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所印图案和文字与所贴邮票的内容密切相关，是邮票发行首日的见证，也是研究邮票发行史的实物资料。中国集邮公司在1957年11月7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时，正式印制发行了首日封，从此开始系列发行纪念和特种邮票首日封供集邮者收藏。
日本、德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邮票
日本早期邮票的种类、题材和数量都不多，但画面设计比较注重东方韵味的表达。德国邮票包括了德意志帝国、二战后盟军占领区以及民主德国发行的邮票。俄国邮票分为沙俄和苏俄两个时期。
匈牙利邮票在二战以前题材比较简单，多为各种数字公事邮票和附捐邮票，纪念邮票也占有很大比重。二战以后的匈牙利邮票变化很大，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到苏联邮票题材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设计精美、色彩鲜亮，题材更加广泛，有国家建设、国家大事、人物、体育、特产、会议、节日等类型。
此外还有其他几个较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的邮票，包括后来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存在了两年后并入苏俄的远东共和国，这些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对研究邮票发行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
还有日本实寄封、明信片，是日本早期实寄封有普通封和邮资封两种形式，通过这些实寄封可以了解所贴用邮票在当时的邮政使用情况。除了文字信息以外，邮资图和邮戳也是鉴赏和研究的重点。邮资图显示当时的邮政资费情况。邮戳是划分邮政工作权责、记录邮件传递轨迹的书面形式。
日本早期邮资明信片印有樱花、菊花和小判三种邮资图，起初有市内五厘和全国壹钱两种邮资，后来实行全国单一价格，五厘邮资片加贴五厘邮票使用。这些实寄封和明信片对于研究日本早期通信方式、投递方式、销印形式以及印刷机构名称变更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两次捐赠中，我们看到了两代人的奉献精神，或许也值得现代社会一些思考，这种传承的精神也早已经把个人之物视作对历史见证的收藏观。
夏衍的孙女沈芸回忆祖父曾讲过的一席话：“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我当时收藏这些东西，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跟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所以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也。”我的祖父对那个逝去的理想时代，令人唏嘘、感叹、缅怀，这首诗，祖父写于1943年重庆，以此纪念他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贤者
……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