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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作检讨。”沈昌文说他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
沈昌文的名片是废弃的打印纸做的，他拿用过的打印纸背面做名片的正面，除了名字和联系方式，有一幅漫画：一个老头背着一个双肩包，双手提着两叠废纸，一旁的文字写道：“废纸我买”。
沈昌文1931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进入人民出版社，历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职，1980年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到1996年底退休，一直是这个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杂志的操盘者。其间，从1986年起，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主持出版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人文社科书籍。
有人把他称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教父，他对本刊记者“呵呵”一笑，说：“如果有这个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误解误解。”
生活中的沈昌文常常像名片的漫画上一样，背着一个双肩包，流连在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会客也都是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面对记者的他幽默、平易，关于《读书》、关于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些人和事，他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几个老头复刊《读书》
“个别人说，你们怎么也叫思想评论呢?思想评论不是有《红旗》了吗?不过没有多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年思想解放的劲头实在很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感召下，1978年底，当时新闻出版界的一些老领导积极筹划《读书》的复刊。这些老领导包括：陈翰伯，当时国家出版局局长，相当于现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陈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沈昌文说，《读书》编辑部是一个高明的设计：创办时，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机构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三联书店(当时还不是独立的机构)。主编是跟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毫无关系的陈原，研究室的倪子明是范用的老同事，兼任副主编，这样，这个《读书》杂志就成了“几不管”了。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当时确定的宗旨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很需要思想方面的启蒙?
沈昌文：这个刊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就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到了50年代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因为思想评论刊物必须是党的刊物，解放以后最重要的思想评论刊物是《红旗》。
陈翰伯是40年代《读书》的主编，他是老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埃德加·斯诺的学生——斯诺就是他送到延安去的。
《瞭望东方周刊》：已经有《红旗》做思想评论了，你们也做，会不会有争议?
沈昌文：是有过，有个中宣部的领导同志曾经提出来过，个别人说，你们怎么也叫思想评论呢?思想评论不是有《红旗》了吗?不过没有多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年思想解放的劲头实在很足，党内的想法也是不必只有一种声音，可以有各种声音。
另外很重要的是有陈翰伯这个后台，他是老报人，喜欢给报纸杂志写社论，他在《读书》不挂任何名义，但出了不少主意，40年代的时候他是上海有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老报人都知道，笔名叫梅碧华，50年代调到北京来，主持了《学习》杂志，就是《红旗》的前身，还主持了老一辈的北京新闻学校，很多老一辈的新闻人物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
胡乔木肯定《读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包括那些老干部，让我们这些‘小巴拉子’都很惊讶”
“几个老领导”并没有精力自己做《读书》，找了一些“很有威望的老先生”来做，请了冯亦代担任副主编、史枚任常务副主编，还请倪子明做副主编。他们组成了《读书》最早的编辑骨干。
1979年4月，《读书》复刊，反响强烈，第一期就印了两次。尤其创刊号上发表了《读书无禁区》，引起很大轰动。实际上，原文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经编辑部修改成“读书无禁区”。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无禁区》当年引起很大轰动，给编辑部带来很大压力吧?
沈昌文：对，作者是当时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掌握不少材料。
《瞭望东方周刊》：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沈昌文：你想象不到当时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包括那些老干部，让我们这些“小巴拉子”都很惊讶。
《瞭望东方周刊》：既然《读书无禁区》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写的，谁还有意见呢?
沈昌文：读者啊，还有别的老干部啊，也可能这中间有什么奥妙，我不知道。我当时是《读书》编辑部主任，又是党支部书记，专门做这种作检讨的事情。
1983年又有关于“人性论”的讨论，有一篇李以洪的文章《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写“人性论”，接着负责宣传的一个副部长就写了一篇《狗的月亮已经升起》来批驳李以洪的文章，还牵扯到周扬的人道主义的争论。
之后断断续续还有一些事情，所有的这些都牵扯到《读书》的存在了，再这样下去，要算总账了。所以，有一种呼声说要停办。最后是胡乔木挽救了我们。
1984年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会议上，胡乔木在讲话中间突然提到，“《读书》杂志大家意见很大，还要不要办?我的意思是还要办，有人说《读书》谈书少，思想评论多，那就(另)办一个专门谈书的杂志吧”。他来了一个惊人的语言，所以很快就办了一个专门谈书的新杂志叫《博览群书》，这个刊物现在还在。胡乔木的话等于肯定《读书》维持思想评论不变。
然后问题就平息了，班子整顿了，就是沈昌文当副主编了，找一个听话的小家伙来主持工作(笑)。冯亦代和史枚退后了，他们是老右派，我是党员。那是1984年。
《瞭望东方周刊》：胡乔木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读书》?
沈昌文：胡乔木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管思想工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说得好听就是活跃了，说得难听就是思想都“甜’了，呵呵。我们这些小党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哪一个地位高就听哪一个的。
“引而不发”的“润滑剂”
“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就是哪壶永不开提哪壶。……另外一派是陈翰伯和陈原，他们主张保存力量，初衷不改变，但话要讲得适中一点。”
“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作检讨。”沈昌文说他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读书》不断有一些文章惹麻烦，他就不断去作检讨，讲一些“两面光”的话。
1980年初，《读书》办了半年多了，范用找到沈昌文，要他到《读书》去。于是，沈昌文做了《读书》编辑室主任。
过后，沈昌文思考范用调他去《读书》的原因有二。其一，可以借沈昌文来协调和陈原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沈昌文和史枚很熟，而史枚是老领导们最头 疼的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
《读书》当时内部分歧也很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史枚属于“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而陈原并不主张这样，他说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是你在1983年接手，1986年主事，一直到1996年，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操盘啊。
沈昌文；也可以说我在1980年就接手了，那时，我是编辑部的支部书记啊，你在编辑部工作，应该知道编委也没有支部书记说话算数啊。上面觉得这个单位复杂了，就专门派了一个支部书记去，这个支部书记就到处跟人谈话，把思想统一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内部对办刊思路也有一些争论吧?
沈昌文：那当然了。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就是哪壶水不开提哪壶。范用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史枚也很激烈。当时有个“邹韬奋精神”在，邹韬奋办刊的路线是什么呢?创刊，哪壶水不开提哪壶，然后停刊，韬奋手里有多少刊物停刊了啊。现在有“韬奋奖”，非常奇怪，有人说，“韬奋奖”里专门选择听话的，而韬奋是最不听话的(笑)。
另外一派是陈翰伯和陈原，他们主张保存力量，初衷不改变，但话要讲得适中一点。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引而不发”是这个意思吗?
沈昌文：“引而不发”是陈原提的。我主张“跪着造反”，这是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话。60年代初期，我们在“中央反修小组”的领导下翻译苏联反修的史料，列宁批判考茨基，说他是跪着造反，就是不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批评制度的缺陷，不主张革命，不主张流血。我当时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这个办法。不触及制度，但对各种问题发表看法。
陈翰伯老先生主张多讲马列，用马列理论来批评。你要用马列的方法，谁敢批评你啊，大家都知道马列是最主张自由的。所以陈翰伯总是把我找去，说，多谈马列。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里面有保守派和激烈派，你把自己称作“润滑剂”，是怎么做的?
沈昌文：我说是“润滑剂”，但我基本上是所谓“引而不发”那一派的，所以才让我来当领导嘛，搞得很多人对我意见挺大的。现在还有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弥合和沟通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协调两派之间的工作呢?
沈昌文：我当家，我自己管，我喜欢自己做，喜欢编辑部是小滩子，人不要多，几个人自己做，那样就好协调了。陈原是主编，他跟我的主张是一样的，就好办了，1986年他不干了(退休)，就是我当主编了。我当了主编就独断专行了。(笑)一个小刊物好办嘛。
《瞭望东方周刊》：你把那些激烈的人叫做“焦大”。
沈昌文：是啊，这些人是非常可敬的，我不主张他们采取过激的行动，另一方面，我也保护他们，我有很多保护他们的行动，现在不好说，等到可以说的时候再说。
无能、无为，无我
“到了80年代我们做编辑，就知道自己要退居幕后，尊重作者，那么怎么尊重呢，就是把编辑的角色在形式上减低到最小限度，不显示出自己”
沈昌文曾和吴彬总结办《读书》的经验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
王蒙将此理解为：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人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弘，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容纳力——港台的说法叫做磁性。
但是，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并不妥协。
沈昌文回忆，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写过一些感时的旧诗在《读书》发表。某日，编辑部收到“某某办公室”的来信，并附一文，批评说是这些诗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这来信是否发表?《读书》众帅反复讨论，最后，陈原一句名言获得大家首肯：‘《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此文经各人反复阅读，认为不是争鸣，而是“棍子”，乃退。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把办《读书》的经验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无我)?
沈昌文：就是不要把编辑当成一个组织者的身份派出去，要做的不过是顺其潮流。
在(上世纪)50年代做编辑是代表党来组稿，我们那时候，比如说要找北大的教授组稿，先要到北大的人事部门，对方告诉你这个教授是什么出身，有什么历史问题，然后我们才找到这个教授。见到这个教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和党委组织部门谈了，他们同意你写这篇文章。
也是胡乔木，我老说他好话，但有人对他意见很大，我也没见过这个人。胡乔木在1954年有一次讲话中说，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他把作家的地位放得相当高，我们后来才知道要恭敬作者。
50年代，我在人民出版社的总编室工作，后来有的老同志发现编辑对老作家写信不够尊重。比如说郭沫若，不能叫沫若先生，要称呼他的字，后来我们去收集作家的字，才发现郭沫若的字叫“鼎堂”，然后就称呼他为“鼎堂先生”，后来才锻炼着写一点半文不白的信。
到了80年代我们做编辑，就知道自己要退居幕后，尊重作者，那么怎么尊重呢，就是把编辑的角色在形式上减低到最小限度，不显示出自己。这也是保护编辑自己。这样呢，既尊重作家，上面怪罪起来，我们也容易逃脱的。(笑)
“读者是最聪明的”
“鲁迅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王蒙忽然发表高见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了。回头我们赶紧向王蒙进攻，让他写文章，就写了《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既不便直抒胸臆，又要办“思想评论”，让《读书》的编辑们常感力不从心，1984年在史枚去世前后，编辑部想出一个办法，向社会请教。于是出现了“读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做编辑，就知道自己要退居幕后，尊重作者，那么怎么尊重呢，就是把编辑的角色在形式上减低到最小限度，不显示出自己”者服务日”。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的“读者服务日”是很有名的，凝聚了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包括王蒙、吕叔湘等人都是座上宾啊。
沈昌文：因为要跟读者交流，每个月25号定为“读者服务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听到“沙龙”这两个字就会害怕，好像就是资产阶级，还有“俱乐部”，那时东欧的一个“反党组织”叫做“裴多菲俱乐部”，也很避讳，就想出了一个“读者服务日”。这是从牡丹电视机广告得到的启发，当时它们广告说“忠诚地为消费者服务”，我们的作者也是我们的读者，来—个服务，把它纳入到销售渠道去，表面上是一个销售行为，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起到什么作用?
沈昌文：交流，收集他们的信息。我们表面上很随便，但服务日结束后，要开两天会呢，在服务日里听到什么，听到了以后做什么反应，然后发表什么文章。编辑部表面上是不动声色的，聚餐，喝咖啡，实际上是收集信息材料，收集隋报的。
《瞭望东方周刊》：王蒙也经常来，他当了文化部长后还来吗?
沈昌文：来，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他在会上提到的，鲁迅的文章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王蒙忽然发表高见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了。回头我们赶紧向王蒙进攻，让他写文章，就写了《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这个说法应该是相当自由主义的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也很注重和普通读者的交流?
沈昌文：对，读者是最聪明的。都是我的知音，所以我做主编的时候，总是自己去收发室拿读者来信，当天就看，因为太重要了，我要了解读者的反响。他们不但看懂了，还能看出里面没有的意思，很偏远的地方的小学老师也能看出来，而且能表达给你。我在编后语里面也反馈，他们就反映得更积极了。这就变成了一种交流了。
沈昌文的名片是废弃的打印纸做的，他拿用过的打印纸背面做名片的正面，除了名字和联系方式，有一幅漫画：一个老头背着一个双肩包，双手提着两叠废纸，一旁的文字写道：“废纸我买”。
沈昌文1931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进入人民出版社，历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职，1980年开始参与《读书》杂志的工作，到1996年底退休，一直是这个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杂志的操盘者。其间，从1986年起，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主持出版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人文社科书籍。
有人把他称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教父，他对本刊记者“呵呵”一笑，说：“如果有这个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误解误解。”
生活中的沈昌文常常像名片的漫画上一样，背着一个双肩包，流连在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会客也都是安排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面对记者的他幽默、平易，关于《读书》、关于中国新闻出版界的一些人和事，他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几个老头复刊《读书》
“个别人说，你们怎么也叫思想评论呢?思想评论不是有《红旗》了吗?不过没有多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年思想解放的劲头实在很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感召下，1978年底，当时新闻出版界的一些老领导积极筹划《读书》的复刊。这些老领导包括：陈翰伯，当时国家出版局局长，相当于现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陈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沈昌文说，《读书》编辑部是一个高明的设计：创办时，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机构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三联书店(当时还不是独立的机构)。主编是跟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毫无关系的陈原，研究室的倪子明是范用的老同事，兼任副主编，这样，这个《读书》杂志就成了“几不管”了。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当时确定的宗旨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很需要思想方面的启蒙?
沈昌文：这个刊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就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到了50年代就不能用这个名字了，因为思想评论刊物必须是党的刊物，解放以后最重要的思想评论刊物是《红旗》。
陈翰伯是40年代《读书》的主编，他是老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埃德加·斯诺的学生——斯诺就是他送到延安去的。
《瞭望东方周刊》：已经有《红旗》做思想评论了，你们也做，会不会有争议?
沈昌文：是有过，有个中宣部的领导同志曾经提出来过，个别人说，你们怎么也叫思想评论呢?思想评论不是有《红旗》了吗?不过没有多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年思想解放的劲头实在很足，党内的想法也是不必只有一种声音，可以有各种声音。
另外很重要的是有陈翰伯这个后台，他是老报人，喜欢给报纸杂志写社论，他在《读书》不挂任何名义，但出了不少主意，40年代的时候他是上海有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老报人都知道，笔名叫梅碧华，50年代调到北京来，主持了《学习》杂志，就是《红旗》的前身，还主持了老一辈的北京新闻学校，很多老一辈的新闻人物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
胡乔木肯定《读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包括那些老干部，让我们这些‘小巴拉子’都很惊讶”
“几个老领导”并没有精力自己做《读书》，找了一些“很有威望的老先生”来做，请了冯亦代担任副主编、史枚任常务副主编，还请倪子明做副主编。他们组成了《读书》最早的编辑骨干。
1979年4月，《读书》复刊，反响强烈，第一期就印了两次。尤其创刊号上发表了《读书无禁区》，引起很大轰动。实际上，原文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经编辑部修改成“读书无禁区”。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无禁区》当年引起很大轰动，给编辑部带来很大压力吧?
沈昌文：对，作者是当时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掌握不少材料。
《瞭望东方周刊》：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沈昌文：你想象不到当时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包括那些老干部，让我们这些“小巴拉子”都很惊讶。
《瞭望东方周刊》：既然《读书无禁区》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写的，谁还有意见呢?
沈昌文：读者啊，还有别的老干部啊，也可能这中间有什么奥妙，我不知道。我当时是《读书》编辑部主任，又是党支部书记，专门做这种作检讨的事情。
1983年又有关于“人性论”的讨论，有一篇李以洪的文章《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写“人性论”，接着负责宣传的一个副部长就写了一篇《狗的月亮已经升起》来批驳李以洪的文章，还牵扯到周扬的人道主义的争论。
之后断断续续还有一些事情，所有的这些都牵扯到《读书》的存在了，再这样下去，要算总账了。所以，有一种呼声说要停办。最后是胡乔木挽救了我们。
1984年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会议上，胡乔木在讲话中间突然提到，“《读书》杂志大家意见很大，还要不要办?我的意思是还要办，有人说《读书》谈书少，思想评论多，那就(另)办一个专门谈书的杂志吧”。他来了一个惊人的语言，所以很快就办了一个专门谈书的新杂志叫《博览群书》，这个刊物现在还在。胡乔木的话等于肯定《读书》维持思想评论不变。
然后问题就平息了，班子整顿了，就是沈昌文当副主编了，找一个听话的小家伙来主持工作(笑)。冯亦代和史枚退后了，他们是老右派，我是党员。那是1984年。
《瞭望东方周刊》：胡乔木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读书》?
沈昌文：胡乔木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管思想工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说得好听就是活跃了，说得难听就是思想都“甜’了，呵呵。我们这些小党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哪一个地位高就听哪一个的。
“引而不发”的“润滑剂”
“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就是哪壶永不开提哪壶。……另外一派是陈翰伯和陈原，他们主张保存力量，初衷不改变，但话要讲得适中一点。”
“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作检讨。”沈昌文说他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读书》不断有一些文章惹麻烦，他就不断去作检讨，讲一些“两面光”的话。
1980年初，《读书》办了半年多了，范用找到沈昌文，要他到《读书》去。于是，沈昌文做了《读书》编辑室主任。
过后，沈昌文思考范用调他去《读书》的原因有二。其一，可以借沈昌文来协调和陈原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沈昌文和史枚很熟，而史枚是老领导们最头 疼的一匹无法驯服的野马。
《读书》当时内部分歧也很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史枚属于“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而陈原并不主张这样，他说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是你在1983年接手，1986年主事，一直到1996年，十多年的时间都是在操盘啊。
沈昌文；也可以说我在1980年就接手了，那时，我是编辑部的支部书记啊，你在编辑部工作，应该知道编委也没有支部书记说话算数啊。上面觉得这个单位复杂了，就专门派了一个支部书记去，这个支部书记就到处跟人谈话，把思想统一起来。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内部对办刊思路也有一些争论吧?
沈昌文：那当然了。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就是哪壶水不开提哪壶。范用实际上是非常激烈的，史枚也很激烈。当时有个“邹韬奋精神”在，邹韬奋办刊的路线是什么呢?创刊，哪壶水不开提哪壶，然后停刊，韬奋手里有多少刊物停刊了啊。现在有“韬奋奖”，非常奇怪，有人说，“韬奋奖”里专门选择听话的，而韬奋是最不听话的(笑)。
另外一派是陈翰伯和陈原，他们主张保存力量，初衷不改变，但话要讲得适中一点。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引而不发”是这个意思吗?
沈昌文：“引而不发”是陈原提的。我主张“跪着造反”，这是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话。60年代初期，我们在“中央反修小组”的领导下翻译苏联反修的史料，列宁批判考茨基，说他是跪着造反，就是不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批评制度的缺陷，不主张革命，不主张流血。我当时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这个办法。不触及制度，但对各种问题发表看法。
陈翰伯老先生主张多讲马列，用马列理论来批评。你要用马列的方法，谁敢批评你啊，大家都知道马列是最主张自由的。所以陈翰伯总是把我找去，说，多谈马列。
《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里面有保守派和激烈派，你把自己称作“润滑剂”，是怎么做的?
沈昌文：我说是“润滑剂”，但我基本上是所谓“引而不发”那一派的，所以才让我来当领导嘛，搞得很多人对我意见挺大的。现在还有呢。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弥合和沟通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协调两派之间的工作呢?
沈昌文：我当家，我自己管，我喜欢自己做，喜欢编辑部是小滩子，人不要多，几个人自己做，那样就好协调了。陈原是主编，他跟我的主张是一样的，就好办了，1986年他不干了(退休)，就是我当主编了。我当了主编就独断专行了。(笑)一个小刊物好办嘛。
《瞭望东方周刊》：你把那些激烈的人叫做“焦大”。
沈昌文：是啊，这些人是非常可敬的，我不主张他们采取过激的行动，另一方面，我也保护他们，我有很多保护他们的行动，现在不好说，等到可以说的时候再说。
无能、无为，无我
“到了80年代我们做编辑，就知道自己要退居幕后，尊重作者，那么怎么尊重呢，就是把编辑的角色在形式上减低到最小限度，不显示出自己”
沈昌文曾和吴彬总结办《读书》的经验是三无：无能、无为、无我。
王蒙将此理解为：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人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显出一种恢弘，一种思稿若渴一种思贤若渴的谦虚和真诚，才能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容纳力——港台的说法叫做磁性。
但是，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并不妥协。
沈昌文回忆，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写过一些感时的旧诗在《读书》发表。某日，编辑部收到“某某办公室”的来信，并附一文，批评说是这些诗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这来信是否发表?《读书》众帅反复讨论，最后，陈原一句名言获得大家首肯：‘《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此文经各人反复阅读，认为不是争鸣，而是“棍子”，乃退。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把办《读书》的经验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无我)?
沈昌文：就是不要把编辑当成一个组织者的身份派出去，要做的不过是顺其潮流。
在(上世纪)50年代做编辑是代表党来组稿，我们那时候，比如说要找北大的教授组稿，先要到北大的人事部门，对方告诉你这个教授是什么出身，有什么历史问题，然后我们才找到这个教授。见到这个教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和党委组织部门谈了，他们同意你写这篇文章。
也是胡乔木，我老说他好话，但有人对他意见很大，我也没见过这个人。胡乔木在1954年有一次讲话中说，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他把作家的地位放得相当高，我们后来才知道要恭敬作者。
50年代，我在人民出版社的总编室工作，后来有的老同志发现编辑对老作家写信不够尊重。比如说郭沫若，不能叫沫若先生，要称呼他的字，后来我们去收集作家的字，才发现郭沫若的字叫“鼎堂”，然后就称呼他为“鼎堂先生”，后来才锻炼着写一点半文不白的信。
到了80年代我们做编辑，就知道自己要退居幕后，尊重作者，那么怎么尊重呢，就是把编辑的角色在形式上减低到最小限度，不显示出自己。这也是保护编辑自己。这样呢，既尊重作家，上面怪罪起来，我们也容易逃脱的。(笑)
“读者是最聪明的”
“鲁迅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王蒙忽然发表高见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了。回头我们赶紧向王蒙进攻，让他写文章，就写了《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既不便直抒胸臆，又要办“思想评论”，让《读书》的编辑们常感力不从心，1984年在史枚去世前后，编辑部想出一个办法，向社会请教。于是出现了“读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做编辑，就知道自己要退居幕后，尊重作者，那么怎么尊重呢，就是把编辑的角色在形式上减低到最小限度，不显示出自己”者服务日”。
《瞭望东方周刊》：《读书》的“读者服务日”是很有名的，凝聚了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包括王蒙、吕叔湘等人都是座上宾啊。
沈昌文：因为要跟读者交流，每个月25号定为“读者服务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听到“沙龙”这两个字就会害怕，好像就是资产阶级，还有“俱乐部”，那时东欧的一个“反党组织”叫做“裴多菲俱乐部”，也很避讳，就想出了一个“读者服务日”。这是从牡丹电视机广告得到的启发，当时它们广告说“忠诚地为消费者服务”，我们的作者也是我们的读者，来—个服务，把它纳入到销售渠道去，表面上是一个销售行为，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起到什么作用?
沈昌文：交流，收集他们的信息。我们表面上很随便，但服务日结束后，要开两天会呢，在服务日里听到什么，听到了以后做什么反应，然后发表什么文章。编辑部表面上是不动声色的，聚餐，喝咖啡，实际上是收集信息材料，收集隋报的。
《瞭望东方周刊》：王蒙也经常来，他当了文化部长后还来吗?
沈昌文：来，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是他在会上提到的，鲁迅的文章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王蒙忽然发表高见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了。回头我们赶紧向王蒙进攻，让他写文章，就写了《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这个说法应该是相当自由主义的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也很注重和普通读者的交流?
沈昌文：对，读者是最聪明的。都是我的知音，所以我做主编的时候，总是自己去收发室拿读者来信，当天就看，因为太重要了，我要了解读者的反响。他们不但看懂了，还能看出里面没有的意思，很偏远的地方的小学老师也能看出来，而且能表达给你。我在编后语里面也反馈，他们就反映得更积极了。这就变成了一种交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