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
　　中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目前我国有2003个县，还有853个市辖区，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县域地区的经济生产占GDP的48%。我们的城镇化不仅仅是在北上广，而应该是全方位的，以中小城市为主。
　　城镇化的总体空间格局有5个城镇群，主要是指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地区和成渝地区。城镇化的水平实际上是和非农产业比重同步提高相一致的，我国的城镇化不是让他们盲目进城，必须要有就业，必须有非农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相对集中，从农村进入城市，其中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福建6个省市流动人口占86.8%，接近90%。流出地主要集中在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6个省份。
　　有一个新的动向非常值得我们注意，2011年起省内流动开始超过省际流动。从2010年开始省内的流动已经达到52.9%，而跨省的流动降到47.1%，这和2010年以前，特别是和20世纪90年代完全不一样。
　　杨伟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目前的各种调查显示，农民工不太愿意在中小城市落户，原因是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健全，这没法给农民一个可预见的、全面的预期。在城市落户后，能不能获得平等的公租房，社会保障怎么办，医保、养老保险能不能无缝衔接；特别是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怎么办，是收回还是流转，如果可以流转，是在本村流转还是跨地流转等很多问题都没明晰的政策和界限。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解决1亿人口的落户问题，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落户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但目前的人口转移趋势是愿意进入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规划的愿望和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程度高、就业吸纳能力强、公共服务好的往往是特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这样经济发展布局和人口分布的要求不完全一样，需要引起关注。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在城市，未来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这个问题是需要科学的理解，这涉及到我国未来城镇化是对沿海地区重点推进，还是在内地城市重点推进，或者在大小城市同时推进。
　　从政策角度，决策者是希望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把大量的资源引入到中小城市特别是内地中小城市，其中包括钱、建设用地指标等。但是，这些钱到底是用来做公共服务还是做开发区，差异非常大。现实中是把大量的钱和指标投向内地中小城市后，结果开发区遍地开花，导致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脱节。
　　从东、中、西部来看，地的城镇化脱离人的城镇化的情况严重程度依次为：西部最严重，中部其次，东部最轻。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政府的规划和城市工业发展推进的方向与市场决定的方向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