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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外貌描写经历了从简单到形象的过程。《三国演义》中的外貌描写虽然存在着套语和标签式描写，但基本和人物性格、身份地位相得益彰。文学作品的人物外貌描写体现出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和审美观念，人物的相貌和其内质是存在一定映射关系的。
关键词：《三国演义》；以形传神；审美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1
外貌描写是叙事性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的外貌描写经历了从最初寥寥数语到多样生动、从简单到立体、从标签式到个性化的发展过程。作为第一部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外貌描写方式是中国古代小说外貌描写方式进程中以貌知人的一个展现。《三国演义》中的外貌描写基本可以分为隐士、帝王、武将、文臣谋士等几类。
隐士的外貌描写突出一种清奇气质，显示其与众不同，因而外貌描写的词语偏向于松、柏、鹤。在中国文化里，松柏具有特殊意义，常常表示孤高、高洁，鹤更是具有飘然出世的意味，这些都是与隐士身份相符的。《三国演义》里的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拥有超人的智慧和不染世俗的品质，因而在描写隐士的时候，外貌都是符合其本身应具有的形象。如水镜先生是“松形鹤骨，器宇不凡”，李意是“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状”。
在中国文化里，为了突出王权的威严，文学作品对帝王的出身、外貌描写通常充满神秘性。《三国演义》里刘备出场即气势非凡，“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这段外貌描写源于《三国志·刘备传》中的“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后世小说中描写的拥有大耳者多是仙佛和君王，就是这种原始文化影响的残留。”刘备的外貌还通过他人之口来显现其与众不同，如孙权“观玄德仪表非凡，心中有畏惧之意”，“国太见了玄德，大喜，谓乔国老曰：‘真吾婿也！’国老曰：‘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国太得此佳婿，真可庆也！’”龙凤之姿和天日之表可谓是对刘备神异外貌的最终评价。
为了突出武将的勇猛，外貌呈现出标签式描写：首先是身高几尺，其次是动物比拟。李福清认为“这种动物比拟的古老传统可能是来源于图腾崇拜这一原始观念。”武将的外貌描写主要是通过刻画其过人体力来显现勇猛。如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华雄“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豹、虎、熊、狼等动物都是凶狠之极，这些动物词语用来形容人物，正与武将的勇武之力相匹配。
“通俗文学中的英雄都必须是相貌非凡的人，人物的肖像描写不是为了准确地表现人物容貌，而是要确立人物的身份、地位。”松姿鹤骨的是隐士，龙凤之姿的是君王，虎豹之形的是武将，每个人的肖像描写并不是那么精准全面，但关键在于形貌背后的身份、地位、际遇。具备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的刘备当仁不让地成为作者笔下的正主，地位非凡。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一开始，张飞正因为外貌异乎寻常才引起了刘备的关注，而后才有了桃园三结义。“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九尺身高已非同寻常，再加之美髯、重枣脸、丹凤眼、卧蚕眉，都凸显出三绝之一的义绝——关羽的与众不同，这也奠定了关羽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反之，凤雏庞统与卧龙孔明智谋可谓不相上下，可庞统形貌与翩然潇洒的孔明相去甚远，甚至一度因形貌被人嗤之以鼻，际遇大打折扣。
“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重视人的容貌声色之美，往往与自我价值的发现、个性情感的张扬、生命意义的重建等人文思潮的涌动息息相关。”不同时期文学里的外貌描写体现的是不同的审美观。魏晋时期以“白”为美，众多风流俊美之士一时间层出不穷，有粉面何郎行步顾影，更有掷果盈车的潘安，这时期崇尚的是一种阴柔之美。罗贯中《三国演义》里人物外貌描写展示的则是对智慧和勇武之美的崇尚。《三国演义》里的女子并不多，对其外貌描写完全粗线条化，有时候，明明是倾国之色，却只用一个词语就完成了人物外貌刻画，如貂蝉“年方二八，色伎俱佳”，甄氏“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这和作品整体表现的阳刚美是一致的。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力求外貌符合人物本身性格和身份，做到形神相得。受古代哲学家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身高貌美与其人的超凡德行是相联系的。《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外貌描写和人物的性格、身份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刘备“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面如冠玉，玉是温润之物，整个外貌给人一种宽厚仁和之感，正与刘备性格和帝王身份相得益彰。“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张飞外表的凶猛与风风火火的急性子性格互相映衬。“身长七尺，细眼长髯”，曹操的细眼是其奸诈性格的一个标志。《三国演义》中的外貌描写可以说是以貌知人、以形传神。一个人外在的形貌基本可以确立起其在作品中的性格和地位。
参考文献：
[1]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
[2]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3]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
关键词：《三国演义》；以形传神；审美思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1
外貌描写是叙事性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的外貌描写经历了从最初寥寥数语到多样生动、从简单到立体、从标签式到个性化的发展过程。作为第一部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外貌描写方式是中国古代小说外貌描写方式进程中以貌知人的一个展现。《三国演义》中的外貌描写基本可以分为隐士、帝王、武将、文臣谋士等几类。
隐士的外貌描写突出一种清奇气质，显示其与众不同，因而外貌描写的词语偏向于松、柏、鹤。在中国文化里，松柏具有特殊意义，常常表示孤高、高洁，鹤更是具有飘然出世的意味，这些都是与隐士身份相符的。《三国演义》里的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拥有超人的智慧和不染世俗的品质，因而在描写隐士的时候，外貌都是符合其本身应具有的形象。如水镜先生是“松形鹤骨，器宇不凡”，李意是“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状”。
在中国文化里，为了突出王权的威严，文学作品对帝王的出身、外貌描写通常充满神秘性。《三国演义》里刘备出场即气势非凡，“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这段外貌描写源于《三国志·刘备传》中的“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后世小说中描写的拥有大耳者多是仙佛和君王，就是这种原始文化影响的残留。”刘备的外貌还通过他人之口来显现其与众不同，如孙权“观玄德仪表非凡，心中有畏惧之意”，“国太见了玄德，大喜，谓乔国老曰：‘真吾婿也！’国老曰：‘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国太得此佳婿，真可庆也！’”龙凤之姿和天日之表可谓是对刘备神异外貌的最终评价。
为了突出武将的勇猛，外貌呈现出标签式描写：首先是身高几尺，其次是动物比拟。李福清认为“这种动物比拟的古老传统可能是来源于图腾崇拜这一原始观念。”武将的外貌描写主要是通过刻画其过人体力来显现勇猛。如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华雄“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豹、虎、熊、狼等动物都是凶狠之极，这些动物词语用来形容人物，正与武将的勇武之力相匹配。
“通俗文学中的英雄都必须是相貌非凡的人，人物的肖像描写不是为了准确地表现人物容貌，而是要确立人物的身份、地位。”松姿鹤骨的是隐士，龙凤之姿的是君王，虎豹之形的是武将，每个人的肖像描写并不是那么精准全面，但关键在于形貌背后的身份、地位、际遇。具备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的刘备当仁不让地成为作者笔下的正主，地位非凡。张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一开始，张飞正因为外貌异乎寻常才引起了刘备的关注，而后才有了桃园三结义。“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九尺身高已非同寻常，再加之美髯、重枣脸、丹凤眼、卧蚕眉，都凸显出三绝之一的义绝——关羽的与众不同，这也奠定了关羽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反之，凤雏庞统与卧龙孔明智谋可谓不相上下，可庞统形貌与翩然潇洒的孔明相去甚远，甚至一度因形貌被人嗤之以鼻，际遇大打折扣。
“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重视人的容貌声色之美，往往与自我价值的发现、个性情感的张扬、生命意义的重建等人文思潮的涌动息息相关。”不同时期文学里的外貌描写体现的是不同的审美观。魏晋时期以“白”为美，众多风流俊美之士一时间层出不穷，有粉面何郎行步顾影，更有掷果盈车的潘安，这时期崇尚的是一种阴柔之美。罗贯中《三国演义》里人物外貌描写展示的则是对智慧和勇武之美的崇尚。《三国演义》里的女子并不多，对其外貌描写完全粗线条化，有时候，明明是倾国之色，却只用一个词语就完成了人物外貌刻画，如貂蝉“年方二八，色伎俱佳”，甄氏“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这和作品整体表现的阳刚美是一致的。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力求外貌符合人物本身性格和身份，做到形神相得。受古代哲学家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身高貌美与其人的超凡德行是相联系的。《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外貌描写和人物的性格、身份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刘备“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面如冠玉，玉是温润之物，整个外貌给人一种宽厚仁和之感，正与刘备性格和帝王身份相得益彰。“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张飞外表的凶猛与风风火火的急性子性格互相映衬。“身长七尺，细眼长髯”，曹操的细眼是其奸诈性格的一个标志。《三国演义》中的外貌描写可以说是以貌知人、以形传神。一个人外在的形貌基本可以确立起其在作品中的性格和地位。
参考文献：
[1]万晴川：《中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
[2]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3]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