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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是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发起人之一，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文学家、教育家，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和鲁迅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历史恩怨。成仿吾曾对鲁迅提出过激烈的批评，鲁迅也给予反击，两人之间发生过笔战。最后，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两人消除了误会，成为革命的战友。
鲁迅与“黑旋风”
成仿吾曾经的论战
成仿吾和鲁迅的最初分歧，是由于成仿吾对鲁迅的《呐喊》的批评而引起。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在1924年1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一文。成仿吾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等，都是“自然主义”的、“浅薄”的、“庸俗”的作品，只有《不周山》（即《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在创造社的“大将”中，郭沫若以诗歌见长，郁达夫以小说著称，成仿吾是文学评论的主将。郭沫若曾说成仿吾是“黑旋风”李逵。成仿吾曾在评论中挖苦鲁迅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成仿吾甚至还呼应所谓“绍兴师爷”的说法，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成仿吾甚至还称鲁迅是“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是一位斗士，他的文章是对敌斗争的“投枪”、“匕首”。对于革命文学阵营中某些显然是错误的见解，鲁迅也不大留情面。1935年12月26日，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写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乎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对成仿吾的批评，鲁迅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的《不周山》后半部分草率，难称佳作，而成仿吾却对《不周山》评价很高。因此当《呐喊》印第二版时，鲁迅特意将《不周山》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对成仿吾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鲁迅一直是“憎恶”的。他在《“题未定”草》（五）中描写成仿吾说：“……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又在1928年撰写的《<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中指成仿吾说：这位“‘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曾几何时尚是“把守‘艺术之宫’”的“黑旋风”。在《<东京通信>按语》中，鲁迅批评成仿吾企图“打发”《语丝》，与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禁止”《语丝》的做法，乃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却又跑到日本温泉浴场的言行不一的品格，鲁迅也曾予以批评。至于成仿吾称鲁迅为3个“有闲”，鲁迅因之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以射仿吾”，更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
“三把板斧”和“三闲”，表明了成仿吾和鲁迅之间确实有过争论。但是，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分歧，还谈不到是两人立场上的敌对。后来，成仿吾自己就曾表明过：那时自己对鲁迅的作品很少读，我们当时认为要读就读世界一流作品，歌德、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的。成仿吾说他批评《阿Q正传》时，甚至没有耐心读完。鲁迅在气愤地还击创造社的批评的前后，对他们的奋斗也曾真诚地表示同情与赞扬：“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努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这说明鲁迅本人也承认创造社同他的矛盾是在共同向旧社会进攻过程中产生的。
成仿吾后来参加革命，成为著名“红色教育家”，曾任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宋任穷曾评价成仿吾说，他是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的典型之一，其一生阅历丰富，建树非凡。1936年，女作家丁玲在陕北见到成仿吾时，对成仿吾的印象是：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尊重别人、热情、虚心、平等待人的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但成仿吾与鲁迅笔战的经历，却载入文学史。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有一番谈话。其中谈到杂文时，毛泽东曾提及鲁迅和成仿吾、周扬等人的论战：“他（指鲁迅）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毛泽东所说的“上海的共产党员”，则指周扬等人。显然，毛泽东对这场争论，是有定论的，他坚定地站在了鲁迅一边。
“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前成仿吾与
鲁迅的一次愉快合作
鲁迅与成仿吾之间，在进行笔战的同时，也有联合的趋势。创造社本来和鲁迅有合作的意愿，并有过积极的接触。早在1926年，鲁迅去广州之前给许广平的信中表示过，要“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鲁迅与成仿吾共同发表过《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在大革命时期，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上海许多革命文学家纷纷来到广州。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也都先后到了广州。成仿吾是1923年到广州去的，除了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外，还在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同时把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建立了起来。革命文学在北伐的节节胜利中得到了发展。 1927年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曾说过，愿意到广州和创造社联合起来干一番事业。但是，鲁迅到广州以后不久，凭着他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发现广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会出现“红里透白”的。不出鲁迅所料，蒋介石随后叛变革命。1927年春，有些创造社成员先后离开了广州，但成仿吾仍然留在广州。根据当时北伐斗争的需要，由成仿吾发起，约何畏起草了一篇《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宣言》写成后，成仿吾首先签了名。他曾准备请郭沫若第二个签名，但考虑到郭沫若已于1926年11月初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由郭沫若签名恐怕会在国际、国内产生削弱《宣言》客观效果的情况，成仿吾决定不请郭沫若出面。那么，还有谁能够代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家呢？这时，成仿吾首先想到的是鲁迅，他写了一封信，请何畏转给了鲁迅。《鲁迅日记》中惟一的一次提到成仿吾是在1927年2月20日记有“得成仿吾信”，就是指此事。《鲁迅日记》显示，2月21日、2月30日、3月5日，何畏曾多次拜访过鲁迅。何畏的来访，可能是和鲁迅一起研究《宣言》草稿。定稿后，鲁迅欣然带头第二个在《宣言》上签了名。后面的签名者依次是王独清和何畏等人。不久，这篇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宣言》，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4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同时，由何畏译成英语在英国发表。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前半个月的事情。后来何畏又将《宣言》译成日文，交给他在日本的岳父，发表在1927年6月号的日本《文艺战线》上。1927年9月24日，鲁迅离开上海前夕，到创造社门市部选购书刊，创造社人员执意免费赠送。
郭沫若回到上海以后，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找鲁迅商谈合作事宜，商议准备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述员。鲁迅欣然表示同意，但不主张另办刊物，说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一个共同园地。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创造周报》复刊广告，公布《创造周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特约撰述员为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30多人。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创造周报>复活了》。可惜成仿吾和鲁迅的合作计划没有实现，反而引来一场论战。
成仿吾回国后，和李初犁、冯乃超等创造社后期成员一样，反对恢复《创造周报》，认为其使命已经完成了。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新办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号出版。2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出版。创造社在表明正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的同时，点名批评了鲁迅、郁达夫等人。在成仿吾、冯乃超、李初犁等人看来，他们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总的批判。《文化批判》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犁的《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和《请看我们中国人的DonQuiXode（唐·吉诃德）的乱舞》。5月1日，成仿吾以“石厚生”为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论述了“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观点，认为鲁迅的“闲暇”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鲁迅对此十分反感。1932年4月24日深夜，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愤然写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创造社与鲁迅的这次论争，持续到1929年初。由于中共党组织出面干涉，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才平息。
鲁迅帮助成仿吾
与党组织接上头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的逃跑了，有的叛变了，有的擦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着。鲁迅到上海以后，扛起了革命文学的大旗，勇猛前进。成仿吾则以一个革命战士的身份，踏上了新的革命。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同成仿吾之间的分歧与隔阂逐渐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深厚的革命友谊。
大革命风暴使成仿吾从文学家转变为革命家，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培训革命干部。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开始主动寻找革命。1928年夏，成仿吾经苏联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成仿吾从德国柏林秘密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他曾是20年代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颇有名气。成仿吾回来以后，为了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尽快离开上海。张闻天问成仿吾：“愿去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去江苏省委？”成仿吾表示愿意到鄂豫皖苏区。9月，成仿吾秘密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出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省教委主任及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拥有红军4万、人口数百万，纵横数百里，与一江之隔的中央苏区共同构成了对南京的钳形之势，成了蒋介石的两大心腹之患。成仿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正赶上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因为张国焘利用王明授予他的特殊权力，以“肃反”为名，恣意杀害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以千计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创始人及骨干。同时，由于他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鄂豫皖根据地日益缩小。张国焘还擅自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拉走，放弃了苏区军民用生命和鲜血创建的江北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成仿吾虽幸免于难，但他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极端不满。为了挽救鄂豫皖根据地，1933年9月，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决定派人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状告张国焘。经研究决定，派成仿吾以特使身份赴沪。当时鄂豫皖苏区已大部丧失，四周敌军密布，寸步难行，成仿吾又患疟疾，走不动路。为了革命事业，成仿吾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关系鄂豫皖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特殊使命。
几经艰险，成仿吾终于到了上海。此时已届严冬，成仿吾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因连日奔波加之身患疟疾还未好，成仿吾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令他更加焦急的是，中共中央已撤至中央苏区，原来接头的秘密联络机关不能再使用了。在马路上偶尔遇到熟人，也不敢轻易交谈，成仿吾无奈只能等待时机。一天，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说鲁迅是“准共产党”的消息。成仿吾心思一动，何不去求鲁迅，也许能找到党中央。但是，他也有些担心：早在20年代，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经过深思，他最后决定还是去见见鲁迅。于是，成仿吾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内山先生。在内山完造的联络下，鲁迅得知成仿吾前来相见，必有要事，于是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下午，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鲁迅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成仿吾进来，鲁迅急忙向前迎了两步，将成仿吾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久久不放。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见成仿吾穿着一件旧棉袍子，像个乡下小学教师，一语双关地问：“从家里来的吧？”成仿吾会心地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然后又低声说，“我看到前天的报纸在骂你！……”听到这儿，鲁迅有些引以为自豪的样子，微微一笑。他明白了，成仿吾指的是国民党说他是“准共产党”这件事。
接着，鲁迅幽默地指了一下成仿吾，也低声说：“你也‘死’过几次了。”鲁迅指的是成仿吾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他被打死的事。虽然是低声的两句交谈，却使他们彼此感到更加接近了。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谈着。成仿吾又低声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党内的朋友。”“好！好！”鲁迅郑重地答应着成仿吾，又说：“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就困难了!”原来，当时瞿秋白在上海处境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将瞿秋白调到苏区。瞿秋白已接到电令，过几天就要起程了。瞿秋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惟一与鲁迅有联系的，一旦瞿秋白走了，再想找地下党，鲁迅就爱莫能助了。
鲁迅问成仿吾住在什么地方、安全否、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成仿吾说住福州路某某旅馆。鲁迅站起来，表示这件事情应立刻去办。成仿吾也站起来靠近鲁迅低声说：“暗号，他（按：指的是接头人）说我是湖北来的老赵，我答我是湖南来的朱代生。”“呵！湖北来的老赵，湖南来的朱代生。”鲁迅慢慢地低声重复着。“对！对！”成仿吾答应着。接着，鲁迅点点头向成仿吾告别，没等咖啡喝完就走出了咖啡店。过了一会儿，成仿吾站在门口习惯地看看有没有“尾巴”，然后同留在咖啡店里的茅盾（沈雁冰）互相看了一眼也走了出来。
鲁迅立即将成仿吾的情况转告了瞿秋白。过了两天，成仿吾向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向瑞金党中央作了报告。很快，瑞金回电，命成仿吾于1934年元月10日前赶到瑞金。上海分局即派人送成仿吾秘密离开上海。
许广平1941年11月回忆说：“鲁迅对于自我批评是很严肃的，他承认时常去解剖别人，然而更无情的是解剖自己。即使不错，如果应该更往进步的方面走，他是很勇敢急速地做去的。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时代的批评法，并没有攻击到他的致命处，当时予以的批评，这也是不错的吧。但他和成仿吾先生并没有成为死对头，却是事实。在他去世前一二年，成先生忽然秘密到了上海，接见之下，已经是一位黑实的个子，像钢铁一样，不但加强了内容，而且仪表也的确两样了。在回来之后，他一直高兴谈着这次的会面，称道不止。可见这里没有个人恩怨在内，因为他们在根本原则上不是各走各的路。”
1959年，许广平又一次回忆起鲁迅和成仿吾之间的这次会见。许广平的这次回忆是在她和成仿吾见面之后写的。她写道：“一般人只知道鲁迅和成仿吾同志有过一次笔墨之争（这次争论属于革命文学内部的争论，瞿秋白同志已经作过分析，这里从略），但不知道和成仿吾同志之间，还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在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前不久，我有机会见到了成仿吾同志，问起他是否在上海见过鲁迅？他说：‘是的，并且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这情况我已经在回延安时报告了党中央的。’这件事情使人非常感动。成仿吾同志和鲁迅有过文字之争，这是谁都知道的，但由于革命目标的一致，思想、政见的一致，他们之间的争论终于统一了起来……”
1933年12月30日，成仿吾离开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于1934年1月11日安全抵达江西瑞金。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成仿吾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无语。1月15日，成仿吾向大会汇报张国焘擅自带领主力部队和电台向西逃跑，丢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要求中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
成仿吾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信的一开头就写道：“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的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作如下之指示……”《指示信》对张国焘做了批评，赞扬了坚守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所做的英勇顽强斗争，指出正是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才使鄂豫皖苏区没有全部丧失，才使国民党反动派一举荡平鄂豫皖苏区的企图破产。《指示信》发出后，为了加强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接受了成仿吾的建议，派程子华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成仿吾历经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此举使正处于困境的鄂豫皖根据地军民在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军事上得到巨大支持，保存了革命力量。
成仿吾对鲁迅的高度
评价与深切怀念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成仿吾对鲁迅的不幸病逝十分悲痛，写下了《纪念鲁迅》一文，高度评价了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他写道：“关于过去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问题，今天已经没有再提起的必要了。自一九三三年以来，我们是完全一致了，我们成为战友了。我们的和好，可以说是团结统一的模范，同时，从此他成了拥护统一的最英勇的战士。一九三三年底我与他在上海见面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什么隔阂了。”成仿吾和鲁迅曾有过笔墨之争和某种误会，但在革命事业的旗帜下，他们消弥了彼此之间的芥蒂，建立了深深的情谊。
成仿吾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讲到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文学的贡献的时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成仿吾认为，“‘五四’以前，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鲁迅是勇敢地迎接了这一线光明的第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族的怨哀。”成仿吾对鲁迅在“五四”以前出现在中国文坛的功绩，进行了热烈的赞扬，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鲁迅在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开始与中国革命潮流接触，认识了革命真理，“运用了杂文的战斗形式，用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始终站在最前线，反对一切民族敌人，鼓励着中国人民前进。”这里，成仿吾对鲁迅的思想转折，较早地作出了历史的科学的评价，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在于他能够在投身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了革命真理”。
在谈到鲁迅同“托洛茨基派”和汉奸的斗争时，成仿吾高度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他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最高水准”。他指出：鲁迅高度的革命觉悟和深刻的认识能力，甚至超过了同时代“不少政治家”。成仿吾还强调指出鲁迅同时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在这里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资产阶级作家，进到了全世界极少数的前列地位”。
在谈到当时纪念鲁迅的意义的时候，成仿吾说：“今天，我们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完成与中国文学的进步，坚决前进。”
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成仿吾第一个想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邀请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成仿吾发出了邀请，毛泽东欣然同意。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还首次把鲁迅称作“现代中国的圣人”，和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相提并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在毛泽东到陕北公学演讲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约成仿吾和几位同志吃饭。这天，大家议定了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事，同席的有7个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徐特立、艾思奇、周扬，他们成为鲁艺的创始人。1938年2月，成仿吾和毛泽东、林伯渠、周扬等联名发出《鲁迅艺术文学院创立缘起》一文，倡议创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意义深远的“鲁艺”，由此诞生。
晚年回忆起当年文坛的论战，成仿吾颇多感慨。1979年，成仿吾在一首诗中写道：“可怜酒鬼多仙去，‘才子流氓’今独存。”1984年5月3日他突发脑溢血，17日因病情恶化心力衰竭逝世，享年87岁。
中共中央为成仿吾举行了高规格追悼会，经党中央审订的悼词中称成仿吾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
鲁迅与“黑旋风”
成仿吾曾经的论战
成仿吾和鲁迅的最初分歧，是由于成仿吾对鲁迅的《呐喊》的批评而引起。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在1924年1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一文。成仿吾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等，都是“自然主义”的、“浅薄”的、“庸俗”的作品，只有《不周山》（即《补天》），“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在创造社的“大将”中，郭沫若以诗歌见长，郁达夫以小说著称，成仿吾是文学评论的主将。郭沫若曾说成仿吾是“黑旋风”李逵。成仿吾曾在评论中挖苦鲁迅说：“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成仿吾甚至还呼应所谓“绍兴师爷”的说法，称鲁迅“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成仿吾甚至还称鲁迅是“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鲁迅是一位斗士，他的文章是对敌斗争的“投枪”、“匕首”。对于革命文学阵营中某些显然是错误的见解，鲁迅也不大留情面。1935年12月26日，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写道：“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乎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对成仿吾的批评，鲁迅并不认同，他认为自己的《不周山》后半部分草率，难称佳作，而成仿吾却对《不周山》评价很高。因此当《呐喊》印第二版时，鲁迅特意将《不周山》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对成仿吾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鲁迅一直是“憎恶”的。他在《“题未定”草》（五）中描写成仿吾说：“……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又在1928年撰写的《<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中指成仿吾说：这位“‘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曾几何时尚是“把守‘艺术之宫’”的“黑旋风”。在《<东京通信>按语》中，鲁迅批评成仿吾企图“打发”《语丝》，与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禁止”《语丝》的做法，乃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却又跑到日本温泉浴场的言行不一的品格，鲁迅也曾予以批评。至于成仿吾称鲁迅为3个“有闲”，鲁迅因之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以射仿吾”，更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
“三把板斧”和“三闲”，表明了成仿吾和鲁迅之间确实有过争论。但是，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分歧，还谈不到是两人立场上的敌对。后来，成仿吾自己就曾表明过：那时自己对鲁迅的作品很少读，我们当时认为要读就读世界一流作品，歌德、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的。成仿吾说他批评《阿Q正传》时，甚至没有耐心读完。鲁迅在气愤地还击创造社的批评的前后，对他们的奋斗也曾真诚地表示同情与赞扬：“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努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这说明鲁迅本人也承认创造社同他的矛盾是在共同向旧社会进攻过程中产生的。
成仿吾后来参加革命，成为著名“红色教育家”，曾任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宋任穷曾评价成仿吾说，他是由“文化人”成为“革命人”的典型之一，其一生阅历丰富，建树非凡。1936年，女作家丁玲在陕北见到成仿吾时，对成仿吾的印象是：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尊重别人、热情、虚心、平等待人的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产党员。但成仿吾与鲁迅笔战的经历，却载入文学史。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有一番谈话。其中谈到杂文时，毛泽东曾提及鲁迅和成仿吾、周扬等人的论战：“他（指鲁迅）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毛泽东所说的“上海的共产党员”，则指周扬等人。显然，毛泽东对这场争论，是有定论的，他坚定地站在了鲁迅一边。
“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前成仿吾与
鲁迅的一次愉快合作
鲁迅与成仿吾之间，在进行笔战的同时，也有联合的趋势。创造社本来和鲁迅有合作的意愿，并有过积极的接触。早在1926年，鲁迅去广州之前给许广平的信中表示过，要“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鲁迅与成仿吾共同发表过《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在大革命时期，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上海许多革命文学家纷纷来到广州。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也都先后到了广州。成仿吾是1923年到广州去的，除了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外，还在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任物理学教授，同时把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建立了起来。革命文学在北伐的节节胜利中得到了发展。 1927年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曾说过，愿意到广州和创造社联合起来干一番事业。但是，鲁迅到广州以后不久，凭着他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发现广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会出现“红里透白”的。不出鲁迅所料，蒋介石随后叛变革命。1927年春，有些创造社成员先后离开了广州，但成仿吾仍然留在广州。根据当时北伐斗争的需要，由成仿吾发起，约何畏起草了一篇《中国文学家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宣言》写成后，成仿吾首先签了名。他曾准备请郭沫若第二个签名，但考虑到郭沫若已于1926年11月初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由郭沫若签名恐怕会在国际、国内产生削弱《宣言》客观效果的情况，成仿吾决定不请郭沫若出面。那么，还有谁能够代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家呢？这时，成仿吾首先想到的是鲁迅，他写了一封信，请何畏转给了鲁迅。《鲁迅日记》中惟一的一次提到成仿吾是在1927年2月20日记有“得成仿吾信”，就是指此事。《鲁迅日记》显示，2月21日、2月30日、3月5日，何畏曾多次拜访过鲁迅。何畏的来访，可能是和鲁迅一起研究《宣言》草稿。定稿后，鲁迅欣然带头第二个在《宣言》上签了名。后面的签名者依次是王独清和何畏等人。不久，这篇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宣言》，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4月1日出版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期上，同时，由何畏译成英语在英国发表。这是“四·一二”大屠杀前半个月的事情。后来何畏又将《宣言》译成日文，交给他在日本的岳父，发表在1927年6月号的日本《文艺战线》上。1927年9月24日，鲁迅离开上海前夕，到创造社门市部选购书刊，创造社人员执意免费赠送。
郭沫若回到上海以后，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找鲁迅商谈合作事宜，商议准备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述员。鲁迅欣然表示同意，但不主张另办刊物，说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一个共同园地。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创造周报》复刊广告，公布《创造周报》编辑委员为成仿吾、王独清、郑伯奇、段可情，特约撰述员为鲁迅、麦克昂（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30多人。1928年1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创造周报>复活了》。可惜成仿吾和鲁迅的合作计划没有实现，反而引来一场论战。
成仿吾回国后，和李初犁、冯乃超等创造社后期成员一样，反对恢复《创造周报》，认为其使命已经完成了。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新办刊物《文化批判》创刊号出版。2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出版。创造社在表明正式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的同时，点名批评了鲁迅、郁达夫等人。在成仿吾、冯乃超、李初犁等人看来，他们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总的批判。《文化批判》发表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犁的《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和《请看我们中国人的DonQuiXode（唐·吉诃德）的乱舞》。5月1日，成仿吾以“石厚生”为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论述了“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观点，认为鲁迅的“闲暇”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
鲁迅对此十分反感。1932年4月24日深夜，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愤然写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创造社与鲁迅的这次论争，持续到1929年初。由于中共党组织出面干涉，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争才平息。
鲁迅帮助成仿吾
与党组织接上头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的逃跑了，有的叛变了，有的擦干了自己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着。鲁迅到上海以后，扛起了革命文学的大旗，勇猛前进。成仿吾则以一个革命战士的身份，踏上了新的革命。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鲁迅同成仿吾之间的分歧与隔阂逐渐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深厚的革命友谊。
大革命风暴使成仿吾从文学家转变为革命家，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培训革命干部。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开始主动寻找革命。1928年夏，成仿吾经苏联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成仿吾从德国柏林秘密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他曾是20年代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颇有名气。成仿吾回来以后，为了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尽快离开上海。张闻天问成仿吾：“愿去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去江苏省委？”成仿吾表示愿意到鄂豫皖苏区。9月，成仿吾秘密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出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省教委主任及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拥有红军4万、人口数百万，纵横数百里，与一江之隔的中央苏区共同构成了对南京的钳形之势，成了蒋介石的两大心腹之患。成仿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正赶上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因为张国焘利用王明授予他的特殊权力，以“肃反”为名，恣意杀害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以千计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创始人及骨干。同时，由于他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鄂豫皖根据地日益缩小。张国焘还擅自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拉走，放弃了苏区军民用生命和鲜血创建的江北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成仿吾虽幸免于难，但他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极端不满。为了挽救鄂豫皖根据地，1933年9月，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决定派人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状告张国焘。经研究决定，派成仿吾以特使身份赴沪。当时鄂豫皖苏区已大部丧失，四周敌军密布，寸步难行，成仿吾又患疟疾，走不动路。为了革命事业，成仿吾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关系鄂豫皖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特殊使命。
几经艰险，成仿吾终于到了上海。此时已届严冬，成仿吾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因连日奔波加之身患疟疾还未好，成仿吾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令他更加焦急的是，中共中央已撤至中央苏区，原来接头的秘密联络机关不能再使用了。在马路上偶尔遇到熟人，也不敢轻易交谈，成仿吾无奈只能等待时机。一天，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说鲁迅是“准共产党”的消息。成仿吾心思一动，何不去求鲁迅，也许能找到党中央。但是，他也有些担心：早在20年代，成仿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与鲁迅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经过深思，他最后决定还是去见见鲁迅。于是，成仿吾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内山先生。在内山完造的联络下，鲁迅得知成仿吾前来相见，必有要事，于是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下午，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鲁迅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成仿吾进来，鲁迅急忙向前迎了两步，将成仿吾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久久不放。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见成仿吾穿着一件旧棉袍子，像个乡下小学教师，一语双关地问：“从家里来的吧？”成仿吾会心地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然后又低声说，“我看到前天的报纸在骂你！……”听到这儿，鲁迅有些引以为自豪的样子，微微一笑。他明白了，成仿吾指的是国民党说他是“准共产党”这件事。
接着，鲁迅幽默地指了一下成仿吾，也低声说：“你也‘死’过几次了。”鲁迅指的是成仿吾参加革命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他被打死的事。虽然是低声的两句交谈，却使他们彼此感到更加接近了。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谈着。成仿吾又低声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党内的朋友。”“好！好！”鲁迅郑重地答应着成仿吾，又说：“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就困难了!”原来，当时瞿秋白在上海处境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将瞿秋白调到苏区。瞿秋白已接到电令，过几天就要起程了。瞿秋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惟一与鲁迅有联系的，一旦瞿秋白走了，再想找地下党，鲁迅就爱莫能助了。
鲁迅问成仿吾住在什么地方、安全否、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成仿吾说住福州路某某旅馆。鲁迅站起来，表示这件事情应立刻去办。成仿吾也站起来靠近鲁迅低声说：“暗号，他（按：指的是接头人）说我是湖北来的老赵，我答我是湖南来的朱代生。”“呵！湖北来的老赵，湖南来的朱代生。”鲁迅慢慢地低声重复着。“对！对！”成仿吾答应着。接着，鲁迅点点头向成仿吾告别，没等咖啡喝完就走出了咖啡店。过了一会儿，成仿吾站在门口习惯地看看有没有“尾巴”，然后同留在咖啡店里的茅盾（沈雁冰）互相看了一眼也走了出来。
鲁迅立即将成仿吾的情况转告了瞿秋白。过了两天，成仿吾向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向瑞金党中央作了报告。很快，瑞金回电，命成仿吾于1934年元月10日前赶到瑞金。上海分局即派人送成仿吾秘密离开上海。
许广平1941年11月回忆说：“鲁迅对于自我批评是很严肃的，他承认时常去解剖别人，然而更无情的是解剖自己。即使不错，如果应该更往进步的方面走，他是很勇敢急速地做去的。成仿吾先生在创造社时代的批评法，并没有攻击到他的致命处，当时予以的批评，这也是不错的吧。但他和成仿吾先生并没有成为死对头，却是事实。在他去世前一二年，成先生忽然秘密到了上海，接见之下，已经是一位黑实的个子，像钢铁一样，不但加强了内容，而且仪表也的确两样了。在回来之后，他一直高兴谈着这次的会面，称道不止。可见这里没有个人恩怨在内，因为他们在根本原则上不是各走各的路。”
1959年，许广平又一次回忆起鲁迅和成仿吾之间的这次会见。许广平的这次回忆是在她和成仿吾见面之后写的。她写道：“一般人只知道鲁迅和成仿吾同志有过一次笔墨之争（这次争论属于革命文学内部的争论，瞿秋白同志已经作过分析，这里从略），但不知道和成仿吾同志之间，还有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记得有一天，鲁迅回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在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我才知道他欢喜的原因所在。前不久，我有机会见到了成仿吾同志，问起他是否在上海见过鲁迅？他说：‘是的，并且通过鲁迅和党接上了关系，这情况我已经在回延安时报告了党中央的。’这件事情使人非常感动。成仿吾同志和鲁迅有过文字之争，这是谁都知道的，但由于革命目标的一致，思想、政见的一致，他们之间的争论终于统一了起来……”
1933年12月30日，成仿吾离开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于1934年1月11日安全抵达江西瑞金。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成仿吾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一时无语。1月15日，成仿吾向大会汇报张国焘擅自带领主力部队和电台向西逃跑，丢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要求中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
成仿吾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信的一开头就写道：“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的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作如下之指示……”《指示信》对张国焘做了批评，赞扬了坚守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所做的英勇顽强斗争，指出正是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才使鄂豫皖苏区没有全部丧失，才使国民党反动派一举荡平鄂豫皖苏区的企图破产。《指示信》发出后，为了加强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接受了成仿吾的建议，派程子华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成仿吾历经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此举使正处于困境的鄂豫皖根据地军民在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军事上得到巨大支持，保存了革命力量。
成仿吾对鲁迅的高度
评价与深切怀念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成仿吾对鲁迅的不幸病逝十分悲痛，写下了《纪念鲁迅》一文，高度评价了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他写道：“关于过去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问题，今天已经没有再提起的必要了。自一九三三年以来，我们是完全一致了，我们成为战友了。我们的和好，可以说是团结统一的模范，同时，从此他成了拥护统一的最英勇的战士。一九三三年底我与他在上海见面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什么隔阂了。”成仿吾和鲁迅曾有过笔墨之争和某种误会，但在革命事业的旗帜下，他们消弥了彼此之间的芥蒂，建立了深深的情谊。
成仿吾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讲到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文学的贡献的时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成仿吾认为，“‘五四’以前，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鲁迅是勇敢地迎接了这一线光明的第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族的怨哀。”成仿吾对鲁迅在“五四”以前出现在中国文坛的功绩，进行了热烈的赞扬，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鲁迅在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开始与中国革命潮流接触，认识了革命真理，“运用了杂文的战斗形式，用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始终站在最前线，反对一切民族敌人，鼓励着中国人民前进。”这里，成仿吾对鲁迅的思想转折，较早地作出了历史的科学的评价，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在于他能够在投身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了革命真理”。
在谈到鲁迅同“托洛茨基派”和汉奸的斗争时，成仿吾高度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他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最高水准”。他指出：鲁迅高度的革命觉悟和深刻的认识能力，甚至超过了同时代“不少政治家”。成仿吾还强调指出鲁迅同时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在这里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资产阶级作家，进到了全世界极少数的前列地位”。
在谈到当时纪念鲁迅的意义的时候，成仿吾说：“今天，我们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完成与中国文学的进步，坚决前进。”
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时，成仿吾第一个想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邀请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成仿吾发出了邀请，毛泽东欣然同意。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还首次把鲁迅称作“现代中国的圣人”，和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相提并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在毛泽东到陕北公学演讲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约成仿吾和几位同志吃饭。这天，大家议定了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事，同席的有7个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徐特立、艾思奇、周扬，他们成为鲁艺的创始人。1938年2月，成仿吾和毛泽东、林伯渠、周扬等联名发出《鲁迅艺术文学院创立缘起》一文，倡议创办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对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意义深远的“鲁艺”，由此诞生。
晚年回忆起当年文坛的论战，成仿吾颇多感慨。1979年，成仿吾在一首诗中写道：“可怜酒鬼多仙去，‘才子流氓’今独存。”1984年5月3日他突发脑溢血，17日因病情恶化心力衰竭逝世，享年87岁。
中共中央为成仿吾举行了高规格追悼会，经党中央审订的悼词中称成仿吾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