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佛陀形象，并非随着佛陀的灭度而产生，乃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准备阶段。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先后因为战争的争夺而活跃着多种文明——首先是作为古代印度十六列国之一，公元前六世纪为波斯帝国侵占，又于公元前326年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公元前305年孔雀王朝将其夺回并开始传播佛教。后于公元前190年又为巴特科里亚希腊人征服，此后争夺始终没有停止，饱受战乱之苦的犍陀罗地区也是各种古老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
　　佛像的出现，伴随着公元一世纪大乘佛教的兴起。此时正是印度贵霜王朝时期，佛教正在经历从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变。大乘佛教更注重普度众生的广大悲怀，佛陀就成为具有神性的救世主。这一思想与犍陀罗地区所流行的希腊、罗马“神人同形”造像传统相吻合。从而促使工匠们开始打破佛教戒律，寻求创造佛陀的形象。不过最初的佛像也同其产生地犍陀罗一样，是一颗多元文化共同浇灌培育的种子：佛陀头顱酷似希腊太阳神阿波罗，身披罗马长袍，头顶的肉髻、眉间白毫、身后光环等则来自传统印度的伟人。
　　在今天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不远的塔克西拉地区，遍布千百年前盛极一时的佛教遗迹。博物馆陈列着出土的各种佛教造像：圆雕、浮雕、群像、单独礼拜佛，还有数不清的断臂残肢。而其中最富魅力的当数佛陀的神情：或冥思、或静观、或愉悦、或严峻。而且整体看去，佛陀形象的微妙变化还是清晰反映在不同时期的造像中。随着地域和时期的不同，古代印度的佛教造像也不同，比如塔克西拉佛像多用粘土塑成，而拉合尔博物馆则珍藏着大量坚硬的青石雕凿而成的佛像。
　　产生于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随着佛教的东传而渐渐进入中土，在今天中国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乃至于韩国、日本等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新疆古代龟兹国（今天的库车）就有大型佛教洞窟，走入其中，满壁的彩绘还不是用中国画柔软的毛笔，乃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的芦管蘸墨勾画，坚挺的没有粗细变化的细线时时可见笔尖和墙壁相抗而行所产生的战笔（曲曲折折）。形象则来自中亚，隐约可见古代希腊罗马甚至波斯的艺术影响。继续往东，到了新疆吐鲁番和甘肃敦煌，则可以见到西域和内地两种截然不同的图绘风格的并置场景，所谓的“文明对话”在这里成了一个最生动的注脚。
　　在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中，有四大石窟，除了敦煌之外，还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山西大同云冈和河南洛阳龙门，也体现了犍陀罗佛像逐步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原来的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高鼻深目最先被中亚一带的形象所改造，然后随着东行的步伐而逐步变成中国古代的高士。大同云冈昙曜五窟高峻庞然的造像还保留着犍陀罗艺术的大部分特征，而随着开窟建寺的进一步扩大和佛教思想的进一步融合，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秀骨清相”的中国士人就成为佛教造像的新的创造。“飞天”的形象也几经流变，十六国时期的古拙和北魏时期的严整，再到东魏、北齐的流美然后再到唐代的繁复，正好可以拉出一个完整的图像志来。而佛教造像在中国的进一步变革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流变：南北朝清隽、瘦峭的面容，到了唐代则变为丰腴圆润。自此完全进入中国文化的轨道，佛教思想也完全深入地融合到中国的思想观念中，成为后世重要的思想源泉。
　　责任编辑 张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