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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作品《漂海录》之所以作为整体的类别出现，主要是由崔溥、张汉喆、李邦翼、崔斗灿等最有代表性的四位作者的出身和写作途径等决定的，因此，即使本文涉及的《锦南漂海录》、《漂海录》、《漂海歌》和《乘槎录》名称各有不同，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形式出现。
关键词：朝鲜；漂流文学；漂海录；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02
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的四部《漂海录》代表作品中，成书最早的是崔溥的《锦南漂海录》。明清两代来中国的使臣留下的行程录被称为“燕行录”，而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于2001年整理出版了《燕行录全集》中对该书也有收录。张汉喆的《漂海录》成书于1771年，李邦翼的《漂海歌》成书于1796年，而崔斗燦的《乘槎录》则成书于1818年。《燕行录全集》所收崔溥《漂海录》、李邦翼《漂海歌》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使行录”，但都是民间个人对在中国游历的记录，所以，四本著作统称《漂海录》。
一、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
从这四本著作写作的社会背景来看，其总体是写于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这一时期明朝与李朝保持友好往来的关系，李朝坚持“事大外交”，而明朝对李朝也表示出了足够的诚意，各种赏赐不断，图书交易也没有禁忌。李朝定期、不定期对明朝派出使者进贡，国王、世子都要经过明朝册封，思想、生活各方面学习明朝。所以，崔溥虽然是漂流到中国，但最终仍能经过协调平安归国，可以说明，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的确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朝贡关系。到了清朝，两国关系明显要紧张许多，从“朝天录”到“燕行录”名称的转变就可以窥测一二，“朝天”是对明朝的一种尊称，而“燕行”明显就是到燕京旅行的意思，而燕京仅在明成祖朱棣迁都之前的称呼，更说明李朝对明朝的怀念。经过助粮救灾、出兵平叛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这也是两国贡使正常往来的保障。
李朝建立后就对日本派出使者，双方约定“癸亥协定”，开展贸易，倭寇数量减少，但随着朝鲜对日本商人数量的限制，实行“路引制”，日本商人不满而导致倭寇数量激增。16世纪末发生的壬辰倭乱，就是日本借口出兵朝鲜的战争，最终在明朝帮助下，李朝驱逐了日本。
明朝初年，经过明太祖努力，洪武四年，日本遣使来朝，中日两国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自此重新建立。之后，日本与明朝交往并不遵守约定，日本倭寇对明朝东部沿海时有动作，戚继光、俞大猷的抗倭斗争，沿海居民配合政府的民间自发抗倭，但双方官方仍时有往来。而清朝更是以闭关锁国防止倭寇入侵。
二、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作品的内容概要
崔溥的《漂海录》主要讲述了三个阶段的漂流行程：第一阶段，自弘治元年闰正月初二日，从济州岛乘船回家奔丧，初四日遇到特殊天气，从而导致船舶帆席尽破，遂而飘入大洋中。第二阶段，登陆到北京受赏、谢恩，历时三个多月。第三阶段，四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启程回国，路经渔阳驿、山海关、宁远卫、广宁驿、辽阳驿达到鸭绿江，于六月初四渡江返回。张汉喆《漂海录》主要取材中乡试后进京会试的路程。张汉喆本来从济州岛出发，同样遇到风雨天，被吹至小岛，后又被倭寇掠夺财物，漂流遇到明遗民，安南人与朝鲜之间因为矛盾，再次分道扬镳，直至遇到济州商贩，才得以获救，与其共同进京参加会试。李邦翼《漂海歌》取自他随贩米船进京的过程，因天气原因漂流至中国福建澎湖，被友好安置后，送往严州，后到苏州，一路游历洞庭湖，扬州，经山东至北京。再到凤城，最后回到朝鲜益州。崔斗灿《乘槎录》源自济州大静县回家的路程，因为风浪，漂流16天后到了宁波定海县获救，之后离开定海，经杭州沿运河北上北京。运河行程43天，在北京停留25天后，经凤凰城渡江回国。
四本漂流文学作品都是作者记录漂流途中的所见所闻，主要观点一个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四位作者无论身处何地，都不忘对人示以朝鲜人的身份，即使在张汉喆的《漂海录》中因为安南人与朝鲜人之间的问题矛盾，也只是下船，并没有屈服于人。第二个观点是，对中国的仰慕和赞扬。四位作者虽然漂流过程落魄，但到了中国都受到了良好的礼遇，虽然崔溥经过多次盘查，但也是对倭寇的防御，而得知真正身份后，全程都有官员陪同、护送，一路游历上京，最后护送回国。这其中作者表达了很浓厚的对中国的仰慕和赞扬。
三、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分析
四本漂流文学作品的出现，补充了燕行录朝鲜文人只有陆路游历中国的经历，着重描述了江南地区的盛世景象，而且从朝鲜文人个人角度出发，给我们展现了更加全面而真实的明清社会。四本漂流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基本一致，都属于现实主义流派，以叙事为主，兼有议论。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对中国事物和制度的描写都是客观而真实的表达，而对自己的坎坷经历，自然景象都蕴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也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不得不大量引用“套话”，证明自己记录的真实性。而对坎坷经历和自然景象做以处理，也是为了夸张自己的行为，表达自己不畏艰难，为国献身的爱国主义情感。
为了真实表达出作者的亲身经历，四本著作表现出典型的写作特征：
首先，套话的大量引用。四位作者基于本身的学识和见识，对中国的描写大量使用“套话”，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社会现象，人文风情，特别是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描写，如宦官。其次，浪漫化的处理方式。如果用真实的语言来记录四位作者的亲身感受，可能这四本著作也无法流传至今，他们的叙述中浪漫化地处理了自己遭遇的不幸和痛苦，经历的磨难，将这些化作写作和回国的信念。张汉喆在遭遇倭寇时的突出表现大概就是对自己美化的一种表象。最后，传闻式的叙述手法。四位作者虽然亲身经历了飘海的过程，但实际上他们的记录内容远不止这一过程，对中国制度方面的典故，如崔溥记载的万翼碑的碑文。通过对碑文内容的了解，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当时修整大运河的典章沿革。崔斗灿将自己与江南文人的对话也全文记录，生动地描写了自己在清朝所得到的礼遇。这样的叙述手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记录中国的相关实情，为朝鲜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
从社会影响来看，这四部漂流文学作品在民间的流传相对较广。主要是因为这几位作者的出身及社会地位，基本都是朝鲜的下级官员，很难触及上层社会。虽然崔溥因为《漂海录》得以觐见，但也因为没有及时回家守丧，而在今后的仕途中颇多坎坷，甚至因此殒命。也只有崔溥的《漂海录》为成宗所用，70年后其外孙柳希春重新整理得以问世，其他三本著作都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通过对四本漂流文学作品可以得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启示。首先，历史上的中国与朝鲜之间是存在很长时间的友好和平关系，特别是民间的友好往来。除了清初因为后金与明朝作战，朝鲜出兵援助明朝而导致双方关系僵化外，其余时期都以友好往来为主。其次，日本的威胁始终存在。日本的倭寇自明清对朝鲜、中国的沿海进行骚扰，抢掠，一方面是武士的落魄，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领土的觊觎，两国应该提高警惕之心，防御日本的蚕食。最后，朝鲜通过漂流文学作品最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补充了燕行录的官方材料，而对中国也产生了防备心理，而中国却没有相应的防御对策，对朝鲜的了解也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这也是一种盲目自大心理的真实表现。
参考文献：
[1]唐宝水，《漂海录》历史意蕴透析，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16.
[2]崔溥，《飘海录》卷一，弘治元年闰正月初四日.
[3]崔斗灿，《乘槎录》卷二，P25.
[4]范金民，罗晓翔，《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P63.
关键词：朝鲜；漂流文学；漂海录；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02
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的四部《漂海录》代表作品中，成书最早的是崔溥的《锦南漂海录》。明清两代来中国的使臣留下的行程录被称为“燕行录”，而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于2001年整理出版了《燕行录全集》中对该书也有收录。张汉喆的《漂海录》成书于1771年，李邦翼的《漂海歌》成书于1796年，而崔斗燦的《乘槎录》则成书于1818年。《燕行录全集》所收崔溥《漂海录》、李邦翼《漂海歌》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使行录”，但都是民间个人对在中国游历的记录，所以，四本著作统称《漂海录》。
一、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
从这四本著作写作的社会背景来看，其总体是写于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这一时期明朝与李朝保持友好往来的关系，李朝坚持“事大外交”，而明朝对李朝也表示出了足够的诚意，各种赏赐不断，图书交易也没有禁忌。李朝定期、不定期对明朝派出使者进贡，国王、世子都要经过明朝册封，思想、生活各方面学习明朝。所以，崔溥虽然是漂流到中国，但最终仍能经过协调平安归国，可以说明，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的确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朝贡关系。到了清朝，两国关系明显要紧张许多，从“朝天录”到“燕行录”名称的转变就可以窥测一二，“朝天”是对明朝的一种尊称，而“燕行”明显就是到燕京旅行的意思，而燕京仅在明成祖朱棣迁都之前的称呼，更说明李朝对明朝的怀念。经过助粮救灾、出兵平叛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这也是两国贡使正常往来的保障。
李朝建立后就对日本派出使者，双方约定“癸亥协定”，开展贸易，倭寇数量减少，但随着朝鲜对日本商人数量的限制，实行“路引制”，日本商人不满而导致倭寇数量激增。16世纪末发生的壬辰倭乱，就是日本借口出兵朝鲜的战争，最终在明朝帮助下，李朝驱逐了日本。
明朝初年，经过明太祖努力，洪武四年，日本遣使来朝，中日两国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自此重新建立。之后，日本与明朝交往并不遵守约定，日本倭寇对明朝东部沿海时有动作，戚继光、俞大猷的抗倭斗争，沿海居民配合政府的民间自发抗倭，但双方官方仍时有往来。而清朝更是以闭关锁国防止倭寇入侵。
二、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作品的内容概要
崔溥的《漂海录》主要讲述了三个阶段的漂流行程：第一阶段，自弘治元年闰正月初二日，从济州岛乘船回家奔丧，初四日遇到特殊天气，从而导致船舶帆席尽破，遂而飘入大洋中。第二阶段，登陆到北京受赏、谢恩，历时三个多月。第三阶段，四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启程回国，路经渔阳驿、山海关、宁远卫、广宁驿、辽阳驿达到鸭绿江，于六月初四渡江返回。张汉喆《漂海录》主要取材中乡试后进京会试的路程。张汉喆本来从济州岛出发，同样遇到风雨天，被吹至小岛，后又被倭寇掠夺财物，漂流遇到明遗民，安南人与朝鲜之间因为矛盾，再次分道扬镳，直至遇到济州商贩，才得以获救，与其共同进京参加会试。李邦翼《漂海歌》取自他随贩米船进京的过程，因天气原因漂流至中国福建澎湖，被友好安置后，送往严州，后到苏州，一路游历洞庭湖，扬州，经山东至北京。再到凤城，最后回到朝鲜益州。崔斗灿《乘槎录》源自济州大静县回家的路程，因为风浪，漂流16天后到了宁波定海县获救，之后离开定海，经杭州沿运河北上北京。运河行程43天，在北京停留25天后，经凤凰城渡江回国。
四本漂流文学作品都是作者记录漂流途中的所见所闻，主要观点一个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四位作者无论身处何地，都不忘对人示以朝鲜人的身份，即使在张汉喆的《漂海录》中因为安南人与朝鲜人之间的问题矛盾，也只是下船，并没有屈服于人。第二个观点是，对中国的仰慕和赞扬。四位作者虽然漂流过程落魄，但到了中国都受到了良好的礼遇，虽然崔溥经过多次盘查，但也是对倭寇的防御，而得知真正身份后，全程都有官员陪同、护送，一路游历上京，最后护送回国。这其中作者表达了很浓厚的对中国的仰慕和赞扬。
三、15—19世纪朝鲜漂流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分析
四本漂流文学作品的出现，补充了燕行录朝鲜文人只有陆路游历中国的经历，着重描述了江南地区的盛世景象，而且从朝鲜文人个人角度出发，给我们展现了更加全面而真实的明清社会。四本漂流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基本一致，都属于现实主义流派，以叙事为主，兼有议论。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对中国事物和制度的描写都是客观而真实的表达，而对自己的坎坷经历，自然景象都蕴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也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不得不大量引用“套话”，证明自己记录的真实性。而对坎坷经历和自然景象做以处理，也是为了夸张自己的行为，表达自己不畏艰难，为国献身的爱国主义情感。
为了真实表达出作者的亲身经历，四本著作表现出典型的写作特征：
首先，套话的大量引用。四位作者基于本身的学识和见识，对中国的描写大量使用“套话”，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社会现象，人文风情，特别是对一些特殊群体的描写，如宦官。其次，浪漫化的处理方式。如果用真实的语言来记录四位作者的亲身感受，可能这四本著作也无法流传至今，他们的叙述中浪漫化地处理了自己遭遇的不幸和痛苦，经历的磨难，将这些化作写作和回国的信念。张汉喆在遭遇倭寇时的突出表现大概就是对自己美化的一种表象。最后，传闻式的叙述手法。四位作者虽然亲身经历了飘海的过程，但实际上他们的记录内容远不止这一过程，对中国制度方面的典故，如崔溥记载的万翼碑的碑文。通过对碑文内容的了解，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当时修整大运河的典章沿革。崔斗灿将自己与江南文人的对话也全文记录，生动地描写了自己在清朝所得到的礼遇。这样的叙述手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记录中国的相关实情，为朝鲜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
从社会影响来看，这四部漂流文学作品在民间的流传相对较广。主要是因为这几位作者的出身及社会地位，基本都是朝鲜的下级官员，很难触及上层社会。虽然崔溥因为《漂海录》得以觐见，但也因为没有及时回家守丧，而在今后的仕途中颇多坎坷，甚至因此殒命。也只有崔溥的《漂海录》为成宗所用，70年后其外孙柳希春重新整理得以问世，其他三本著作都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通过对四本漂流文学作品可以得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启示。首先，历史上的中国与朝鲜之间是存在很长时间的友好和平关系，特别是民间的友好往来。除了清初因为后金与明朝作战，朝鲜出兵援助明朝而导致双方关系僵化外，其余时期都以友好往来为主。其次，日本的威胁始终存在。日本的倭寇自明清对朝鲜、中国的沿海进行骚扰，抢掠，一方面是武士的落魄，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领土的觊觎，两国应该提高警惕之心，防御日本的蚕食。最后，朝鲜通过漂流文学作品最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补充了燕行录的官方材料，而对中国也产生了防备心理，而中国却没有相应的防御对策，对朝鲜的了解也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这也是一种盲目自大心理的真实表现。
参考文献：
[1]唐宝水，《漂海录》历史意蕴透析，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16.
[2]崔溥，《飘海录》卷一，弘治元年闰正月初四日.
[3]崔斗灿，《乘槎录》卷二，P25.
[4]范金民，罗晓翔，《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