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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
1925年的农历正月初六，郁黎民出生于浙江富阳城满舟弄一号院，她是郁达夫与原配夫人孙荃所生的第一个女儿。
郁黎民出生的时候，孙荃患有疟疾，无法母乳喂养孩子，小黎民日夜嗷嗷大哭。当时郁家是大户人家，上有太祖母，下有三房媳妇，由奶奶当家。奶奶治家严厉，不允许媳妇请奶娘带孩子。万般无奈下，孙荃把小黎民寄养在一个奶娘家里，但是奶娘也有好几个孩子，无法对小黎民有更多的照顾。
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纷飞，郁达夫从外地回来，就到奶娘家看小黎民。一进门，发现小黎民冻得全身发紫，赤着身子号啕大哭，奶娘却在楼下安然地准备着早餐。郁达夫什么也没有说，解开身上的皮袍，把小黎民紧紧地裹住，到弄口喊了一顶轿子，把女儿送到离城15公里以外的岳母家，并请岳母另请奶娘来哺育自己的女儿。
长大以后，郁黎民每次从母亲和外婆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时，总会涌上一阵感动，“因为这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她说。
郁黎民在外婆家生活了6年，直到上学读书才回到母亲身边。在这期间，郁达夫从外地回到富阳，都会带着弟弟熊儿(天民)来看她。
或许是因为自己长期住在外婆家，也可能是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郁黎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父亲更多的重视。
郁黎民有个哥哥叫龙民，5岁时患脑膜炎夭折，郁达夫曾经在《一个人在途上》文中写进了自己的哀伤，郁黎民的弟弟天民出生后，郁达夫屡次在日记和其他文章中提到“可爱的熊儿”，可是，郁黎民回忆说，“独对我和正民妹却从未见提到过”。
听长辈讲父亲小时候的故事
1925年，郁达夫在上海和王映霞同居，开始渐渐疏远了浙江的这个家。但是作为女儿，郁黎民对于父爱的渴望、对于父亲的崇敬并没有因此而冲淡。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喜欢听长辈讲父亲小时候的故事：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二伯(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郁达夫的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三儿子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这一来，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卧室重地，闲人莫入”
孩子们可以听听长辈讲这样的故事过日子，他们无法体会父亲和王映霞同居对母亲孙荃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回忆说。
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母亲的痛苦很快转变成了对儿女管教的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作为母亲，孙荃是这份刊物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惟一的读者。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母亲梦里的韭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
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常子风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1925年的农历正月初六，郁黎民出生于浙江富阳城满舟弄一号院，她是郁达夫与原配夫人孙荃所生的第一个女儿。
郁黎民出生的时候，孙荃患有疟疾，无法母乳喂养孩子，小黎民日夜嗷嗷大哭。当时郁家是大户人家，上有太祖母，下有三房媳妇，由奶奶当家。奶奶治家严厉，不允许媳妇请奶娘带孩子。万般无奈下，孙荃把小黎民寄养在一个奶娘家里，但是奶娘也有好几个孩子，无法对小黎民有更多的照顾。
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纷飞，郁达夫从外地回来，就到奶娘家看小黎民。一进门，发现小黎民冻得全身发紫，赤着身子号啕大哭，奶娘却在楼下安然地准备着早餐。郁达夫什么也没有说，解开身上的皮袍，把小黎民紧紧地裹住，到弄口喊了一顶轿子，把女儿送到离城15公里以外的岳母家，并请岳母另请奶娘来哺育自己的女儿。
长大以后，郁黎民每次从母亲和外婆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时，总会涌上一阵感动，“因为这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她说。
郁黎民在外婆家生活了6年，直到上学读书才回到母亲身边。在这期间，郁达夫从外地回到富阳，都会带着弟弟熊儿(天民)来看她。
或许是因为自己长期住在外婆家，也可能是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郁黎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父亲更多的重视。
郁黎民有个哥哥叫龙民，5岁时患脑膜炎夭折，郁达夫曾经在《一个人在途上》文中写进了自己的哀伤，郁黎民的弟弟天民出生后，郁达夫屡次在日记和其他文章中提到“可爱的熊儿”，可是，郁黎民回忆说，“独对我和正民妹却从未见提到过”。
听长辈讲父亲小时候的故事
1925年，郁达夫在上海和王映霞同居，开始渐渐疏远了浙江的这个家。但是作为女儿，郁黎民对于父爱的渴望、对于父亲的崇敬并没有因此而冲淡。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喜欢听长辈讲父亲小时候的故事：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二伯(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郁达夫的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三儿子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这一来，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卧室重地，闲人莫入”
孩子们可以听听长辈讲这样的故事过日子，他们无法体会父亲和王映霞同居对母亲孙荃而言意味着什么。
“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回忆说。
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母亲的痛苦很快转变成了对儿女管教的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作为母亲，孙荃是这份刊物的第一位读者，也是惟一的读者。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母亲梦里的韭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
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常子风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