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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叶朗先生的新著《中国美学史大纲》,使人从中看到了一个由范畴、命题组织起来的中国古典美学逻辑体系的“显结构”,但作者不但未立专章来论述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反而认为“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有困难”。一张大网已经织就,网眼里鳞光闪闪,可渔夫就是不愿意花费一下捡鱼的工夫。为什么不来个大收煞,使功德圆满呢?于是我这观渔人未免跃跃欲试,想替先生了此余事,也就顾不得先生和旁人的哂笑了。  记得萧兵先生曾在《读
我国对民俗学这门人文科学的整理和研究,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应有的冷漠态度,因而也影响到一些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们对民俗学的文学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譬如有人就讥讽过老舍是一位“靠着卖乡土神话而成名的作家。”可贵的是,老舍生前并没有因为这种贬斥而动摇过;反而认为这是自己最拿手的“一招”。他说:“有一招拿出一招来,总比一招也没有好一些,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也就百花齐放了。”(《小花朵集·题材与生活》)
昔读古典小说,总有一惑,百思不解。——高人仙士们预测吉凶祸福,或赋一偈,或立一卦,但多是些“禅机隐语”,令求教者云里雾里,被“日后自会应验”云云,打发走了事。难道这些高人仙士们都如管辂一样,怕遭“天谴”,而不愿明言?但不能使人避凶趋吉,预言的意义又安在呢?  近学物理,知本世纪初叶海森堡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波尔又加以发挥,认为由于“客体与测验仪器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从而造成“测不准”。例如
《荣格心理学入门》    近年来,我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已开始从弗洛伊德转向那些在各方面修正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大师:荣格、阿德勒、马斯洛等。为给读者提供这方面的适宜读物,由《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所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新知文库”第二辑中同时推出霍尔等著的《荣格心理学入门》、阿德勒的《生活的科学》、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以及著名美国心理学家舒尔兹的《成长心理学——健康人格
关于《肖伯纳在上海》    在《文艺连丛》之一、之二封底页由鲁迅手拟的广告下端,专用方框标出了同由野草书屋出版却不属于该《连丛》的另一本书——《肖伯纳在上海》的预告:    肖伯纳一到香港,就给中国一个冲击,到上海后,可更甚了,定期出版物上几乎都有记载或批评,称赞的也有,嘲骂的也有。编者便用了剪刀和笔墨,将这些都择要汇集起来,又一一加以解剖和比较,说明了肖是一面平面的镜子,而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
《读书》第六期《“历史科学”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一文,提出“历史科学”一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这里再补引一段恩格斯的原话:“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科学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
过去若干年内写过一些新诗和旧体诗词。这些东西艺术水平都不高,只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最早的是韦君宜同志)多年来屡次要求结集出版,我也就同意了,并且趁此作了一些删改。  我学写新诗的时间虽已不短,但成绩欠佳。有些旧作自觉过于肤浅,另有一些一时难于寻觅,因而集中第一首便是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一首诗的后半截,而且用了这半截的末一句作书名。后来再写,却已是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了。
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的五大出版社、二大印刷公司和五家大中小书店归来,时间已过了四个月,但从日本朋友那里带回的无比温暖的友情,所见所闻给我增长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多种感受和联想,至今萦绕心怀。此行收获中最值得一记的,莫过于讲谈社提供我的该社内部史料,帮助我了解到当年仓石武四郎为翻译《中国新文学大系》而付出的多么可贵而结果徒劳的心血。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突然接到素不相识的中央社
一种文学观或批评观是怎样确立的?它们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什么联系?意识形态的转变如何作用于文学观和批评观的转变?这的确是呼唤我们深思的问题。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看,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观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和十八世纪末产生的现代美学思想——浪漫主义文学观;与之相对应的两大批评观是古代基督教社会形成的目的论阐释学和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确立的内在论阐释学。当然,
古代印度哲学派别繁多,经典浩瀚,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曾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到了近现代,印度人民是如何继承和发扬古代哲学传统和思想遗产的,他们又是怎样以哲学思维的形式表达自己追求自由和渴望平等的愿望的呢?奥罗宾多《神圣人生论》的翻译出版,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一     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Ghose)是现代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印度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