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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日本自由作家中山美里在她的自传《我的十六岁援交手记》中写道：在东京的繁华商圈，我开着令人瞩目的红色跑车，住着达官显贵群聚的豪宅。打开房门，宽敞无比的柔软名床，翻滚荡漾在令人心荡神驰的亚麻床罩之上……现在却已毫无踪影，只留下一片回忆，静静浮荡在空气之中。
这是援交女郎回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她希望告诉后人，援交时留在自己心里的过去，会在以后慢慢发酵，直到追悔莫及。
她的话并没有警醒世人。
201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上海检方披露一起20多名女中学生集体“援交”的案子，在这起案件中，这些女中学生大都未满18岁，最小的不到14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在全国各地公众对此事的评论沸沸扬扬，但在上海，关于援交的话题显得暧昧难言。
“援交”案始末
上海虹口区，密密麻麻地散坐着数十家大中小学校，各个品牌的连锁快捷酒店，也在这个圈子里扎根营业，关于学校、酒店的各种“爱情买卖”链条，在这里交织。
11月7日的新闻中，广灵路附近的一家莫泰168连锁酒店成了头条图片。
在与图片相关的新闻中称， 上海20多名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因为零花钱不够，又不愿意通过工作赚钱，走进连锁酒店，成为卖淫女，其中2人未满十四岁。
上海闸北检察院本月5日公开的一份资料显示，这20多名援交女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学校。
据披露，小文、萍萍和娜娜从事卖淫时，均未满十八岁，其中小文和娜娜是发小，娜娜由于家庭变故，辍学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而萍萍是小文同学。从2009年始，她们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等方式，相互介绍或介绍其他少女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并收取嫖资和介绍费。
2010年初，萍萍两次介绍小文和她的好友进行性交易，每次收取介绍费300元，小文和其他朋友也很快成为上家，介绍另外的少女卖淫，并收取介绍费。
上海闸北检察院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称，上海女高中这些女生“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
这个说法出现以后，上海市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什么叫援交，分明就是未成年少女卖淫。并且在我国的各项法律中，均没有“援交”一词。
对此，同样来自司法系统的另一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案件的披露过程有悖常理。“公安进行刑侦的过程中，曾想向社会公布进展，但觉得这件事并不复杂，而且又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所以结案以后移交了检察院。没想到检察院把此事公开了，还称其为‘援交’，引起广泛关注以后，我们没法解释，检察院也失声了。”
而这一定性，让普通民众和法律界人士纷纷侧目，并且开始预想本案会如何宣判。
但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实际上早在本案公开以前，案子已经判决。11月10日，闸北区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少女援交案件已经在前两天宣判了，但涉案人员各领何种刑期实在不能透露，因为这个案子毕竟牵涉到不少未成年人，院长已经吩咐大家不能向媒体透露具体情况。
上述消息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此案公开揭露以后，后继消息戛然而止的原因。
主动召嫖背后
“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闸北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将这一案件形象表述为“援交”。
该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科长韩孔林说，这些女孩对于钱色交易没有羞耻感。其中一些女孩家境并不差，出卖青春只是因为爱慕虚荣，喜欢购物、享乐，而手头缺少零花钱。
经检察机关调查，这些未成年少女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条件都不错，但出于对金钱的贪欲，这些女孩一缺钱就主动“约会”嫖客。
韩孔林认为，孩子参与援交，“折射出了家庭、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的缺位，其中首先是家庭教育缺位”。“监护人和子女缺乏沟通，过分溺爱或粗暴对待，导致家庭教育缺位，使未成年人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误入歧途。”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涉案学生中有1人父母离异，1人为领养子女，3人的父母对她们经常谩骂或过分溺爱。而在2007年末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上海中学生进行性交易的帖子中，一位自称“中学生”的网友羡慕地说：“有个女的17开始卖淫，7年后才24岁，你知道赚了多少钱，240万那（哪）”。
这种风气在如今也没有消失。
在本次“援交”案中，检查官在询问小文的家庭状况时，小文回答：父母是国有企业的员工，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收入稳定，每月也有固定的零花钱。但她觉得，这样来钱太慢，既不实惠也不现实，加之学习成绩不好，读的是职业高中，因此对未来并不抱有太大希望，更何况她说“我吃不了这个苦”。
而一旦这个群体不止小文一人，再加之过度消费的欲望，在性交易这个行业中，供方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我们在外面玩，买衣服、首饰、吃喝玩乐、寻求刺激都需要钱，久而久之，父母给的零用钱根本不够开销，大家都有卖淫的想法。”小文说，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需要互相逼迫，自己的身体赚取金钱，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普通公众眼里，上海人具有特有的精明，对于西洋文化和消费观念，也兼收并蓄。邝丽莎所著《上海女孩》一书中，曾总结上海人尤其是女生普遍存在能干和喜欢攀比的性格。
而小文和她的朋友们，对于这一点并不排斥。尽管没有指出她们出卖身体所赚金钱的最终去向，但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媒体人表示，上海的奢侈品店种类繁多，作为上海女孩，拥有这些正牌的奢侈品，是大多数人的目标。
暧昧的面子
女中学生援交事件，让上海人有些措手不及，很丢面子。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程中，无论普通市民还是专家，对此挂在嘴边的回应是“这个只是个案，上海本地人很少这样子的”。
在静安区的某职校，一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学生肯定地说，这些援交妹一定不是上海人，应该是外地人。中学生的话并非毫无所指，《新民晚报》在对援交事件的报道中特意强调“涉案学生中4人母亲为‘外来媳’”。
一位受访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甚至拿出了2007年的一个官方数据，当年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对过去十年以来刑事审判庭以及少年庭审结的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信息进行梳理后发现，早在2000年以前，该区外来人口犯罪基本稳定在600人以内，从2001到2002年增至697人，增长率为18.92，到2004年外来人口犯罪人数突破1000人，2006年达到1971人。非本地人犯罪的比例都在7成以上。
这导致上述学者更愿意相信本次的“援交”案，“即使是有本地学生，那也是被外来的不良学生带坏的。”
除此以外，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杨雄说，“其实越是大城市，未成年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反而越低。”
杨雄曾对全国从北到南5大城市和部分乡村的未成年性行为进行过15年研究，他说，援交案报道后，外界认为上海中学生的早恋、性行为已非常活跃，问题非常严重，这种判断缺乏依据。
相反，杨雄更愿意相信的是，由于升学压力，初三、高三青少年的性行为呈现明显的“低谷”。作为独生子女，学生进入青春期后会受到父母的很大关注，这也减少了很多越轨行为的发生。但是早恋和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在“三校生”中的比例可能会高一些“毕竟三校生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
但在上海，媒体的报道被简单地解释为家庭、社会和学校的三方因素，而有关这三方的官方消息，各部门均缄口不提，任凭媒体如何叩门。
一位媒体评论者认为，虽然“援交”事件有损上海人的“面子”，但披露有助于预防。
事实上，《中国新闻周刊》在静安、虹口、闸北、杨浦等几个区的部分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走访时发现，不仅参与巡逻的警力明显增加，部分学校已紧急通知教师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是援交女郎回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她希望告诉后人，援交时留在自己心里的过去，会在以后慢慢发酵，直到追悔莫及。
她的话并没有警醒世人。
2011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上海检方披露一起20多名女中学生集体“援交”的案子，在这起案件中，这些女中学生大都未满18岁，最小的不到14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在全国各地公众对此事的评论沸沸扬扬，但在上海，关于援交的话题显得暧昧难言。
“援交”案始末
上海虹口区，密密麻麻地散坐着数十家大中小学校，各个品牌的连锁快捷酒店，也在这个圈子里扎根营业，关于学校、酒店的各种“爱情买卖”链条，在这里交织。
11月7日的新闻中，广灵路附近的一家莫泰168连锁酒店成了头条图片。
在与图片相关的新闻中称， 上海20多名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因为零花钱不够，又不愿意通过工作赚钱，走进连锁酒店，成为卖淫女，其中2人未满十四岁。
上海闸北检察院本月5日公开的一份资料显示，这20多名援交女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学校。
据披露，小文、萍萍和娜娜从事卖淫时，均未满十八岁，其中小文和娜娜是发小，娜娜由于家庭变故，辍学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而萍萍是小文同学。从2009年始，她们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等方式，相互介绍或介绍其他少女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并收取嫖资和介绍费。
2010年初，萍萍两次介绍小文和她的好友进行性交易，每次收取介绍费300元，小文和其他朋友也很快成为上家，介绍另外的少女卖淫，并收取介绍费。
上海闸北检察院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称，上海女高中这些女生“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
这个说法出现以后，上海市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什么叫援交，分明就是未成年少女卖淫。并且在我国的各项法律中，均没有“援交”一词。
对此，同样来自司法系统的另一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案件的披露过程有悖常理。“公安进行刑侦的过程中，曾想向社会公布进展，但觉得这件事并不复杂，而且又涉及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所以结案以后移交了检察院。没想到检察院把此事公开了，还称其为‘援交’，引起广泛关注以后，我们没法解释，检察院也失声了。”
而这一定性，让普通民众和法律界人士纷纷侧目，并且开始预想本案会如何宣判。
但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实际上早在本案公开以前，案子已经判决。11月10日，闸北区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少女援交案件已经在前两天宣判了，但涉案人员各领何种刑期实在不能透露，因为这个案子毕竟牵涉到不少未成年人，院长已经吩咐大家不能向媒体透露具体情况。
上述消息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此案公开揭露以后，后继消息戛然而止的原因。
主动召嫖背后
“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闸北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将这一案件形象表述为“援交”。
该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科长韩孔林说，这些女孩对于钱色交易没有羞耻感。其中一些女孩家境并不差，出卖青春只是因为爱慕虚荣，喜欢购物、享乐，而手头缺少零花钱。
经检察机关调查，这些未成年少女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条件都不错，但出于对金钱的贪欲，这些女孩一缺钱就主动“约会”嫖客。
韩孔林认为，孩子参与援交，“折射出了家庭、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的缺位，其中首先是家庭教育缺位”。“监护人和子女缺乏沟通，过分溺爱或粗暴对待，导致家庭教育缺位，使未成年人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误入歧途。”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涉案学生中有1人父母离异，1人为领养子女，3人的父母对她们经常谩骂或过分溺爱。而在2007年末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上海中学生进行性交易的帖子中，一位自称“中学生”的网友羡慕地说：“有个女的17开始卖淫，7年后才24岁，你知道赚了多少钱，240万那（哪）”。
这种风气在如今也没有消失。
在本次“援交”案中，检查官在询问小文的家庭状况时，小文回答：父母是国有企业的员工，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收入稳定，每月也有固定的零花钱。但她觉得，这样来钱太慢，既不实惠也不现实，加之学习成绩不好，读的是职业高中，因此对未来并不抱有太大希望，更何况她说“我吃不了这个苦”。
而一旦这个群体不止小文一人，再加之过度消费的欲望，在性交易这个行业中，供方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我们在外面玩，买衣服、首饰、吃喝玩乐、寻求刺激都需要钱，久而久之，父母给的零用钱根本不够开销，大家都有卖淫的想法。”小文说，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需要互相逼迫，自己的身体赚取金钱，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普通公众眼里，上海人具有特有的精明，对于西洋文化和消费观念，也兼收并蓄。邝丽莎所著《上海女孩》一书中，曾总结上海人尤其是女生普遍存在能干和喜欢攀比的性格。
而小文和她的朋友们，对于这一点并不排斥。尽管没有指出她们出卖身体所赚金钱的最终去向，但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媒体人表示，上海的奢侈品店种类繁多，作为上海女孩，拥有这些正牌的奢侈品，是大多数人的目标。
暧昧的面子
女中学生援交事件，让上海人有些措手不及，很丢面子。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程中，无论普通市民还是专家，对此挂在嘴边的回应是“这个只是个案，上海本地人很少这样子的”。
在静安区的某职校，一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学生肯定地说，这些援交妹一定不是上海人，应该是外地人。中学生的话并非毫无所指，《新民晚报》在对援交事件的报道中特意强调“涉案学生中4人母亲为‘外来媳’”。
一位受访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甚至拿出了2007年的一个官方数据，当年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对过去十年以来刑事审判庭以及少年庭审结的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信息进行梳理后发现，早在2000年以前，该区外来人口犯罪基本稳定在600人以内，从2001到2002年增至697人，增长率为18.92，到2004年外来人口犯罪人数突破1000人，2006年达到1971人。非本地人犯罪的比例都在7成以上。
这导致上述学者更愿意相信本次的“援交”案，“即使是有本地学生，那也是被外来的不良学生带坏的。”
除此以外，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杨雄说，“其实越是大城市，未成年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反而越低。”
杨雄曾对全国从北到南5大城市和部分乡村的未成年性行为进行过15年研究，他说，援交案报道后，外界认为上海中学生的早恋、性行为已非常活跃，问题非常严重，这种判断缺乏依据。
相反，杨雄更愿意相信的是，由于升学压力，初三、高三青少年的性行为呈现明显的“低谷”。作为独生子女，学生进入青春期后会受到父母的很大关注，这也减少了很多越轨行为的发生。但是早恋和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在“三校生”中的比例可能会高一些“毕竟三校生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
但在上海，媒体的报道被简单地解释为家庭、社会和学校的三方因素，而有关这三方的官方消息，各部门均缄口不提，任凭媒体如何叩门。
一位媒体评论者认为，虽然“援交”事件有损上海人的“面子”，但披露有助于预防。
事实上，《中国新闻周刊》在静安、虹口、闸北、杨浦等几个区的部分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走访时发现，不仅参与巡逻的警力明显增加，部分学校已紧急通知教师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