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这一路充满了中国人的上下求索。相对于科学技术、制度的变革，文化的变革更为艰难和漫长，但思想、理论正是在中西方交流碰撞中走向新生的。陈鹤琴先生体验过庚款之痛，明白自己的命运与国运紧密相连，他对西方的文化和课程又有切身感受。这些在他远渡重洋后化为了坚定的志向：“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亲身体验过中西方文化的他，在“活教育”中真正将二者融合在了一起，统一在教育事业之中。不过，与其说“融合”，不如说他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找到了共识和通融地带。陈鹤琴先生师从杜威，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然而他并没有直接照搬西方的概念和体系，而是找到了一种流畅、朴实、地道的中国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观念，并将之统整在了“民主化”这一现代价值追求之下。“活教育”的“活”是一个很好的隐喻，非常灵活，可以传达我们对教育的一系列构想。
　　“我们办幼稚教育就是要大田种麦，让全国城乡幼稚园都能受到科学的启蒙教育。”这是陈鹤琴先生说的一段令人记忆尤深的话。如何才算是科学的启蒙教育呢？
　　首先，尊重儿童的成长发展规律。教育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观察、了解儿童，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意愿。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教师，会本着关爱之心，认真了解、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发现每个儿童的禀赋、气质、能力和成长步伐，做好成长的记录。旧式教育眼中是没有儿童的，只提供教育的“模具”，将儿童塑造成为大人期望的样子。而科学的态度恰恰强调生命本身的特征和规律，要去研究儿童、发现儿童。
　　其次，形成亲密、和谐的关系。“启蒙”的意思是“点亮”，让世界从黑暗变得光明。它需要人，需要人的那双有温度的手。幼小儿童生活在一种情感本位的关系之中，愛是他们生命的必需品。比起其他年龄阶段，亲密关系对于幼小儿童来说，具有本体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启蒙教育的科学性与教育的人文性、情感性是融合在一起的，教育这门学科是有温度的学科、有情感的学科。
　　最后，儿童需要教育者的引导和支持。儿童是发展中的、有待成熟的人，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他们有着自己的兴趣、需要和意愿，但这些兴趣、需要和意愿又来自他们所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情境，深受成年人的影响。幼儿园作为正式的、机构化的教育，恰恰就是要评估、筛选、重构这些影响因素，在一种好的价值的引领下，造就每个儿童可能的最佳发展。儿童不仅需要成人，还全身心依赖和信任成人，教育者对他们而言，是伙伴也是引路人。
　　陈鹤琴先生正是通过自己创办教育机构，亲历教育实践，提出“大田种麦”的构想，希望将自己的理想四处传播，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形成丰收盛景。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