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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俄)普京
前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在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最初叫法是“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反革命运动”)，后来认定它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有的时候又叫“肃反扩大化”。“大清洗”一称既同苏联惯用的“清洗”、“清党”有机联系着，又切实反映了这次运动的特点，即是一次大规模清洗、总清洗，包含着对党内党外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全面清洗。
大清洗运动前的政治局势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是由此前10来年间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危机造成的。说具体点，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由于斯大林发动了工业化“大跃进”、集体化运动和政治、经济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大转变”，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斯大林的统治危机，斯大林为巩固其领袖地位和统治权力，不惜流血进行了这次大清洗。
斯大林1922年4月担任总书记，从1924年列宁逝世到1929年，他发起了3次大的党内斗争：先是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接着是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后来又发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的所谓“右倾集团”的运动，这3次党内斗争从上到下打击了一大批干部和党员群众。
按照联共(布)十五大决议，本来要用两三个5年计划的时间来实现集体化，斯大林一跃而提前到1～2年就完成了。他推行集体化是通过大搞阶级斗争、用“消灭富农”为动力的办法来进行的。所谓“富农”，其实大部分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富裕起来的一般农民。所谓“消灭富农”，就是把这些农民的财产全部没收，将其扫地出门，大部分农民被驱赶到边远地区或特别居民点去，少部分被关押甚至枪毙。在驱赶过程中，老弱病残和不堪冻饿者大批死于途中，其惨象目不忍睹。这样的集体化使苏联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据1934年间苏联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在集体化“骑兵进军”期间死掉了全国3300万匹马的50％以上，宰杀或死掉了7000万头牛、2600万头猪以及14600万只羊中的2／3。经过这一灾难，直到25年以后，苏联所拥有的牲畜总数仍然少于“大转变”和集体化以前的1928年。
强制集体化造成农业严重歉收，使得苏联在1932～1933年间发生了大饥荒。荒年里饥民颠簸流离，饿殍遍野。据目前普遍说法，这次大饥荒造成直接饿死和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百万之众，一本中学生历史读本提供的数字是在1000万～1500万人之间。农村如此，城市也实行粮食定量，百物奇缺，供应十分紧张。面对“大转变”、工业“大跃进”和农业集体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全党上下反应激烈，人们在追问：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谁应该为此负责?“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的井始
对20世纪20年代末“大转变”以来的事态，不仅全党全国都在反思，连之前在反“右倾”斗争中积极追随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也开始醒悟，意识到斯大林路线的错误。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党内上下的思想情绪和政治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人是主张稳健方针的，紧跟斯大林急进冒险政策的在政治局里仅有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少数人，这种情况造成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布哈林主持了《消息报》的工作，并在1936年宪法起草委员会里起着仅次于斯大林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于1934年1～2月召开了联共
(布)十七大。十七大在名义上是一次“没有反对派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与会代表暗地里酝酿着以基洛夫替代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方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会最后投票选举时，基洛夫的选票超过斯大林，多得了300张票左右。负责计票的卡冈诺维奇得到这一结果，大惊失色，立即汇报给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通过瞒天过海的伎俩，捏造两人票数相当的说法，向代表大会做了敷衍交代。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意味着什么，斯大林十分清楚，其领袖地位的动摇、统治权力的削弱使他暗暗盘算着下一步棋局的走向。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暴徒刺杀。这一案件正好成了斯大林棋局可资利用的难得契机。
基洛夫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是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当时正受到全党上下的拥戴，威望正高。刚开过的十七大表明，他是取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众望所归的人物。他的被杀激起了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悲痛和激愤。斯大林恰好利用这一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反对派。首当其冲指向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因为季诺维也夫在基洛夫之前曾担任列宁格勒党组书记，这里有他的手下人。斯大林几乎没经调查，就马上认定刺杀是这个反对派所为。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斯大林认为嫁罪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可以往左牵连托洛茨基派，往右株连布哈林派，这样就可以张开血口，一网打尽主要的反对派。
事态进程正是这样。1934年12月16日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判处党、政、工会和经济界共77人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一个礼拜后，即1月16日，打击矛头直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作为这一凶案的总后台加以审判，这次共19人被判刑，分别为5～10年刑期。季、加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密信断定谋杀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的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的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这一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亲自发信指示，过去的所有反对派包括“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都应成为追查的对象。这时，在基洛夫被杀的调查中有一种官方说法，即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区进行的，借此，斯大林提议掀起清查党证运动。
清查党证运动从1935年5月开始到同年12月结束，这在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
前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在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最初叫法是“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反革命运动”)，后来认定它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有的时候又叫“肃反扩大化”。“大清洗”一称既同苏联惯用的“清洗”、“清党”有机联系着，又切实反映了这次运动的特点，即是一次大规模清洗、总清洗，包含着对党内党外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全面清洗。
大清洗运动前的政治局势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是由此前10来年间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危机造成的。说具体点，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由于斯大林发动了工业化“大跃进”、集体化运动和政治、经济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大转变”，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斯大林的统治危机，斯大林为巩固其领袖地位和统治权力，不惜流血进行了这次大清洗。
斯大林1922年4月担任总书记，从1924年列宁逝世到1929年，他发起了3次大的党内斗争：先是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接着是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后来又发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的所谓“右倾集团”的运动，这3次党内斗争从上到下打击了一大批干部和党员群众。
按照联共(布)十五大决议，本来要用两三个5年计划的时间来实现集体化，斯大林一跃而提前到1～2年就完成了。他推行集体化是通过大搞阶级斗争、用“消灭富农”为动力的办法来进行的。所谓“富农”，其实大部分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富裕起来的一般农民。所谓“消灭富农”，就是把这些农民的财产全部没收，将其扫地出门，大部分农民被驱赶到边远地区或特别居民点去，少部分被关押甚至枪毙。在驱赶过程中，老弱病残和不堪冻饿者大批死于途中，其惨象目不忍睹。这样的集体化使苏联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据1934年间苏联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在集体化“骑兵进军”期间死掉了全国3300万匹马的50％以上，宰杀或死掉了7000万头牛、2600万头猪以及14600万只羊中的2／3。经过这一灾难，直到25年以后，苏联所拥有的牲畜总数仍然少于“大转变”和集体化以前的1928年。
强制集体化造成农业严重歉收，使得苏联在1932～1933年间发生了大饥荒。荒年里饥民颠簸流离，饿殍遍野。据目前普遍说法，这次大饥荒造成直接饿死和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百万之众，一本中学生历史读本提供的数字是在1000万～1500万人之间。农村如此，城市也实行粮食定量，百物奇缺，供应十分紧张。面对“大转变”、工业“大跃进”和农业集体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全党上下反应激烈，人们在追问：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谁应该为此负责?“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的井始
对20世纪20年代末“大转变”以来的事态，不仅全党全国都在反思，连之前在反“右倾”斗争中积极追随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也开始醒悟，意识到斯大林路线的错误。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党内上下的思想情绪和政治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人是主张稳健方针的，紧跟斯大林急进冒险政策的在政治局里仅有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少数人，这种情况造成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布哈林主持了《消息报》的工作，并在1936年宪法起草委员会里起着仅次于斯大林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于1934年1～2月召开了联共
(布)十七大。十七大在名义上是一次“没有反对派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与会代表暗地里酝酿着以基洛夫替代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方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会最后投票选举时，基洛夫的选票超过斯大林，多得了300张票左右。负责计票的卡冈诺维奇得到这一结果，大惊失色，立即汇报给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通过瞒天过海的伎俩，捏造两人票数相当的说法，向代表大会做了敷衍交代。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意味着什么，斯大林十分清楚，其领袖地位的动摇、统治权力的削弱使他暗暗盘算着下一步棋局的走向。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暴徒刺杀。这一案件正好成了斯大林棋局可资利用的难得契机。
基洛夫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是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当时正受到全党上下的拥戴，威望正高。刚开过的十七大表明，他是取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众望所归的人物。他的被杀激起了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悲痛和激愤。斯大林恰好利用这一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反对派。首当其冲指向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因为季诺维也夫在基洛夫之前曾担任列宁格勒党组书记，这里有他的手下人。斯大林几乎没经调查，就马上认定刺杀是这个反对派所为。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斯大林认为嫁罪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可以往左牵连托洛茨基派，往右株连布哈林派，这样就可以张开血口，一网打尽主要的反对派。
事态进程正是这样。1934年12月16日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判处党、政、工会和经济界共77人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一个礼拜后，即1月16日，打击矛头直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作为这一凶案的总后台加以审判，这次共19人被判刑，分别为5～10年刑期。季、加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密信断定谋杀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的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的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这一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亲自发信指示，过去的所有反对派包括“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都应成为追查的对象。这时，在基洛夫被杀的调查中有一种官方说法，即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区进行的，借此，斯大林提议掀起清查党证运动。
清查党证运动从1935年5月开始到同年12月结束，这在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