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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有了一个“徐悲鸿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说法或认知。持此说法者，如著有《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的廖静文、著有《徐悲鸿年谱长编》的王震、著有《徐悲鸿》的杨先让等，都是能够在一般读者乃至美术史研究领域中起到较大影响者。
杨先让说：“国歌是他（按：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并通过，我们当学生的为徐悲鸿高兴。”[1]他的这一说法虽然未注明出处，不知以何为依据，但表述得简短而肯定。
王震说：“（1949年）9月26日（八月初五日）毛泽东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首激发爱国情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国歌。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国歌问题讨论会，徐先生正式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周恩来同志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并被通过（据《新民晚报》）。”[2]在《徐悲鸿年谱长编》绝大多数条目未注明出处的情形下，这条注明出自《新民晚报》的内容虽然缺少年、月、日等必要信息，但毕竟算是个线索。笔者据此遍查1949年9月26日至10月中旬之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民报晚刊》、重庆《新民晚报》以及北京《新民报》，发现相关报道中的重头戏都是重要领导人的各种讲话，艺术家中只有梅兰芳的发言被提及，徐悲鸿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不知王震此条到底是何依据。况且这类内容在当时应该主要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报》等报纸发布，其他报刊的报道大多转自它们或至少与之口径一致。王震将相关内容采录于年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主要依据这几种报纸吗？故此十分令人费解。这可是年谱啊！不知道依据这样的年谱会开展怎样的徐悲鸿研究！
对相关内容着墨最多的是廖静文。她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乃是传记题材，行文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富于故事性，如：
至于国歌呢，尽管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投稿，但却没有一篇尽如人意。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召开了，议程中有通过国旗、国徽、国歌的条款，挑选工作不能再延迟。为此，毛主席亲自召集了二十多人的讨论会，希望共同商议确定。
悲鸿去参加讨论国歌以前，便对我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呢？”我说，“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
“这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一七九二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只歌曲开进巴黎。后来，便被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接着，悲鸿向我介绍了《马赛曲》的歌词……
于是，在毛主席召集的讨论会上，悲鸿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他认为这只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走到大街上，听见身后有人用口哨吹着这支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说明这支歌曲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接著大家都纷纷发言表示赞成，最后毛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
不久，《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便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了。[3]
实际上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商定的真实情况，近二三十年以来陆续有人写过研究文章，不过其中影响力更大的还是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由中央档案馆整理、编辑的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4]（以下简称《档案》）。该书披露了关于该项工作的全部160份档案材料，大致可以将相关事实讲清楚——在历史研究中，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和真实性毋庸赘言。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该书出版之后的十多年间，相关谬误依然盛行，毫无更正的意思。
《档案》下卷最后有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诞生过程简述》，我们不妨依据《档案》、附录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对此事和背景事件进行简略梳理。[5]
1949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商定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商定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6月15日，由23个单位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成立大会，并于同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明确了该筹备会主要任务为完成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以保证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21人名单，随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切实推进各项工作，此次会议设立了常委会领导下的六个小组，分头承担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工作。各组人员的构成均兼顾了上述23个单位，其中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组员为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及廖承志，共16人。此次会议也是《档案》开篇头一条，可以看作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讨论的起始。接下来的近三个月是包括第六小组在内的各组工作期。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旗征求条例，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和张奚若等8人）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和郭沫若等5人），并决议这两个初选委员会除由本小组组员参加外，还可聘请专家为委员，同时委托郭沫若、沈雁冰二人初步提出专家名单并提交常委会决定。会议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负责草拟。
7月14日，经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批准，第六小组拟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自该日起连续刊登于《人民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征集截止日期为8月20日，意味着征集时间历时月余。
杨先让说：“国歌是他（按：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并通过，我们当学生的为徐悲鸿高兴。”[1]他的这一说法虽然未注明出处，不知以何为依据，但表述得简短而肯定。
王震说：“（1949年）9月26日（八月初五日）毛泽东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首激发爱国情感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国歌。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国歌问题讨论会，徐先生正式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周恩来同志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建议，立即表示支持并被通过（据《新民晚报》）。”[2]在《徐悲鸿年谱长编》绝大多数条目未注明出处的情形下，这条注明出自《新民晚报》的内容虽然缺少年、月、日等必要信息，但毕竟算是个线索。笔者据此遍查1949年9月26日至10月中旬之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民报晚刊》、重庆《新民晚报》以及北京《新民报》，发现相关报道中的重头戏都是重要领导人的各种讲话，艺术家中只有梅兰芳的发言被提及，徐悲鸿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不知王震此条到底是何依据。况且这类内容在当时应该主要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报》等报纸发布，其他报刊的报道大多转自它们或至少与之口径一致。王震将相关内容采录于年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主要依据这几种报纸吗？故此十分令人费解。这可是年谱啊！不知道依据这样的年谱会开展怎样的徐悲鸿研究！
对相关内容着墨最多的是廖静文。她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乃是传记题材，行文采用的是对话形式，富于故事性，如：
至于国歌呢，尽管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投稿，但却没有一篇尽如人意。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召开了，议程中有通过国旗、国徽、国歌的条款，挑选工作不能再延迟。为此，毛主席亲自召集了二十多人的讨论会，希望共同商议确定。
悲鸿去参加讨论国歌以前，便对我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呢？”我说，“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
“这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莱茵军进行曲》。一七九二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只歌曲开进巴黎。后来，便被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接着，悲鸿向我介绍了《马赛曲》的歌词……
于是，在毛主席召集的讨论会上，悲鸿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他认为这只歌曲很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节奏鲜明。建筑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走到大街上，听见身后有人用口哨吹着这支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说明这支歌曲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接著大家都纷纷发言表示赞成，最后毛主席综合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
不久，《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便在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了。[3]
实际上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商定的真实情况，近二三十年以来陆续有人写过研究文章，不过其中影响力更大的还是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由中央档案馆整理、编辑的两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4]（以下简称《档案》）。该书披露了关于该项工作的全部160份档案材料，大致可以将相关事实讲清楚——在历史研究中，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和真实性毋庸赘言。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该书出版之后的十多年间，相关谬误依然盛行，毫无更正的意思。
《档案》下卷最后有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诞生过程简述》，我们不妨依据《档案》、附录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对此事和背景事件进行简略梳理。[5]
1949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南海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商定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商定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
6月15日，由23个单位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成立大会，并于同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明确了该筹备会主要任务为完成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以保证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21人名单，随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切实推进各项工作，此次会议设立了常委会领导下的六个小组，分头承担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工作。各组人员的构成均兼顾了上述23个单位，其中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组员为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及廖承志，共16人。此次会议也是《档案》开篇头一条，可以看作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讨论的起始。接下来的近三个月是包括第六小组在内的各组工作期。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拟定了国旗、国徽、国旗征求条例，设立了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和张奚若等8人）和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成员包括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和郭沫若等5人），并决议这两个初选委员会除由本小组组员参加外，还可聘请专家为委员，同时委托郭沫若、沈雁冰二人初步提出专家名单并提交常委会决定。会议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负责草拟。
7月14日，经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批准，第六小组拟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自该日起连续刊登于《人民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征集截止日期为8月20日，意味着征集时间历时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