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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七年”散文作为“十七年”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必然存在，有其重要的价值所在。长期以来，人们对“十七年”散文的认识大都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的考察，并大都流于“时文”的结论。本论文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的整体视野，阐述其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贡献。
关键词：十七年； 散文；文学史；价值
对“十七年”散文创作进行文学史的价值认定时，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的整体视野中，才有可能有一个相对科学理性的判断。我们将“十七年”散文文本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散文文本放在一起比较，不难发现，“十七年”散文创作的文学史价值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和坚守、对当代散文审美空间的拓展，这也应当是“十七年”散文创作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基本贡献。
价值之一：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
在西方，启蒙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即人自己对自身进行改变以摆脱盲从的蒙昧状态的进程。在中国，“启蒙”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化现象是始于晚清的，这一点陈子展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已有论及。从近代到“五四”，中国的启蒙主义发展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进入“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的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成为了中国文学“启蒙”叙事的重要主题。难能可贵的是，“十七年”散文创作者们在话语言说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面向人民大众“启蒙”的姿态，尽管这一“启蒙”话语的表达略带温情。
“十七年”大众启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科学精神的养成。“十七年”是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组织模式、家庭伦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意识”，其转型却显得相对迟缓。鬼神观念和神秘主义思想，在提倡唯物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中，被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观念，而成为启蒙所要努力改变的状态。东方槊的《送灶·蟑螂·拜物教》对旧社会里“送灶神”、把蟑螂当作“灶马儿”来膜拜的拜物教的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作者认为，“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与怕蟑螂的人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要“以科学的力量”打碎这种“思想上的迷信枷锁”。[1]二是关于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问题。郭小川的《论“听话”》认为鲁迅曾经讲过的教育的两种偏颇：“任其践扈，一点也不管”和“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这种传统“决不会那么一下子就轻易地消失”，并且在当下的社会中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接着，他又指出了当时社会普遍性的教育偏颇一一教育青年“听话”，并认为这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十分有害的，“让孩子和青年失去了创造性和科学态度”。[2]巴金的《“救救孩子”》、李泗（李克因）《“童心”可贵》等等，都对当时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三是关于情感的启蒙。“十七年”时期，情感启蒙是多指向的。这种情感即包括“大情感”，如爱国情感、阶级情感等，同时也包括个人性的“小情感”，诸如爱情和友情。表现前者的散文多如牛毛，自不待言。但是个人性的“小情感”在当时也并未“湮灭”，而这恰恰是启蒙的价值所在。黄秋耘的《谈谈“爱情”》坚持了对爱情的启蒙立场：“真正的爱情是用整个生命去爱，是用整个灵魂去探索和追求，它决不可能是那么冷冰冰的”。她认为，“不错，今天人们生活的中心是劳动，是对自然界的斗争和阶级斗争。但，人的生活毕竟是多方面的”，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美好些”，而这种美好应该“包括着爱情和家庭的幸福”。[3]四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改革。启蒙所进行的“思想塑形”，最终要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得到落实，即要达到人主观上的自觉。“十七年”散文的启蒙策略同样试图在生活方式上寻求改革和突破。李欣的《论自觉》就认为，自觉是十分必要的，“个人如不自觉，就免不了犯错误；人民群众如无自觉，就难以组织起来，坚持下去；革命政党如失掉自觉，也有犯严重错误或遭受失败的危险”。[4]再比如，提倡“艰苦”、“节约”，反对“浪费”。1956年，曾经围绕“有啥吃啥”，展开过一场关于“艰苦”和“浪费”的讨论。余一（巴金）的《论“有啥吃啥”》、《“艰苦”和“浪费”》、省三的《也论“有啥吃啥”》、唐鼓的《另一种“有啥吃啥”》等杂文，都是围绕物质贫乏时代人要如何在生活中反对“奢靡”，过“艰苦”的生活。
价值之二：对当代散文审美空间的拓展
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十七年”散文的整体风格时，基本都陷入“诗化”散文“意境”营造的窠臼和“形散神不散”的理论范式束缚。但事实上，“十七年”的散文创作有着其丰富的审美空间，并参与了当代散文审美体系的建构。
一是向“乡村”空间的深度掘进。“十七年”散文创作中，乡村空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尤其是对土地、荒野、村落的叙述，体现了空间的政治性，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追求。首先是在新旧对比中展现农村的优越性。在他们笔下，旧的乡土充满罪恶，而新的乡土却是一片新天地和幸福的世界。韩北屏的《丽日南天》写的正是这样的新旧对比“南方呵，这是阳光的故乡，山河秀丽，土地丰饶。然而，这些条件并非现在才有，过去象珍珠被尘土掩盖，藉淡无光；富庶的地方徘個着贫困的幽灵，一切财富流向地主，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者的荷包。真正使土地翻身，使人民翻身，使秀丽的河山重新皎洁的，是在这个光辉的十年中。”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柳青《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刘白羽《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等。二是新的乡土伦理价值的建构。在现代——民族國家的重建以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乡土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这一改造的过程，就是通过团队组织和科学技术，使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并在组织的过程中重塑乡土的伦理价值。因而在“十七年”散文中，我们可以阅读到许多对于艰苦奋斗、互助协作等集体性价值的言说，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传统的民间习俗、观念、亲缘、伦理关系都转化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价值。正如论者所言，这正是“通过将个人甚至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将农民从“以血缘和本地土绅为基础的非正式地方权力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5]。如柳青《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中对宋志让这一需要进行改造的农民的描写。三是对“农村空间”的认同式理解成为知识分子反思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对于乡土的改造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情结，而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和知识分子的这一情结是共通的。由此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的使命和角色进行反思。实际上，对于农村的文学想象，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内心的现代性想象。而在“农村空间”内，知识分子与政治主体间能够共享这一现代性想象的图景，并且这一图景统辖和把控了“十七年”散文对于农村的书写。例如沈从文的《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中，对于“乡下人”的重新发现和对自己因疏离而形成的“蛀米虫”的身份的反思，可以清晰地见出知识分子此时对于自身原来所持有的偏见的“罪恶感”。 二是“场景经典化”的城市空间叙事。“十七年”散文的城市叙事表达了一种现代性体验，具体来说，是真切地体验到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成果，这种体验大都从广场、工厂、公园、北京等四个经典而具象的城市空间叙事中得以体现。以广场为例，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空间形式，广场首先是表现政治理想的空间，尤其是天安门广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新中国成立的见证空间，也是社会主义中国表达理想和追求的政治空间，多次展演了不同时段的国家—民族—革命的历史活剧。“十七年”散文真实地记录了天安门广场在新中国初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杨刚《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其次，广场是全民狂欢的空间。广场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原本就是城市人群聚集的自由场所，正如巴赫金指出，广场空间是全民性和狂欢性质的自由空间。“十七年”散文也表现了广场空间的全民性和狂欢性，如杜鹏程《海与焰火》。最后，广场是社会的象征空间，“十七年”散文很少孤立地描绘广场空间的空旷，而是把广场与人的活动紧密结合，以人的活动表现广场的社会内涵，如黄钢在《拉萨早上八点钟》侧重表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
三是全球化想象下的异域空间叙事。所谓“全球想象”，它体现的是“十七年”作家对世界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其中心观点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是属于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6]这种“全球想象”在“十七年”作家思想中根深蒂固，并且影响和支配了“十七年”散文的異域空间叙事。其一是表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自主性。地理空间是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的基础，因此，抗美援朝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捍卫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空间的战争。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作品。其二是表现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与反抗。“十七年”散文把拉美地区作为殖民地的典型代表，如周而复《印第安人》讲述拉美印第安人的苦难，以具体空间场面再现了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同时，“十七年”散文也述了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以空间总体化方法概括了殖民地的革命状况，揭示了殖民地的复兴希望。其三是表现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想象和认同。这一方面的创作主要体现在访苏游记的系列作品之中。建国之初，中国与苏联在政治理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对新生的中共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知识分子赴苏联考察、学习、交流，并创作了许多访苏游记。这些游记中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想象和自觉认同。例如田汉的《访苏书简》、唐弢的《英雄城手记》等。
参考文献：
[1]东方槊，送灶·蟑螂·拜物教[N].文汇报，1963.1.19
[2]郭小川，论‘听话’[M].针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
[3]黄秋耘，谈谈‘爱情’[M].陈荒煤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4]李欣，论自觉[M].陈荒煤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5]阎云翔，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56
[6]周而复. 印第安人[M].散文特写选·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关键词：十七年； 散文；文学史；价值
对“十七年”散文创作进行文学史的价值认定时，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的整体视野中，才有可能有一个相对科学理性的判断。我们将“十七年”散文文本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散文文本放在一起比较，不难发现，“十七年”散文创作的文学史价值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五四”启蒙精神的传承和坚守、对当代散文审美空间的拓展，这也应当是“十七年”散文创作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基本贡献。
价值之一：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
在西方，启蒙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即人自己对自身进行改变以摆脱盲从的蒙昧状态的进程。在中国，“启蒙”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化现象是始于晚清的，这一点陈子展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已有论及。从近代到“五四”，中国的启蒙主义发展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进入“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的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成为了中国文学“启蒙”叙事的重要主题。难能可贵的是，“十七年”散文创作者们在话语言说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面向人民大众“启蒙”的姿态，尽管这一“启蒙”话语的表达略带温情。
“十七年”大众启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科学精神的养成。“十七年”是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组织模式、家庭伦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意识”，其转型却显得相对迟缓。鬼神观念和神秘主义思想，在提倡唯物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中，被认为是落后的、愚昧的观念，而成为启蒙所要努力改变的状态。东方槊的《送灶·蟑螂·拜物教》对旧社会里“送灶神”、把蟑螂当作“灶马儿”来膜拜的拜物教的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作者认为，“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与怕蟑螂的人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要“以科学的力量”打碎这种“思想上的迷信枷锁”。[1]二是关于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问题。郭小川的《论“听话”》认为鲁迅曾经讲过的教育的两种偏颇：“任其践扈，一点也不管”和“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这种传统“决不会那么一下子就轻易地消失”，并且在当下的社会中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接着，他又指出了当时社会普遍性的教育偏颇一一教育青年“听话”，并认为这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十分有害的，“让孩子和青年失去了创造性和科学态度”。[2]巴金的《“救救孩子”》、李泗（李克因）《“童心”可贵》等等，都对当时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三是关于情感的启蒙。“十七年”时期，情感启蒙是多指向的。这种情感即包括“大情感”，如爱国情感、阶级情感等，同时也包括个人性的“小情感”，诸如爱情和友情。表现前者的散文多如牛毛，自不待言。但是个人性的“小情感”在当时也并未“湮灭”，而这恰恰是启蒙的价值所在。黄秋耘的《谈谈“爱情”》坚持了对爱情的启蒙立场：“真正的爱情是用整个生命去爱，是用整个灵魂去探索和追求，它决不可能是那么冷冰冰的”。她认为，“不错，今天人们生活的中心是劳动，是对自然界的斗争和阶级斗争。但，人的生活毕竟是多方面的”，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美好些”，而这种美好应该“包括着爱情和家庭的幸福”。[3]四是关于生活方式的改革。启蒙所进行的“思想塑形”，最终要在人的行为方式上得到落实，即要达到人主观上的自觉。“十七年”散文的启蒙策略同样试图在生活方式上寻求改革和突破。李欣的《论自觉》就认为，自觉是十分必要的，“个人如不自觉，就免不了犯错误；人民群众如无自觉，就难以组织起来，坚持下去；革命政党如失掉自觉，也有犯严重错误或遭受失败的危险”。[4]再比如，提倡“艰苦”、“节约”，反对“浪费”。1956年，曾经围绕“有啥吃啥”，展开过一场关于“艰苦”和“浪费”的讨论。余一（巴金）的《论“有啥吃啥”》、《“艰苦”和“浪费”》、省三的《也论“有啥吃啥”》、唐鼓的《另一种“有啥吃啥”》等杂文，都是围绕物质贫乏时代人要如何在生活中反对“奢靡”，过“艰苦”的生活。
价值之二：对当代散文审美空间的拓展
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十七年”散文的整体风格时，基本都陷入“诗化”散文“意境”营造的窠臼和“形散神不散”的理论范式束缚。但事实上，“十七年”的散文创作有着其丰富的审美空间，并参与了当代散文审美体系的建构。
一是向“乡村”空间的深度掘进。“十七年”散文创作中，乡村空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尤其是对土地、荒野、村落的叙述，体现了空间的政治性，以及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追求。首先是在新旧对比中展现农村的优越性。在他们笔下，旧的乡土充满罪恶，而新的乡土却是一片新天地和幸福的世界。韩北屏的《丽日南天》写的正是这样的新旧对比“南方呵，这是阳光的故乡，山河秀丽，土地丰饶。然而，这些条件并非现在才有，过去象珍珠被尘土掩盖，藉淡无光；富庶的地方徘個着贫困的幽灵，一切财富流向地主，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者的荷包。真正使土地翻身，使人民翻身，使秀丽的河山重新皎洁的，是在这个光辉的十年中。”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柳青《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刘白羽《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等。二是新的乡土伦理价值的建构。在现代——民族國家的重建以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乡土开始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这一改造的过程，就是通过团队组织和科学技术，使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并在组织的过程中重塑乡土的伦理价值。因而在“十七年”散文中，我们可以阅读到许多对于艰苦奋斗、互助协作等集体性价值的言说，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传统的民间习俗、观念、亲缘、伦理关系都转化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价值。正如论者所言，这正是“通过将个人甚至家庭卷入国家政治的方式”，将农民从“以血缘和本地土绅为基础的非正式地方权力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5]。如柳青《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中对宋志让这一需要进行改造的农民的描写。三是对“农村空间”的认同式理解成为知识分子反思的重要方式。实际上，对于乡土的改造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情结，而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和知识分子的这一情结是共通的。由此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的使命和角色进行反思。实际上，对于农村的文学想象，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内心的现代性想象。而在“农村空间”内，知识分子与政治主体间能够共享这一现代性想象的图景，并且这一图景统辖和把控了“十七年”散文对于农村的书写。例如沈从文的《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中，对于“乡下人”的重新发现和对自己因疏离而形成的“蛀米虫”的身份的反思，可以清晰地见出知识分子此时对于自身原来所持有的偏见的“罪恶感”。 二是“场景经典化”的城市空间叙事。“十七年”散文的城市叙事表达了一种现代性体验，具体来说，是真切地体验到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成果，这种体验大都从广场、工厂、公园、北京等四个经典而具象的城市空间叙事中得以体现。以广场为例，作为一种重要的城市空间形式，广场首先是表现政治理想的空间，尤其是天安门广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新中国成立的见证空间，也是社会主义中国表达理想和追求的政治空间，多次展演了不同时段的国家—民族—革命的历史活剧。“十七年”散文真实地记录了天安门广场在新中国初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杨刚《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其次，广场是全民狂欢的空间。广场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原本就是城市人群聚集的自由场所，正如巴赫金指出，广场空间是全民性和狂欢性质的自由空间。“十七年”散文也表现了广场空间的全民性和狂欢性，如杜鹏程《海与焰火》。最后，广场是社会的象征空间，“十七年”散文很少孤立地描绘广场空间的空旷，而是把广场与人的活动紧密结合，以人的活动表现广场的社会内涵，如黄钢在《拉萨早上八点钟》侧重表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
三是全球化想象下的异域空间叙事。所谓“全球想象”，它体现的是“十七年”作家对世界的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其中心观点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是属于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6]这种“全球想象”在“十七年”作家思想中根深蒂固，并且影响和支配了“十七年”散文的異域空间叙事。其一是表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空间自主性。地理空间是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的基础，因此，抗美援朝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捍卫现代民族国家生存空间的战争。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作品。其二是表现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与反抗。“十七年”散文把拉美地区作为殖民地的典型代表，如周而复《印第安人》讲述拉美印第安人的苦难，以具体空间场面再现了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同时，“十七年”散文也述了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以空间总体化方法概括了殖民地的革命状况，揭示了殖民地的复兴希望。其三是表现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想象和认同。这一方面的创作主要体现在访苏游记的系列作品之中。建国之初，中国与苏联在政治理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对新生的中共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知识分子赴苏联考察、学习、交流，并创作了许多访苏游记。这些游记中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想象和自觉认同。例如田汉的《访苏书简》、唐弢的《英雄城手记》等。
参考文献：
[1]东方槊，送灶·蟑螂·拜物教[N].文汇报，1963.1.19
[2]郭小川，论‘听话’[M].针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
[3]黄秋耘，谈谈‘爱情’[M].陈荒煤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4]李欣，论自觉[M].陈荒煤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5]阎云翔，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256
[6]周而复. 印第安人[M].散文特写选·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