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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解构”一词自80年代末期进入我国，人们总是对它产生望文生义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评介西方解构思潮的一些基本思想，以澄清对这一语词的误读。
关键词：解构；原意阐释；误读。
“解构”一词自80年代末期进入我国，便频频出现在各种新潮的理论文章中，但人们总是对它产生望文生义的解释，即：暴力拆解，甚至摧毁某物。因此它常被一些思想过激的作者用来表达类似的感情。这种理解与解构理论奠基人J·德里达对此名词所作的各种论述相去甚远。本文试图通过评介西方解构思潮的一些基本思想，以澄清对这一语词的误读。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1968年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造成的社会生活转向，是导致法国思想界、学术界由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的重要契机。这次学生运动虽然被压制，但学生运动的失败使法国知识界看到西方现行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体系的牢固，转而引起一种对系统性、结构性概念的普遍厌恶，解构主义应运而生。正如特雷·伊格尔顿说的："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1]（P206）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现存语言体系实际上是现存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延伸，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破坏达到对于传统成规的解构。
“解构”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意谓消解结构。它的词源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选用的Destruktion一词有关，但海德格尔使用这个词已偏离"破坏"、"摧毁"之类的本义，更多指"分解"，即把一个完整的结构拆解得四分五裂。德里达本人不用法语中现成的Destruktion，而是另拟一个新词Desconstruction来承传海德格尔的类似概念。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书写学》、《语言与现象》、《书写与歧异》三部重要著作，而成为法国哲学界最受注意的人物，这三本书也成为解构理论的奠基石，开始了解构思维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解构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知识界迅速产生震荡，影响波及哲学、神学等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然而，解构思维一经产生就被误读了。应该说，这种解构思维在本质上与当时激进主义的学生思潮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它也是反抗资本主义权威的一种思想，但它的
基础却不是当时激进主义那种二元对立模式，相反，它的反对目标恰恰就是那种以一元消灭另一元的抗争，和只承认一个中心的革命行动。拆解二元对立决不意味着要用另外一种来取而代之，而是要解除任何中心的存在，与之同时到来的结果是差异的被抹平和价值的不确定性，原来的等级序列被转换为平等的互补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从对逻格斯中心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开始的。逻格斯在希腊文中既指语词，又是哲学用语，表示本原性的或终极的真理，在西方传统中也经常指通过"人子"予以体现的上帝的智慧。德里达认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是一种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即总是把真理的本原归结于逻格斯。德里达把结构主义也归为一种逻格斯中心主义。"解构"的目的最终是全面转换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旧传统。德里达认为，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企图是建立在诸如善/恶、肯定/否定、本质/意外这一类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之上的。他说："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的只有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诸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踞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2]（P374）解构语言的目的对于解构主义者是十分明确的，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拼音文字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血肉相连的，是互为因果的。虽然经过索绪尔的努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符号系统争取到语言学的独立和类科学性，但其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格斯中心论的翻版，而拼音文字相对于东方的象形文字要更受语法的逻辑思维的僵化的压制。语音中心是对自由的"踪迹运动"的压制，后者是语言的共性和本质。解构主义认为多元、歧异、常变和运动是宇宙万物所遵循的规律，因此一个中心的绝对控制，和将诸多矛盾看成一对对的对抗的二元是神学的遗迹，也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大消灭小，强消灭弱，革新消灭传统，如此类推，都是依据中心的旨意，以它的旨意为绝对真理。解构理论认为，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由于歧异是一种积极的运转的能，使万物不断更新，它不应受一个中心意旨的压制。这些都是解构主义不同于它同时代激进主义之处，当时西方激进思潮带动了学生运动，反对资本主义教育权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心论与二元对抗是一切形而上思维的基石，青年学生的造反思想和行为如果没有这种深刻的哲学醒悟，其反抗权威的行动并不能使历史向前推进，而可能使历史以错误的新面目出现。因此，解构主义绝不是一个绝对主义者，它反抗绝对权威，绝对一个中心，绝对二元对抗，是要在歧异的大运转，即所谓的"游戏"中使一切因素参加进来，并非是要以暴力扫除一切结构。
具体到我国文学对解构主义的接受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它的误读中接受的。我们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经过了伤痕、反思两个文学思潮，它们都建立在一种对大写的"人"的建构上，但在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多元文化的确立，大写的"人"也便在这种多元性中走向解体。然而，由于多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载道"惯性，文学创作中那种极端政治中心化的倾向仍然存在，作家们仍沉浸在"我们"--阶级、民族、群体--的代言人身份中，在这种从声合唱中，已然成熟的个体话语很难找到自己的声音，他们仍在煞费苦心地将意识形态编织成滞重、呆板的故事，这种载道观念慢慢地使人感到厌倦。于是，围绕着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当代中国小说展开了多元的探索，出现了两股看上去截然相反的趋势试图打破旧有的小说模式，一股是横向的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派，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稍后出现的先锋小说思潮为代表，一种是纵向的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寻根思潮和稍后出现的以王朔为代表的"另类"新写实。这两股趋势在文化心理上都很契合西方的解构思维，在西方解构文本的大量译介中，中国的文化领域也便产生了一股反中心、反神圣、反价值的解构思潮，但这种解构也只是停留在一种暴力的拆解上，如先锋小说、王朔的小说，无论是文本观念、小说观念还是价值观念上，它们都缺少一个在解构基础上的真正的建构，作家只是热衷于摧毁一切的快意，并不在乎或者无力进行一种模式的建构。
解构主义在上世纪下半辐射到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在它影响下诞生了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文化、女权主义、解构文学理论等新的思潮，所以它是20世纪下半影响最大的人文思维之一。在今天，如果能达到对解构主义的真正理解，尊重歧异的存在，意识到文化多元的重要，这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大国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的价值多元性，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独立的一极，也只有对一种真正的解构思维表示宽容，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多元文化才能真正进入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英）特雷·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法）德里达：《哲学的边缘》（Ｍ）．转引《文学批评术语词典》［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关键词：解构；原意阐释；误读。
“解构”一词自80年代末期进入我国，便频频出现在各种新潮的理论文章中，但人们总是对它产生望文生义的解释，即：暴力拆解，甚至摧毁某物。因此它常被一些思想过激的作者用来表达类似的感情。这种理解与解构理论奠基人J·德里达对此名词所作的各种论述相去甚远。本文试图通过评介西方解构思潮的一些基本思想，以澄清对这一语词的误读。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1968年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造成的社会生活转向，是导致法国思想界、学术界由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的重要契机。这次学生运动虽然被压制，但学生运动的失败使法国知识界看到西方现行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体系的牢固，转而引起一种对系统性、结构性概念的普遍厌恶，解构主义应运而生。正如特雷·伊格尔顿说的："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1]（P206）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现存语言体系实际上是现存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延伸，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破坏达到对于传统成规的解构。
“解构”是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意谓消解结构。它的词源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选用的Destruktion一词有关，但海德格尔使用这个词已偏离"破坏"、"摧毁"之类的本义，更多指"分解"，即把一个完整的结构拆解得四分五裂。德里达本人不用法语中现成的Destruktion，而是另拟一个新词Desconstruction来承传海德格尔的类似概念。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书写学》、《语言与现象》、《书写与歧异》三部重要著作，而成为法国哲学界最受注意的人物，这三本书也成为解构理论的奠基石，开始了解构思维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解构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知识界迅速产生震荡，影响波及哲学、神学等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然而，解构思维一经产生就被误读了。应该说，这种解构思维在本质上与当时激进主义的学生思潮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它也是反抗资本主义权威的一种思想，但它的
基础却不是当时激进主义那种二元对立模式，相反，它的反对目标恰恰就是那种以一元消灭另一元的抗争，和只承认一个中心的革命行动。拆解二元对立决不意味着要用另外一种来取而代之，而是要解除任何中心的存在，与之同时到来的结果是差异的被抹平和价值的不确定性，原来的等级序列被转换为平等的互补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从对逻格斯中心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开始的。逻格斯在希腊文中既指语词，又是哲学用语，表示本原性的或终极的真理，在西方传统中也经常指通过"人子"予以体现的上帝的智慧。德里达认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是一种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即总是把真理的本原归结于逻格斯。德里达把结构主义也归为一种逻格斯中心主义。"解构"的目的最终是全面转换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旧传统。德里达认为，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企图是建立在诸如善/恶、肯定/否定、本质/意外这一类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之上的。他说："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的只有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诸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踞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2]（P374）解构语言的目的对于解构主义者是十分明确的，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拼音文字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血肉相连的，是互为因果的。虽然经过索绪尔的努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符号系统争取到语言学的独立和类科学性，但其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格斯中心论的翻版，而拼音文字相对于东方的象形文字要更受语法的逻辑思维的僵化的压制。语音中心是对自由的"踪迹运动"的压制，后者是语言的共性和本质。解构主义认为多元、歧异、常变和运动是宇宙万物所遵循的规律，因此一个中心的绝对控制，和将诸多矛盾看成一对对的对抗的二元是神学的遗迹，也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大消灭小，强消灭弱，革新消灭传统，如此类推，都是依据中心的旨意，以它的旨意为绝对真理。解构理论认为，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由于歧异是一种积极的运转的能，使万物不断更新，它不应受一个中心意旨的压制。这些都是解构主义不同于它同时代激进主义之处，当时西方激进思潮带动了学生运动，反对资本主义教育权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心论与二元对抗是一切形而上思维的基石，青年学生的造反思想和行为如果没有这种深刻的哲学醒悟，其反抗权威的行动并不能使历史向前推进，而可能使历史以错误的新面目出现。因此，解构主义绝不是一个绝对主义者，它反抗绝对权威，绝对一个中心，绝对二元对抗，是要在歧异的大运转，即所谓的"游戏"中使一切因素参加进来，并非是要以暴力扫除一切结构。
具体到我国文学对解构主义的接受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它的误读中接受的。我们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经过了伤痕、反思两个文学思潮，它们都建立在一种对大写的"人"的建构上，但在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多元文化的确立，大写的"人"也便在这种多元性中走向解体。然而，由于多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载道"惯性，文学创作中那种极端政治中心化的倾向仍然存在，作家们仍沉浸在"我们"--阶级、民族、群体--的代言人身份中，在这种从声合唱中，已然成熟的个体话语很难找到自己的声音，他们仍在煞费苦心地将意识形态编织成滞重、呆板的故事，这种载道观念慢慢地使人感到厌倦。于是，围绕着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当代中国小说展开了多元的探索，出现了两股看上去截然相反的趋势试图打破旧有的小说模式，一股是横向的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派，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稍后出现的先锋小说思潮为代表，一种是纵向的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寻根思潮和稍后出现的以王朔为代表的"另类"新写实。这两股趋势在文化心理上都很契合西方的解构思维，在西方解构文本的大量译介中，中国的文化领域也便产生了一股反中心、反神圣、反价值的解构思潮，但这种解构也只是停留在一种暴力的拆解上，如先锋小说、王朔的小说，无论是文本观念、小说观念还是价值观念上，它们都缺少一个在解构基础上的真正的建构，作家只是热衷于摧毁一切的快意，并不在乎或者无力进行一种模式的建构。
解构主义在上世纪下半辐射到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在它影响下诞生了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文化、女权主义、解构文学理论等新的思潮，所以它是20世纪下半影响最大的人文思维之一。在今天，如果能达到对解构主义的真正理解，尊重歧异的存在，意识到文化多元的重要，这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大国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的价值多元性，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完全有可能而且应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独立的一极，也只有对一种真正的解构思维表示宽容，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的多元文化才能真正进入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英）特雷·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法）德里达：《哲学的边缘》（Ｍ）．转引《文学批评术语词典》［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