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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70年代
巅峰时期的
离婚和闹剧之前，
疯癫吉他大师
Pete Green带领下
的Fleetwood
Mac就已经是一场
欢乐的灾难。
Tom Doyle采访了
这位隐居中的
乐队领头人，
听听当事人如何
讲述他们的故事。
1997年4月，在南克罗伊敦的一间客厅里，一个胖乎乎的50岁男子正在把饼干蘸在茶里，一边略显空洞地盯着调成静音的电视机。他的头顶秃了，周围的灰发长到了衣领，他用无比柔软而女性化的手轻轻地与你相握以示欢迎。他似乎是一位温柔的怪人，并没有什么迹象能让人看出过去20多年里他饱受严重精神问题的困扰，这就是Peter Green，Fleetwood Mac最初的领头人和主唱。仅次于同样深受精神问题折磨的Syd Barret，他是摇滚乐史上最神秘也最隐匿的人物之一。
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看一会儿电视，钓一会儿鱼，拿着吉他稍微玩一会儿，或者和他的新乐队Splinter Group一起排练，这还是最近才有的新变化。流浪多年之后，他在两年前与经理人Michelle Reynolds一起搬进了这幢平房，之后慢慢地开始重拾吉他，与后者的兄弟Nigel Watson一起演奏。Green自己承认说，他刚到这里时，精神混沌到“都不能连贯地说出两个字”。
即使是现在，他下垂的双眼也常常让人觉得他神志恍惚，如果脑海中的记忆闪光，他就会开始用语速极快的东伦敦口音说个不停。他似乎是隔着一段奇异的距离观察自己的过去，仿佛是看着一段讲述别人故事的老录像带。接受伦敦精神科治疗几乎20年之后，他不再服用可以导致他一天睡眠超过20小时的药。Peter Green正在全方位地觉醒。
这里依然有—用Mac的贝斯手John McVie的话来说—1967年被John Mayall的 Bluesbreakers开除的“自大混球”的惊鸿一瞥。Fleetwood Mac的前任主唱拥有美丽而流畅的演奏风格，令人心碎的歌声，Green带领刚成立的乐队发行了3张专辑和一系列出色的单曲，包括“Oh Well”“Black Magic Woman”“The Green Manalishi”“Albatross”和最凄美的“Man Of The World”。
1968年的美国演出期间，Green在旧金山初次接触了LSD，他的世界从此被颠覆。“磕了药之后，你只感到纯粹的美好。”他愉快地承认道，“但是药劲一过去……你又觉得，刚才那是怎么回事？你的脑袋感觉都不一样了。用了LSD之后，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大脑。所以这么些年来人们才会渐渐地疯了。”
1969年，据说在慕尼黑的一次特别激烈的幻觉之后，Green开始疏远乐队成员，在一次采访中说想把自己所有的钱都送人。“我用了一点点麦司卡林（仙人球毒碱），”他回忆道，“然后我在幻觉中看到，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们正在挨饿，我就想给他们点钱。但是我没想要捐很多很多钱。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捐了。如果我没嗑药的话，肯定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的。”
第二年，他退出了乐队，1970年5月20日是他最后一次与乐队同台演出。“我很高兴能退出，因为那就像个马戏团，”他这么说道，依然倔强，“一群失业的小丑。”他离队之后，制作了一张糟糕的单飞专辑，名副其实地称作《The End Of The Game》（游戏的终点），继续使用迷幻药和麦司卡林，还当过医院护工和掘墓人，然后在28岁遭受了一次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我大概还记得一些，”他说，皱着眉头专心地想着，“我在街上扔了一摞盘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早就打算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了。我就是有点发疯了，有幻听，很奇怪。”
后来的几年里他接受了密集的精神病治疗，包括电击疗法和强力镇静剂。“太可怕了，镇静剂，”他说，“你感觉都不是自己了，你觉得自己已经变成别人的所有物。他们曾经早早地把我叫醒然后给我吃安眠药片，他们觉得我完全疯了。”
1977年，在与前Fleetwood Mac经理Clifford Davis发生版税纠纷之后，Green因为威胁他人和持有未经注册的枪支入狱。“那不过是个点22口径的靶场来复枪，我连子弹都没有，他们把子弹都收走了。”他解释道，“在旺德斯沃思的布莱克斯顿关了一段时间。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什么都没做。其实没关系，你知道，每天在院子里放一回风。”
然而临近释放，他的个人状态急剧恶化。他在里士满的街上流浪，被人看到顶着乱蓬蓬的头发，脏兮兮的手指甲有6英寸长。“那真是糟透了，”他强调说，“被别人坑了，害得我好惨。人们好像都很鄙视我，很开心地取笑我。我就总是砸东西，药片能用最折磨人的方式把恐惧带到你心里。”
与此同时，Fleetwood Mac迅速跻身百万富翁之列。Green听了《Rumours》，觉得那“不是我喜欢的音乐”，但也承认他对这些昔日好友的成功有些嫉妒。“那种阴影会进入你的心灵，”他轻声坦白道，“John McVie买了游艇，然后还说什么，‘你看Peter现在在哪儿？’我要是跟他说，‘你能买那个游艇，还不得有点感谢我吗？’他会觉得受伤。”
即使在他最黑暗的岁月，Mick Fleetwood也努力与Green保持联系，这位吉他手参与了1979年《Tusk》专辑的录制，但未署名。在我与他会面之后的那些年里，他又录制了几张专辑，一直都在巡演。这么说来，他悲惨的故事有了某种快乐的结局。“（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想改变很多东西。”他轻描淡写地说，用他圆月般的双眼盯着我，“这事不怎么顺利，我会纠正我犯的错误。人们说我的光辉年月里能胜过Eric Clapton。但那都是我自己私人的阴影了。”
他似乎并不太被自己的黑暗所困扰，然而，当他回过头去看着电视机的时候，又再次归于沉默。
巅峰时期的
离婚和闹剧之前，
疯癫吉他大师
Pete Green带领下
的Fleetwood
Mac就已经是一场
欢乐的灾难。
Tom Doyle采访了
这位隐居中的
乐队领头人，
听听当事人如何
讲述他们的故事。
1997年4月，在南克罗伊敦的一间客厅里，一个胖乎乎的50岁男子正在把饼干蘸在茶里，一边略显空洞地盯着调成静音的电视机。他的头顶秃了，周围的灰发长到了衣领，他用无比柔软而女性化的手轻轻地与你相握以示欢迎。他似乎是一位温柔的怪人，并没有什么迹象能让人看出过去20多年里他饱受严重精神问题的困扰，这就是Peter Green，Fleetwood Mac最初的领头人和主唱。仅次于同样深受精神问题折磨的Syd Barret，他是摇滚乐史上最神秘也最隐匿的人物之一。
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看一会儿电视，钓一会儿鱼，拿着吉他稍微玩一会儿，或者和他的新乐队Splinter Group一起排练，这还是最近才有的新变化。流浪多年之后，他在两年前与经理人Michelle Reynolds一起搬进了这幢平房，之后慢慢地开始重拾吉他，与后者的兄弟Nigel Watson一起演奏。Green自己承认说，他刚到这里时，精神混沌到“都不能连贯地说出两个字”。
即使是现在，他下垂的双眼也常常让人觉得他神志恍惚，如果脑海中的记忆闪光，他就会开始用语速极快的东伦敦口音说个不停。他似乎是隔着一段奇异的距离观察自己的过去，仿佛是看着一段讲述别人故事的老录像带。接受伦敦精神科治疗几乎20年之后，他不再服用可以导致他一天睡眠超过20小时的药。Peter Green正在全方位地觉醒。
这里依然有—用Mac的贝斯手John McVie的话来说—1967年被John Mayall的 Bluesbreakers开除的“自大混球”的惊鸿一瞥。Fleetwood Mac的前任主唱拥有美丽而流畅的演奏风格，令人心碎的歌声，Green带领刚成立的乐队发行了3张专辑和一系列出色的单曲，包括“Oh Well”“Black Magic Woman”“The Green Manalishi”“Albatross”和最凄美的“Man Of The World”。
1968年的美国演出期间，Green在旧金山初次接触了LSD，他的世界从此被颠覆。“磕了药之后，你只感到纯粹的美好。”他愉快地承认道，“但是药劲一过去……你又觉得，刚才那是怎么回事？你的脑袋感觉都不一样了。用了LSD之后，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大脑。所以这么些年来人们才会渐渐地疯了。”
1969年，据说在慕尼黑的一次特别激烈的幻觉之后，Green开始疏远乐队成员，在一次采访中说想把自己所有的钱都送人。“我用了一点点麦司卡林（仙人球毒碱），”他回忆道，“然后我在幻觉中看到，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们正在挨饿，我就想给他们点钱。但是我没想要捐很多很多钱。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捐了。如果我没嗑药的话，肯定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的。”
第二年，他退出了乐队，1970年5月20日是他最后一次与乐队同台演出。“我很高兴能退出，因为那就像个马戏团，”他这么说道，依然倔强，“一群失业的小丑。”他离队之后，制作了一张糟糕的单飞专辑，名副其实地称作《The End Of The Game》（游戏的终点），继续使用迷幻药和麦司卡林，还当过医院护工和掘墓人，然后在28岁遭受了一次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我大概还记得一些，”他说，皱着眉头专心地想着，“我在街上扔了一摞盘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早就打算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了。我就是有点发疯了，有幻听，很奇怪。”
后来的几年里他接受了密集的精神病治疗，包括电击疗法和强力镇静剂。“太可怕了，镇静剂，”他说，“你感觉都不是自己了，你觉得自己已经变成别人的所有物。他们曾经早早地把我叫醒然后给我吃安眠药片，他们觉得我完全疯了。”
1977年，在与前Fleetwood Mac经理Clifford Davis发生版税纠纷之后，Green因为威胁他人和持有未经注册的枪支入狱。“那不过是个点22口径的靶场来复枪，我连子弹都没有，他们把子弹都收走了。”他解释道，“在旺德斯沃思的布莱克斯顿关了一段时间。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什么都没做。其实没关系，你知道，每天在院子里放一回风。”
然而临近释放，他的个人状态急剧恶化。他在里士满的街上流浪，被人看到顶着乱蓬蓬的头发，脏兮兮的手指甲有6英寸长。“那真是糟透了，”他强调说，“被别人坑了，害得我好惨。人们好像都很鄙视我，很开心地取笑我。我就总是砸东西，药片能用最折磨人的方式把恐惧带到你心里。”
与此同时，Fleetwood Mac迅速跻身百万富翁之列。Green听了《Rumours》，觉得那“不是我喜欢的音乐”，但也承认他对这些昔日好友的成功有些嫉妒。“那种阴影会进入你的心灵，”他轻声坦白道，“John McVie买了游艇，然后还说什么，‘你看Peter现在在哪儿？’我要是跟他说，‘你能买那个游艇，还不得有点感谢我吗？’他会觉得受伤。”
即使在他最黑暗的岁月，Mick Fleetwood也努力与Green保持联系，这位吉他手参与了1979年《Tusk》专辑的录制，但未署名。在我与他会面之后的那些年里，他又录制了几张专辑，一直都在巡演。这么说来，他悲惨的故事有了某种快乐的结局。“（如果能回到过去，）我想改变很多东西。”他轻描淡写地说，用他圆月般的双眼盯着我，“这事不怎么顺利，我会纠正我犯的错误。人们说我的光辉年月里能胜过Eric Clapton。但那都是我自己私人的阴影了。”
他似乎并不太被自己的黑暗所困扰，然而，当他回过头去看着电视机的时候，又再次归于沉默。